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武從“勝可為”的思想出發，提出了“致人而不致於人”和“我專而敵分”等重要軍事原則。他認為善於指導戰爭的人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依靠主觀努力取得戰爭的主動權，調動敵人而不被敵人調動。如通過勢利等各種手段欺騙敵人，隱蔽自己的行動企圖，就可以分散敵人而集中自己的兵力，做到“我專為一，敵為十”，甚至使敵人完全陷入“無所不備，無所不寡”的被動境地，而自己則“出其所不趨”，“攻其所必救”，主動靈活地打擊敵人，主宰敵人的命運。這些思想原則是很重要的。
“致人而不致於人”，即調動敵人而不被敵人所調動，這是孫武提出的一個主要的用兵原則，其實質是奪取克敵製勝的主動權。
主動權是軍隊行動的自由權，關係到軍隊的命運和戰爭的勝負。兩軍相鬥，誰掌握了主動權，就能自如地應付各種複雜的局麵，誰失去了主動權，就有失敗的危險。
主動是勝利的前導，被動是失敗的階梯。中國古代兵家無不主張力爭主動，避免被動。爭取主動是有條件的，其客觀基礎是戰爭實力的優劣強弱。實力強者，則主動；實力弱者，則被動。然而，在戰爭中，力量優勢的一方因用兵不當而吃敗仗，力量處於劣勢的一方，因指揮得法而打勝仗的例子比比皆是。這說明，戰爭中若能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往往能化不利為有利，變被動為主動。
在中國兵法中，有許多關於爭取戰場主動權的方法。孫武在這方麵帶有原則性的論述主要有三：爭先機之利，形成先發製人的態勢；示形誘敵，迷惑和調動敵人；戰勝不複，采取多樣化的戰法。總之，隻要指揮作戰的人能巧施謀略，靈活用兵，以己之長，克敵之短，又能掌握主動，駕馭戰爭，穩操勝券。
西漢末年，政治腐朽，經濟凋敝，民不聊生，危機四起。外戚王莽利用這一形勢，玩弄權術，奪取政權，建立新朝。但王莽上台後“托古改製”的做法，不僅沒有使情況有所起色，反而導致階級矛盾更趨激化。廣大民眾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紛紛揭竿而起，以武力反抗新莽的統治。一時間起義烈火燃遍黃河南北和江漢地區，新莽王朝完全處於眾叛親離、風雨飄搖的境地。
在當時的眾多農民起義軍隊伍中，尤以綠林、赤眉兩支聲勢最為浩大。他們在軍事上不斷打擊新莽勢力，逐漸向王莽統治腹心地區推進。新莽王朝不甘心退出曆史舞台，挨湊力量進行垂死的掙紮，農民起義於是進入了最後進攻階段。昆陽之戰正是這一曆史背景下的產物。
新莽地皇四年(23年)初，綠林軍各部乘王莽主力東攻赤眉，中原空虛之際，揮兵北上，在氵比水(今河南泌陽境)擊滅王莽荊州兵甄阜、梁丘賜部。接著又在氵肓陽(今河南新野東北)擊敗嚴尤、陳茂所部，勢力迅速發展到十餘萬人。在勝利進軍的形勢下，農民軍開始萌發了建立政權的要求，於是在二月間，推舉漢室後裔劉玄為帝，恢複漢製，年號更始，更始政權的建立，標誌著農民起義進入新的階段，王莽在政治、軍事各個方麵日益趨於被動。
更始政權建立後，即以主力北上圍攻戰略要地宛城(今河南南陽)，並開進到川一帶。為了阻止王莽軍的南下，保障主力展開行動，更始政權另派王鳳、王常和劉秀等人統率部分兵力，乘敵嚴尤和陳茂軍滯留於潁川郡一帶之際，迅速攻下昆陽(今河南葉縣)、定陵(今河南舞陽北)、郾縣(今河南郾城南)等地，與圍攻宛城的主力形成犄角之勢。這為下一步進擊洛陽，與赤眉軍會師以及經武關西入長安，消滅王莽政權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王莽政權對更始農民起義軍的戰略動向十分不安，於是就慌忙改變軍事部署，將主力由對付赤眉轉而對付更始軍。三月間，王莽派遣大司空王邑和司徒王尋奔赴洛陽，在那裏征發各郡精兵42萬，號稱百萬南進攻打更始軍，企圖以優勢的兵力與農民軍進行決戰，一舉而勝，以確保宛城，安定荊州，保障長安、洛陽的安全。
