緒論
占全人類約五分之一人口的中華民族，以勤勞、勇敢、富於創造的智慧而聞名於世。五千年文明古國，早就用她創造的火藥、指南針、造紙、活字印刷四大發明，造福全人類。她擁有的增產糧棉的精耕細作技術，預防治療疾病的中醫中藥良方，色、香、味俱全的食品烹調，精美靈巧的絲綢服裝，園林建築、製茶、釀酒、陶瓷、雕塑等傳統工藝，詩、書、禮、樂、歌舞、戲曲、繪畫、書法等燦爛的文化，至今仍在國際上保持其特有的地位。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創造豐富多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就在於她一向重視提高人的素質、培養各種人才的教育事業。遠在二千三百年前，《禮記·學記》（世界上最古老的教育理論著作之一）就有“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學”等記載，這是對中華民族重視教育的優良傳統很好的概括。
（一）
根據中國考古、曆史、教育史學者專家的考證和研究，遠在公元前二千一百年的夏朝時期，已有培育後代習文練武的學校；到公元前一千七百年的商朝，甲骨文單字已有3500—5000個，由學校教給學生。隨著中國古代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文化的不斷發展，由周朝初期的學在官府，到春秋的中後期，民間辦理的私學開始興起，儒家創始人孔子約在公元前五二一年前後，創辦了尼山書院；戰國後期的齊國的“稷下之學”，西漢於公元前一二四年開始辦理太學，隋唐的國子學、天文、律算、醫學到宋、元、明、清的蒙館、私塾、書院，逐步發展成中國封建社會長達兩千多年的古代學校教育體係，它造就了大批古代人才。
封建統治階級把教育放在“教化人民、治理國家”的重要地位。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由於地主階級占有生產資料（土地）的小農自然經濟的影響，教育為了適應社會經濟基礎、政治製度、文化事業發展的需要，古代學校的主要任務，就是為培養具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領的士大夫知識分子。古代大教育家孔丘（公元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年）就主張：庶（人口）、富（經濟）、教（教育）和“足食、足兵、民信”三者為立國之本。
從漢朝以後實行崇儒興學起，古代學校采用的課程教材，主要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整理、編纂的夏、商、周三代文化典籍形成的《詩》、《書》、《禮》、《易》、《春秋》（又叫“五經”）和開設禮、樂、射、禦、書、數“六藝”課程，加上“四書”即《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經過南宋理學大教育家朱熹注釋），就成為古代學校比較流行的教材。這些教材，以傳授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主張，處理君臣、父子、夫妻之間關係為主的倫理道德，作為教學的基本內容。孔子在《禮記·明堂論》中指出：“夏日校，殷日序，周曰庠，學則三者共之，皆可以明人倫也。”至於墨家、法家、道家等百家學說，在春秋戰國時期（特別是墨家），也有一定的影響。以後除去秦朝以法家學說為主外，一般都是儒家學說占著統治地位。
古代學校的教學原則和教學方法，雖然以孔子為代表的大教育家，主張采用啟發誘導、因材施教、循序漸進、學思結合、言傳身教、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等比較符合教育規律的方法，但在封建社會思想禁錮的氣氛中，尤其是到了後期由於科舉製度的影響，多數學校都是采用死記硬背書本不讓獨立思考的注入式的方法。除暫短的秦朝禁止私學外，大多數朝代是實行官學（包括中央和地方官學）與私學並舉，國家考試選拔人才。
社會上倡導尊師重教的良好風尚。二千二百多年前荀子（公元前二九八——前二三八年）提出：“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荀子·大略》）他倡導將師和天、地、君、親並列供奉在一起，成為千家萬戶頂禮膜拜的偶像，延續二千多年。
以漢族為主的中華民族絕大多數學校教育和寺廟宗教活動分開，隻有極少的少數民族，實行宗教與教育合一。學校擺脫宗教的控製和影響，這是中國古代學校的優良傳統。
重男輕女，婦女長時期被排斥在學校大門之外，唯獨唐朝武則天女皇提倡男女皆可入學，有學問的女子也可以考狀元，可惜這在封建時代僅是曇花一現。
學校的教學活動往往圍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死讀硬背書本為中心，脫離社會實際，脫離生產勞動，脫離人民，盛行著“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之風。古代學校雖然也有天文、律算、醫學等專科教育，但在生產力發展緩慢甚至停滯的封建社會中，由於受到科舉製度的桎梏，專科教育不能發展，反而被排斥在官學之外。
總之，上述中國古代學校的特點中，既有可批判地繼承和發揚的中華民族優良文化傳統的積極因素，這是造就中國古代文明、始終延綿不斷，在世界上放出輝煌光彩的一個原因；又有阻礙社會進步，使封建小農自然經濟長期停滯不前、商品經濟難於發展的消極因素。在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即明、清兩朝，這種消極因素越來越為嚴重。這是造成中國經濟和科技文化水平停滯不前，以致落後世界二、三百年的重要原因。
（二）
自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後，使中國古老而保守的封建帝國，逐步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化。帝國主義伴隨著對華的軍事、政治、經濟侵略而進行文化侵略，它們在中國開辦教堂、學校、醫院、報刊雜誌。一八七一年，美國教會首先在武昌辦理文華學堂，接著，英、德、法、俄、日等國教會，都在中國辦有大、中、小學校。一九○○年“八國聯軍”鎮壓了中國的義和團運動，還得到清政府的“庚子賠款”白銀4.5億兩，分三十九年還清，本息合計9.8億兩白銀。帝國主義就是利用從中國掠奪到的大量賠款（13億兩白銀）的一小部分和教會的力量來辦學校，以便培養其在華的代理人來“控製中國的發展”，即所謂“商業追隨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軍旗更為可靠”。但是，在教會學校裏受教育的學生，在早期的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為代表的民主愛國思想影響下，“五·四”運動以後，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啟發教育下，大多數人都走向反帝愛國的革命行列。
