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武的思想
當我們沿著曆史的長河追尋孫武的蹤跡時可以發現：他埋首於中華大地，吸吮著中華民族的智慧精華，鑄造著自身閎闊深遠的謀略根基；在波詭雲譎的政治颶風前，孫武不逆“風”而行，因此他非但未損及分毫，反而借助亂世之“風”脫穎而出；戰爭的刀光劍影中，孫武在血與火的搏擊裏打錘著自己的豪傑本色，勇敢地響應著時代的呼喚。
風雲時代，呼喚英雄；順應環境，始有兵聖。孫武無疑是英雄，可他也隻有在春秋這樣特殊的環境中才能成為英雄。孫武有幸，他生逢亂世，順應環境，並趁應時機成就兵聖美名!
民族智慧的基因
偉人的大仁大德、大智大勇並非與生俱來，他們所憑恃的根基也是腳下這塊哺育萬千生靈的土地和土地上萬千生靈曾有過的智慧。孫武並非天生聖人，他所著就的《孫子兵法》也非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他的智慧之根也是紮於中華大地之內，他的成功人生也是吮吸中華民族智慧精華的結果。
中華民族發源於中原，然後向四周擴展，逐漸形成統一的民族。炎黃子孫向來以自己的疆土地大物博、幅員遼闊而自豪。然而幾千年來，中國人麵對的地理環境實際上卻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大陸性環境。西北為帕米爾高原，山路崎嶇，雖有一線可通，巨大而高寒幹旱之區，在整個古代仍是一個難以逾越的西北地理極限。西南有世界上最高的山脈——喜馬拉雅山，成為中國與南亞諸國的天然分界，而橫斷山脈阻隔著熱帶叢林瘴癘之區，越往古代越是中國與東南亞之間交往的障礙。北方地勢起伏不大，為廣漠無垠的草原與沙漠，人煙極稀。東麵自黑龍江東部沿海直到東南沿海，有2萬多公裏的海岸。在先人們的心目中，他們的國土就是世界，諸夏和四夷共同構成了“天下”。所以，漢語中有兩個詞語都可以翻譯成“世界”。一個是“天下”，另一個是“四海之內”。
生息繁衍於這樣一塊位於亞熱帶的“天下”，勤勞聰明的華夏祖先很早就知道以五穀為生。傳說中的華夏祖先神農氏就是因發明農耕技術而得名的。“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遂耕而種之，作陶冶斧斤，為耒耒呂鋤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助，百果藏實。”(《周書》)隨著農耕技術的普遍推廣，先人們逐漸懂得以土地為生存的根本基礎，以農作物為生活的主要來源，從而使農耕文化得到充分的發育成長。遊牧文化和漁獵文化雖然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卻未能得到健康的發展，以至今天中國人口中從事農業的仍然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土地是農業的根本，是華夏民族共同的生活基礎，同時也是引起各氏族部落逐漸彙聚的主要因素。
在千年的文明曆史上，中國遠古文化具有多元區域性的特點。新石器時代，黃河流域中下遊先後分布有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龍山文化、青蓮崗文化、大汶口文化、山東龍山文化等區域；長江流域由下而上也先後存在有河姆渡文化、馬家浜·鬆澤文化、良渚文化、皂市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湖北龍山文化等區域。雖然其他地區還有一些文化區域，如長城南北的燕遼文化區，黃河上遊的甘青文化區，鄱陽湖——珠江三角洲一帶的華南文化區等等，但是無論從分布密度還是文明程度都不及黃河中下遊和長江中下遊地區。究其原因，關鍵在於這兩大區域土地肥沃、氣候溫暖，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特別適於農業生產，因而不斷吸引著散布於各地的氏族部落作向心性的遷徙。
在氏族社會，這種遷徙主要是以部落的分化或融合的方式進行的。為了爭奪有利於維持生存的土地、河流、山林等天然財富，部落內部分化出的不同勢力群體之間常常發生械鬥，部落之間更是頻繁廝殺，於是招來了人類文明的助產士——戰爭，人們借助戰爭開疆拓土，征服異族，向“天下”之中漸進。
戰爭的頻繁出現，成為加劇各氏族部落的分化和融合的重要原因之一，以致在漫長的遷徙過程中逐漸形成三大集團，即西北的華夏集團，東方的東夷集團，南方的苗蠻集團。三大集團雖各據一方，卻又彼此覬覦，不時進行大規模戰爭。