五月間，王邑、王尋率軍西出洛陽，南下潁川，在那裏與嚴尤、陳茂兩部會合，並迫使先期進抵陽關(今河南禹縣西北)的更始軍劉秀部撤回昆陽。爾後，繼續推進，迫近昆陽。
當42萬王莽軍逼近昆陽之時，昆陽城中的更始軍僅有八九千人。如何對付氣勢洶洶的強敵，更始農民軍意見開始時並不統一。有的將領認為敵我兵力眾寡懸殊，不易取勝，因而主張避免決戰，化整為零，先回根據地，再圖後舉。但劉秀則反對這種消極做法，主張集中兵力，堅守昆陽，遲滯、消耗王邑軍的兵力，掩護主力攻取宛城，然後伺機破敵。這時王邑的先頭部隊已逼近昆陽城北，在這緊急關頭，諸將同意了劉秀的建議。決定由王鳳、王常等率眾堅守城邑，另派劉秀、李軼等率13騎乘夜出城，趕赴郾縣、定陵一帶調集援兵。
王邑、王尋等人統率新莽軍蜂湧抵至昆陽城下，將其團團圍困。這時曾與綠林軍交過手，深知其厲害的嚴尤向王邑建議說：昆陽城易守難攻，而且更始農民軍主力正在宛城一帶，我軍應當繞過昆陽，迅速趕往宛城，先擊敗更始軍在那裏的主力，屆時昆陽城即可不戰而下。然而王邑等人自恃兵力強大，根本聽不進這一適宜的意見，堅持先攻下昆陽，再進擊更始農民軍主力。於是動用全部兵力列營百餘座，猛攻昆陽不已。並傲慢地揚言：“百萬之師，所過當滅，今屠此城，蹀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耶!”
40餘萬王邑軍輪番向昆陽城發起進攻，並挖掘地道，製造雲車，企圖強攻取勝。昆陽守軍別無退路，遂依靠城內人民的支持，合力抵抗，堅守危城，多次擊退王邑軍的進攻，予敵人以很大的消耗和挫折。
嚴尤眼見昆陽城屢攻不下，己軍日趨被動，遂再次向王邑建議：“圍城必須網開一麵，使城中守軍逃出一部分到宛陽城下，去散布恐怖情緒，以動搖敵軍的軍心，瓦解敵軍的士氣。”可是剛愎自用的王邑依然未能采納。
劉秀等人抵定陵、郾縣後，說服不願出兵的諸營守將，於六月初一率領步騎萬餘人馳援昆陽。此時王邑軍久戰疲憊，銳氣早已喪失殆盡，這就為更始軍擊破它提供了機遇。
劉秀親率千餘援軍步騎為前鋒，在距王邑軍二、三公裏處列成陣勢，準備接戰。王邑、王尋等人自恃兵力雄厚，驕妄輕敵，隻派出數千人迎戰。劉秀率眾奮勇進攻，反複猛衝，當場斬殺王邑軍數十人，取得了初戰的勝利，大大振奮了士氣。
這時候，更始起義軍主力已攻占宛城三日，但捷報還未傳到昆陽。劉秀為了鼓舞全軍士氣，動搖敵人軍心，便製造了攻克宛城的戰報，用箭射入陽城中；又故意將戰報遺失，讓王邑軍拾去傳播。這一消息一經散布，昆陽城中的守軍士氣更為高漲，守城更為堅決；而王邑軍則由於頓兵昆陽堅城，久攻不下，且聞宛城失陷，士氣更為沮喪。勝利的天平開始向起義軍這一邊傾斜了。
劉秀在取得初戰勝利後，又善於捕捉戰機，乘敵人士氣沮喪和主帥妄狂輕敵的弱點，精選勇士三千人，出敵不意地迂回到敵軍的側後，偷偷地涉過昆水(今河南葉縣輝河)，向王邑大本營發起極其猛烈的攻擊。在此時王邑等人依舊輕視漢軍，未把劉秀放在眼裏，同時又擔心州郡兵失去控製，遂下令各營勒卒自持，不準擅自出兵，而由自己和王尋率領萬人迎戰劉秀的衝殺。然而，王邑這一做法造成嚴重的惡果：在劉秀所率的精兵的猛烈進攻下，王邑手下的萬餘人馬很快陷入被動挨打的困境，陣勢大亂。可諸將卻又因王邑有令在先，誰也未敢去救援，致使王邑軍敗潰，王尋也做了刀下之鬼。昆陽城內的守軍見敵軍主帥已脫離部隊，敵軍陣勢已亂，也乘勢及時出擊，內外夾攻，殺聲震天動地，打得王邑全軍一敗塗地。王邑軍的將卒們見大勢已去，遂紛紛逃命，互相踐踏，積屍遍野。這時又恰遇大風飛瓦，暴雨如注，水劇漲，王邑軍涉水逃跑而被淹死的不計其數，使得水為之不流，隻有王邑、嚴尤等少數人狼狽逃脫，竄入洛陽。至此，昆陽之戰就在更始起義軍殲滅王莽軍主力，並盡獲其全部裝備和輜重的輝煌勝利中結束了。
