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們這些寫作者，就好比一些在土地上尋找泉眼的人。倒不是說寫作本身有多神聖，“找泉眼”隻是說明：第一，寫作其實也是件體力活，要拿把鏟子什麼的，東挖一下，西挖一下。第二，從表層探向深處、從已知探向未知、從幹燥的泥土下麵找出汩汩的泉水……這些多少也能構成一道隱喻的景觀。
那麼，現在我們的問題是：怎樣找到屬於你的那個泉眼？什麼又是你能夠湧流不斷的那個泉眼？每代人的泉眼都是不同的。大家在不同的地方發現它們，挖掘它們。或許，有那麼一天，我們會發現，那些泉眼與泉眼之間，其實倒是相通的。正因為相通，所以才能生生不息。
但是，發現那個泉眼需要智慧和眼光，確認它，同樣也需要智慧和眼光。因為這個泉眼它通常是隱蔽的。或許找了很長時間都找不到，還可能會找錯了。開始時東挖一下，西挖一下，還能挖出些地表水什麼的，後來就枯竭了，那都是由於沒能找到真正的泉眼。問題就在這裏：如果你要持續地挖，並且不斷讓它湧出泉水來，那麼，你就必須要找到一個真正屬於你的泉眼。當然，挖掘時用的鏟子的類型、挖掘姿勢以及體能什麼的，它們同樣也是重要的——我認為，它們類似於寫作的基本技巧。這些基本的關過不掉，即便找到了泉眼，也是深挖不下去的。
不過。還有這樣一首詩：既看見你，也看見他。但你們二人，不能相互看見。中間是一麵牆，一棵樹，或一陣煙霧。我在牆的縱麵，樹的上麵，我就是白霧本身。
我認為，這裏的二人，一個是個體，另一個則是命運。而小說的本質，就好比這裏的“白霧”。但是，人活著的時候，誰也料想不到，生命裏深藏的那把刀，什麼時候會圖窮匕見，而那團黏黏糊糊的“白霧”，又在什麼時候雲開霧散。所以，即便我們進行的是身體力行、明白可視的“挖掘”活動，相對於那個更宏闊，更莫測的事物來說，卻永遠隻能是詢問與旁觀而已。
陳淑霞
繪畫作為視覺藝術應具有衝擊力。衝擊什麼？是眼睛，還是心靈？是創作者自己，還是觀眾？當所有人都爭先恐後地比著衝擊的時候，衝在最前麵就成為藝術創作的唯一的目的了。於是，不管在場內還是場外，都是些衝鋒陷陣的人們。然而，就我目前的創作狀態來看，衝擊力很弱。多少年來仍在邁著四方步，慢條斯理地講述著自己的故事，這讓關注我的人有點失望。衝擊畢竟是做給別人看的，能否感染別人、甚至感染自己就不得而知了。羨慕別人的同時，我也不得不考慮到自身的心理素質和身體素質。在先天不足、缺少爆發力的前提下，索性增加耐力，把手中的事情做得更純粹些，更符合自身些。在這漫長的、少有積極教育意義的勞動中，完善自身性格，既而對我的工作產生有利影響。
朱文穎
《哈瓦那》和《兩個人的戰爭》等幾篇小說，都是以上海為背景的。
我喜歡上海，並不完全因為它的繁華、高度發達的商業，相反，我覺得正是這些東西把上海變得很生硬，變得太有規則。我喜歡的上海，是能夠給世界和人的關係提供極為豐富可能性的一個地方。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長期生活在一個高度理性化的社會裏，這還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這種高度理性化對我們造成了傷害，我們卻不知道這就是傷害。大家都已經習以為常，都已經麻木了。而我覺得，在上海，在那個我沒有見到過的年代裏，還有著一點不一樣的東西。有一些邊緣化的沒被僵化的東西，不很確定的東西。這符合我對人性的喜好。就像在《巴黎聖母院》裏，我最喜歡的人物不是敲鍾人卡西莫多，也不是艾思米拉達，我認為他們都屬於象征性的神明人物。我最喜歡那個神父。因為他複雜、真實，他一看到艾思米拉達，就覺得自己的靈魂受到了威脅，感到了自己危險的境地。他被敲鍾人卡西莫多從鍾樓上扔下去的時候，嘴裏說著：“啊，都是我愛過的人呀！”他有著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的罪惡與欲念，同時也隻有他最接近、最懂得那個神明的世界。複雜、微妙，並且有著向光性。這或許也是我寫作時審美上的一種取向。
陳淑霞對待生活，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基本準則。我的生活準則是以一顆“平和”之心對待生活中的一切。這條準則體現在藝術創作中，就是貼近自然，並達到一定的層麵。我比較看重生活。生活是豐富多變的，牽動著人的感情。有時僅僅是一閃念的置換，我們的角色就變了，而且變得那樣輕易。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有時在局內，有時在圈外。我總是對此觀察、品味並樂在其中。生活又是具體的，具體到細膩的品質難分高下。比如和孩子一起玩，與丈夫一起逛商店，比如不動腦筋、無目的地勞動，獨自在家挪動著對我來說非常巨大的家具，將它們重新組合，等待著家人回家後的驚喜。這些行為與藝術有關嗎？我已懶得仔細分析。我的藝術創作不過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作品也就自然成為生活的注腳和總結。依我看，“繪畫”和“活著”是一對近義詞。有時界限分明，有時含混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