晚清末年，為了拯救清朝封建帝國而興辦學堂的洋務派，以張之洞（一八三七——一八九○年）為代表。他在《勤學篇》中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點。他們主張“四書”“五經”等封建主義舊學為主體的“中學治身心”，用西方自然科學技術來發展工業，增強對付外來侵略的國力，即所謂以“西學應世事”。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指導下，隨著洋務運動官僚資本的發展，洋務派一八六二年在北京設立同文館，接著在天津、上海、廣州也開設了同文館（即外國語學校）；一八六五年設立上海機器學堂；一八八○年設立天津水師學堂（最早的海軍學校），一八八五年設立天津武備學堂（最早的陸軍學校）；一八九六年創辦南洋公學（即交通大學前身）。
洋務運動中辦的洋務教育曆時三十多年，是以維護封建製度為前提的，不可能對科學技術的發展有多大的成效。幫助光緒皇帝進行“百日維新”運動的康有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年）、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年），他們是代表資產階級的改良派，與地主階級的頑固派、洋務派有激烈論戰。主要是在要不要變科舉、廢八股、提倡西學、辦學堂的問題上展開的。他們認為興辦學堂、傳授西方科學文化，是富民強國之本。康於一八九一年在廣州創辦“萬木草堂”進行講學，他認為“蒙養之教，以德育為先”，從幼年起就要重視養成好的品行。梁於一八九七年任湖南時務學堂主講，主張教育是培養有智、有權、有德、有才的“新民”。一八九八年在“百日維新”運動的影響下，設立了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各省、州、縣的書院、塾、館，也紛紛改為大、中、小學堂，這是開中國現代學校之先河。但是，廣大農村還是以蒙館、私塾為主。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四年，開始派幼童到美國留學，學成後逐年回國；學習科目主要是軍政、船政、步操、製造，同時還派學生到英、德、法、日、俄各國去留學，辛亥革命前後留日學生上千人。在中國近代留學人員中，曾經出現了一批愛國的學者、專家，他們是向西方尋找救國的真理。
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年）一九一一年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製度的中華民國。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在文化教育上是資產階級新文化、新思想與封建主義舊文化、舊思想的鬥爭。孫中山先生從中華民國成立起，就主張在全國普及教育，發展實業教育和科技教育，尤其重視師範教育。他認為“四萬萬人皆得受教育，必倚重師範”。普及教育可以使國民有學問，“懂學問為立國之本，東西各國之文明，皆由學問購來”。可惜辛亥革命的果實被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所篡奪，北洋軍閥統治到一九二七年。北洋軍閥仍然按照“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精神，來開辦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前，中國現代學校主要學習德國、日本的教育模式；“五·四”運動以後，主要學習美國的辦學模式，其中留學教育也以留美為主。一九一一年利用“庚子賠款”在北京建立清華學堂，作為留美預備學校，一九二四年改為清華大學。一九二七年國民黨政府開始逐步統治大半個中國，實行適應半殖民地、半封建、官僚資本的政治經濟文化製度所需要的“黨化”教育，傳播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思想。但在開辦各級各類學校的過程中，客觀上也對提高民族文化水平和培育人才，起了積極作用。
在中國舊民主主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統治地區，曾經湧現出一批對於中國人民教育事業的創立和發展做出過傑出貢獻的教育家。其中以蔡元培、陶行知、黃炎培、陳鶴琴等人為代表。
蔡元培（一八六八——一九四○年），中國近現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他早年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和辛亥革命，一九一二年一月，就任孫中山為總統的南京政府第一任教育總長。發表《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提出教育宗旨應采用公民道德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國民教育，美感教育（用美育代宗教），世界觀教育即知、情、意、德、智、體、諸者的統一體教育。蔡於一九一七年任北京大學校長，提倡用民主和科學精神來辦大學，男女入學平等，各種學術可以自由爭論，實行“兼容並包”；積極支持中國共產黨創始人李大釗、陳獨秀在北京大學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使北京大學成為“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一九二七年，蔡任最高教育行政和學術機關（仿效法國模式）大學院長，次年就提出教育宗旨應該是：“提高國民道德、鍛煉國民體格、普及科學知識、培養藝術興趣、養成勞動習慣”，即德、體、智、美、勞和諧發展的教育方針。後來，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一九三二年，他同宋慶齡、楊杏佛等人在上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被推選為副主席，積極營救被捕的共產黨員和愛國人士。
陶行知（一八九一——一九四六年），中國人民教育家。陶早年留學美國，一九一七年歸國辦教育，先後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東南大學教育主任。陶積極參加“五·四”運動和教育改革，他和蔡元培、晏陽初等人一起提倡開展平民教育運動，擔任中華教育改進社主任幹事。他從占全國人口80%的農民受不到教育的基本國情出發，提出要為普及鄉村教育培養100萬個教師，鄉村教師必須具有農夫的身手、科學的頭腦、改造社會的精神，後來又加上健康的體魄和藝術的興趣。一九二七年春，他在南京郊區創辦曉莊鄉村師範學校；一九三二年秋創辦山海工學團；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運動前後，他自覺地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發起組織國難教育社；一九三九年在重慶創辦了為革命和建設事業培養幹部的育才學校；一九四六年初在重慶市創辦革命的社會大學，在他的學生中有許多成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優秀人才。