昆陽之戰，是綠林、赤眉起義中的決定性一戰。它聚殲了王莽賴以維持統治的軍隊主力，為起義軍勝利進軍洛陽、長安，最終推翻新莽統治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在昆陽之戰中，王莽軍的兵力有42萬人，而更始起義軍守城和外援的總兵力加在一起也不過2萬人。然而在兵力對比如此懸殊的情況下，起義軍竟能取得全殲敵人的輝煌勝利，這決不是偶然的。歸結其要旨，在於起義軍實施了堅守昆陽，牽製敵人，調集兵力，積極反攻的辦法，化被動為主動，把孫武所說的“致人而不致於人”做了靈活的運用，從而使得王莽的軍隊最終難逃失敗的噩運。
智將務食於敵
用兵作戰，經常是動用輕車千輛，重車萬乘，更要向千裏以外的戰場上運送軍需物資，如此一來，後方的經費和百姓的生活必會受到嚴重的影響。因此，善於用兵的人，兵員不會征集兩次，糧餉軍需也不會多次從國內運輸，他們會想盡辦法做到取之於敵，用之於敵。
孫子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胄矢弓，戟木盾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稈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
孫武在這裏分析了在出兵前應當做的各種準備工作。他認為，對敵國用兵，不宜打拖延戰，應當速戰速決。這主要出於對軍隊後勤供給與保障係統而言的。因為，任何一場戰爭都是交戰雙方軍事實力的較量，而軍事實力所依賴的則是綜合國力的強弱。軍隊長期在外用兵打仗，必然造成國家財力枯竭，前方與後方的各種費用十分驚人，長期消耗，戰爭必敗無疑。
而且，孫武認為富有軍事才幹的將領不會多次從本國運送糧食輜重等作戰物資，而是從敵國獲取糧草。這樣做，既可以節省從本國運輸糧草所花費的巨額開支，又能夠削弱敵國的物資保障，可取一舉兩得之功效。既能夠戰勝敵人，又能夠使自己更加強大。這種軍事思想在古代無疑是十分高明的。
赤壁大戰前夕，周瑜將孔明請到帳中，問道：“水陸交兵，當以何兵器為先?”孔明說：“大江之上，以弓箭為先。”接著周瑜就說弓箭缺乏，請孔明監造10萬支箭，並以10日為限。孔明說：“操兵眼看就到，若等10天，必誤大事，3日便可完成。”當時很多人都不理解，本來10天期限都完不成，3天!真是開玩笑啊!可孔明甘立軍令狀。諸將全為孔明擔心。孔明請魯肅私自撥輕快船20隻，每船30軍士，置布幔、束草等物，全都齊備，候孔明調用。
第一天過去了，不見孔明有什麼動靜；第2天又過去了，還不見孔明的動靜；到第3天四更時分，孔明密請魯肅到船中同往取箭。魯肅既為孔明提心，又很納悶：到哪裏取箭呢?孔明命20隻船用長索相連，徑往北營進發。
這天晚上，大霧迷漫，長江之中，霧氣更重，對麵不相見。孔明催促船隻快速前進。約五更天，船已接近曹營水寨。孔明叫把船一字排開，頭朝西，尾朝東，讓士卒在船上擂鼓呐喊，魯肅忙問：“若曹兵一齊上來，怎麼辦?”孔明笑著說：“我估計曹操在這大霧天氣中必不敢出戰，你我隻管飲酒取樂吧。等霧散了，我們就回去。”曹軍聽到擂鼓的聲音，急忙向曹操報告，曹操恐有埋伏，叫軍隊不要輕舉妄動，命令弓箭手亂箭射向敵船。大約1萬多名弓箭手都拚命向江中射箭，雨點一般，密密麻麻。射了一陣之後，孔明又叫把船的方向調轉，頭朝東，尾朝西，仍擂鼓呐喊，曹軍弓箭手放箭更凶、更多了。等到太陽出來了，驅散迷霧時，孔明命令船隻迅速返回。這時，20隻船兩邊的束草上，排滿了弓箭，一邊往回走，一邊讓士卒高喊：“謝丞相送箭!”等曹操省悟時，船已開出20多裏了，追之不及，曹操懊悔萬分!
回來的路上，孔明對魯肅說：“每條船上的箭大約有五六千支，不費江東半分之力，已得10萬多支箭。明天用曹操資助的箭，再射還給他，這不太便宜了嗎?”魯肅驚歎孔明真神人一般啊!又問孔明為何知今晚有大霧?孔明說：“為將官的不通天文，不識地利，……是庸才。我在3天前就已預算到今日必有大霧，因而敢以3日為限。”到岸後，周瑜已差500軍士在江邊等候搬箭，足有10萬多支。魯肅入見周瑜，將孔明借箭一事講給周瑜聽，周瑜大驚，並慨歎說：“孔明神機妙算，我不如他呀!”
在參戰雙方作戰時，一方經常以某種秘密的軍事行動，出其不意地將對方糧草、軍械等截來，據為己有。但像孔明這樣不費吹灰之力就從對方“借”來10萬多支箭，確實罕見。草船借箭不但使孫劉聯軍解決了所急需的箭，而且削弱了曹操的軍事力量，這正體現了孫武所提倡的“因糧於敵”的思想，從而使己方勝敵而益強。
地之道也，將之至任
地形是用兵作戰的重要條件，準確的了解、判斷敵情，積極創造獲勝的條件，研究地形的險惡，計算道路的遠近，這些都是賢能將帥的職責。懂得這些道理而用以指揮作戰的，必定能勝利，不懂得這些道理而去指揮作戰的，則必定會失敗。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孫武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地形有“通”、“掛”、“支”、“隘”、“險”、“遠”六種。我可以往、敵可以來的地域，叫“通形”。在這種地形上作戰，要先敵占領開闊向陽的高地，並確保糧道通暢，交戰才有利。可以前往、難以返回的地形，叫“掛形”。在這種地形上作戰，如果敵沒有防備，我軍可以出擊並戰而勝之，如敵人已有防備，我軍出擊不勝，便難以返回，那樣就很不利了。我軍出擊不利、敵軍出擊也不利的地形，叫“支形”。在這樣的地形上作戰，敵人雖然以利誘我，我也不可出戰，而應率軍假裝撤退，誘使敵人出動一半時再回擊，如此才有利。在險隘的地形上作戰，我應先敵占領隘口，並配備足夠的兵力以等待敵人來犯；如果敵人先我占領隘口且以重兵守之，則我軍不可硬攻，如其並無重兵防守，則我仍可進攻。在險要的地形上作戰，如果我軍先敵到達，一定要占領開闊向陽的高地，以等待敵人來犯；如果敵人先我占領了要害之地，則我應主動撤走，而不可進攻。在敵我相距甚遠的地形上作戰，雙方勢均力敵，難以挑戰，勉強出戰就會陷於不利的地位。上述六點，是作戰時運用地形的原則。掌握這些原則，是將帥的重大責任，因而不可不認真加以考察和研究。
所以，懂得用兵的人，行動果斷而不迷惑，舉措得當且變化無窮。所以說，既了解敵人，又了解自己，才能獲勝而沒有危險；既懂天時，又懂地利，勝利才能萬無一失。
三國時期，老將黃忠與法正屯兵定軍山中，多次挑戰，曹操的大將夏侯淵堅守不出。突然，有一天曹兵下來搦戰，黃忠手下將官陳式出戰，被夏侯淵生擒，黃忠采取“反客為主”之計，拔寨前進，步步為營，活捉了夏侯尚。雙方約好，第2天陣前換將，即交換俘虜。夏侯淵又堅守不出。黃忠逼到定軍山下，與法正商議對策。法正建議奪取定軍山對麵險峻的高山，可下視定軍山的虛實；奪得此山，定軍山即在掌中了。黃忠於當晚二更天，引軍鳴金擊鼓，直殺上山頂。夏侯淵的部將杜襲棄山逃走。黃忠占領此山，恰恰與定軍山相對。法正又建議：黃忠守住半山腰，自己上山頂望敵人。等夏侯淵兵到，舉白旗為號，叫黃忠按兵不動；等到曹兵懈怠疲乏時，舉起紅旗，下山衝擊敵軍，定可取勝。二人商議已定，依計而行。
夏侯淵看見黃忠就在對麵山上觀察他營中的虛實，非常憤怒，不聽勸阻，披掛上馬，大罵出戰。法正站在山頂，看得一清二楚，於是舉起白旗，任夏侯淵罵得口幹舌燥，黃忠隻是不出戰。正午過後，法正在山頂上見曹兵個個懈怠，疲憊不堪的樣子，而且都紛紛下馬休息了，於是，法正立即在山頂上舉起了紅旗。黃忠一見紅旗舉起，便一馬當先，鼓角齊鳴，率領早已休息好的蜀軍衝下山來，猶如猛虎衝入羊群一般!剛剛坐在地上的曹兵還來不及站起來抵抗，就被刺死了。黃忠直取夏侯淵，聲如雷吼，夏侯淵措手不及，被黃忠寶刀斬於馬下。可惜曹操的一員上將就如此了卻了一生!主將一死曹兵四散潰逃。
在這一戰中，黃忠和法正兩人把握住了地形與作戰二者之間的密切關係，做到了孫武強調的將帥對地形要深刻地研究的戰術要求，從而得以居高臨下，了解了敵人的情況，取得了斬將奪旗，一戰成功的勝利。
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