黃炎培（一八七八——一九六五年），中國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他是中國倡導職業教育的先驅，並於一九一七年建立中華職業教育社，翌年在上海創辦職業學校，學文化和學職業結合，實行做學合一。黃主張建立一個職業陶冶—職業指導—職業訓練—職業補習、再補習的職教體係，實施職教的目的在於“為個人謀生之準備”，“為國家及世界增進生產能力之準備”；極力倡導“使無業者有業，使有業者樂業”。
陳鶴琴（一八九二——一九八二年），中國民主革命家、兒童教育家。陳從一九二三年在南京創辦鼓樓幼稚園兼任園長，是中國興辦現代幼兒教育的先驅，家庭教育的倡導者之一。他認為教育的宗旨要使受教育者，從小開始養成健全的身體、建設的能力、合作的態度、創造的能力和服務的精神。
蔡元培、陶行知、黃炎培、陳鶴琴等一批現代教育家，盡管他們的教育思想在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統治時期不占主導地位，本身也有一定的曆史局限性，但他們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至今仍是中國教育思想中珍貴的遺產，應當吸收其中的精華，做為發展和改革社會主義人民教育事業的借鑒。
（三）
舊中國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教育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的。在農村，封建的私塾占相當大的比重；在私立學校中，受外國津貼的學校占的比重也比較大。例如，一九四七年在125所大學和獨立學院中，私立學校約占44%，在私立學校中，受外國教會津貼的約占34%。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和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中國的東北和華北大片領土完全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實施了奴化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國民黨統治區又實施了國民黨的“黨化”教育。
在舊中國，教育不發達，文盲充斥，學校的分布很不平衡。中學大多數設在縣城以上城鎮，農村卻很少。有的縣無中學，有些區鄉無小學。高等學校有40%設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武漢、廣州等6個城市，國立大學的40%、私立大學的46%設在沿海地區。邊遠省份和少數民族地區學校很少。一九四六年，新疆隻有100人的新疆學院和8所中學，寧夏隻有5所中學，青海隻有4所中學，西藏連一所中、小學也沒有。
各級學校絕大多數的圖書資料、教學設備十分缺乏，教材陳舊落後。
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教育，不能獨立自主地培養高級專門人才。私立和國立大學的優秀畢業生，往往是派到歐美去留學，回來才能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盡管一九三五年國民黨政府教育部公布了《學位授予法》和《碩士學位考試細則》，一九四○年公布了《博士學位的考試細則》，但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九年，隻授過200多名碩士，一個博士學位也未能授予。
在舊中國的教育領域，有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反帝反封建革命鬥爭的光榮傳統。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後，在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為代表的一批革命先驅的領導下成立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為學習、研究和傳播新文化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一九一八年，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期間，廣泛探求革命真理，積極學習與傳播馬克思主義。一九一九年，由北京大學首先發起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政府投降賣國的劃時代的“五·四”運動。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一文中指出：“‘五·四’以來，中國青年們起了什麼作用呢？起了某種先鋒隊的作用，這是全國除開頑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認的。”“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的青年學生，同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進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鬥爭。一九二六年，清華大學等校師生參加了“三·一八”反帝愛國大示威，同年十一月，清華大學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支部，成為領導清華大學地下革命活動的堅強堡壘。一九三五年在北平爆發了偉大的“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作為文化‘圍剿’的結果的東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運動的爆發。”這是國民黨統治區文化“圍剿”的慘敗。後來，中國青年學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更廣泛地開展革命鬥爭。例如，一九四五年在西南聯合大學（由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聯合組成）掀起的反內戰、爭民主的“一二·一”學生運動；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著名的民主戰士聞一多教授慘遭敵人暗殺。在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統治地區發生聲勢浩大的學生運動，被稱為與解放戰爭相配合的第二條戰線。學生運動中的骨幹分子，大多數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德才兼備的領導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