地理因素的利弊對用兵打仗取得勝敗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明智的指揮官無一例外的都重視處軍、作戰及宿營與地形之間的關係。身處有利地形，可充分發揮己方之長，攻擊敵人的弱點；而身處被動之地，則指揮官就應當充分調動己方軍隊的積極性，去爭取生存的必需條件。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穀，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眾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
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堤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孫武的這段話充分點明了處軍的方法，他認為搞好“處軍”，必須善於利用地形，使自己軍隊經常占據便於作戰、便於生活的有利之地。要樹立“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而處實”等利用地形的思想。在山野作戰要先占領高地；在河川作戰，不要“附於水”而無退路；遇沼澤地要速去勿留，以免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在平原，則要占領交通便利之地，進可攻，退可守。
孫子指明了山地戰的戰術三原則，即“絕山依穀，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河川作戰的三原則，即“‘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鹽堿沼澤地作戰”的原則，即“絕斥澤，惟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眾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原地形的作戰原則，孫子提出：“平陸處易而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
由此觀之，地利因素對於指揮官的價值，一則是求得我軍生存之便利，二則是根據地形，決策攻守策略以製敵取勝。比如：“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說的是河的上遊下大雨時，我們會發現水麵上漂著草木碎沫，要想徒涉時，應等待水勢穩定後再過，以求安全些。靈活地，動態地適應地理環境的原則還表現為對待天險的辯證法，即是：“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凡是進入天險處時我軍應迅速撤離，不接近它，然而可誘使敵軍靠近它，在行軍方向上，爭取我軍麵向天險，而誘使敵軍背靠它，以促使戰爭活動在有利於我的地理條件下展開。
在這裏，孫武明確提出了處軍宿營應當選擇對自己的軍隊有利的地形。但孫武在《孫子兵法》的其他篇章裏也同時指出用兵貴在靈活機動，所以，有利的地形和不利的地形也是相對的，關鍵在於指揮官怎樣來利用。
巨鹿之戰是曆史上有名的以少勝多的激戰。巨鹿之戰，項羽之所以能取得以少勝多的巨大勝利，其原因除了項羽進行的是反抗秦暴政的正義戰爭，項羽的戰術上成功地采用了我國兵法上傳統的“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戰法，是一個重要原因。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對於中國曆史的發展，曾有積極推動意義。但是秦王朝建立後，對人民實施殘酷的剝削和壓迫，賦役繁重，刑政暴虐，使得“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漢書·賈山傳》)，全國出現“褚衣塞路，囹圄滿市”的恐怖局麵，這就導致了社會矛盾的全麵激化。終於在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爆發了陳勝、吳廣農民大起義。九月，項梁、項羽和劉邦相繼在吳中(今江蘇蘇州)、沛縣(今屬江蘇)聚眾起義。被秦所滅亡的六國舊貴族也乘機起兵，出現了天下反秦的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