在距今5000年左右，三大氏族集團之間爆發了幾場曠日持久的大戰。這就是華夏集團內部黃帝與炎帝的阪泉之戰，炎帝、黃帝聯合起來與東夷集團蚩尤的涿鹿之戰。
戰前，黃帝“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豺虎”，從政治建設、軍事訓練、農業生產等方麵做了充分的準備，然後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乃勝。不久，蚩尤率領所屬81族，圍攻黃帝族。黃帝族率領各附屬部族，九戰九不勝。後得玄女族幫助，吹號角，擊夔鼓，乘蚩尤族迷惑、震驚之際，衝破迷霧重圍，擊敗蚩尤，終在冀中之野(即冀州，今河北地區)將其擒殺。至此，黃帝族統一了黃河中下遊兩大集團。
這一係列大戰，使過去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氏族部落逐漸演變成以地域和財產為基礎的氏族聯盟，即民族。
黃帝族統一黃河以北地區後，其首領軒轅氏自然成為華夏民族的共同領袖，最高軍事長官。此後，戰爭的確“變為一種正常的營生”，頻繁出現，越演越烈。從夏禹到周武，從齊桓到秦皇，無不是以這種“營生”開疆拓土，奪取天下的。
隨著階級和國家的出現，戰爭由單純攫取土地和財富演變為爭奪政權乃至整個天下的主要途徑。戰爭規模也隨之而日益擴大。著名的牧野之戰中，商紂王的軍隊多達17萬，周武王也有兵車300乘，虎賁3000人、甲士45000人，以及庸、盧、彭、濮、蜀、羌、微等八個方國的部落軍隊。雙方交戰時那種戈相拔、劍相及、人囂馬叫的壯觀場麵可想而見。這時，戰爭雖然越來越激烈，同時也越來越脆弱，比以往更加依賴於土地。戰爭的勝負既取決於雙方智慧的較量和力量的拚搏，更取決於彼此物質基礎的狀況。人們要想贏得戰爭，必須充分利用土地，發展生產，積累財富，為戰爭提供雄厚的物質基礎。否則，戰爭就難以為繼，難以取勝。
土地紛爭引起戰爭，戰爭勝負依賴土地，土地開拓又依賴戰爭。社會曆史如此往返循環，越來越明顯地成為華夏民族生活的主旋律。它不僅構造出一個兵農合一的社會組織形態，而且孕育出融農耕文化和軍事文化精華的製勝智慧。
在長期農耕勞動中，先民們不斷探索日月運行和四季變化的規律，努力掌握地理山川的特點及動植物生長的奧秘，以便戰天鬥地，從土地上得到豐富的生活資料。女媧補天、後羿射日、大禹治水等著名的古代神話形象地說明，勤勞勇敢的華夏遠祖們已經習慣於把人類的衣食住行與整個大自然的運動變化聯係起來考慮。這種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的觀念使中華民族逐步形成重整體、重綜合、重宏觀的獨特視角，以及唯物、辯證的思維方法。這種獨特視角和思維方法在農戰合一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引入軍事領域，日漸產生出高度重視戰爭、長期準備戰爭、講機變、重權謀的製勝智慧。這一切蘊藏在中華民族的血脈中，啟迪眾生的智慧，點悟人傑的心靈，導演出商湯伐桀、周武克殷等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戰爭活劇。無疑，它也遺傳到孫武的精神世界，激活這位偉人的聰明睿智和非凡才華，進而衍變為孕育《孫子兵法》的原始基因。
地域文化的滋養
偉代傑出思想家之所以登上曆史舞台，既是他際會時代風雲的產物，也是他本人所處的地域文化環境熏陶孕育的邏輯結果。俗話說：“人傑地靈。”齊國是一個社會政治環境開放，文化特質充滿活力，特別是兵學傳統悠久博大的國度。孫子生於斯，長於斯，不知不覺間，就從這片富饒肥沃的文化國土裏汲取了豐富而充足的營養。可以說，正是齊國這一特定的地域文化孕育了一代兵聖——孫武，就恰如儒家宗師——孔子，隻能誕生於周代禮樂文明充分保留的魯國一樣，這是曆史的必然。
齊國的始祖是那位無餌釣魚，願者上鉤的薑太公呂尚，此人文韜武略，曾輔佐周文、武王討滅商紂，功居群臣之首，被周武王尊稱為“師尚父”。周武王滅商後，大封諸侯，“以藩屏國”，呂尚被封於東夷勢力強大且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的東方，國號為齊。
呂尚就國後，在齊地所遇到的局麵比較困難。經濟上齊地很落後，人口稀少，土地貧瘠：“齊地負海瀉鹵，少五穀，而人民寡。”(《漢書·地理誌》)政治上極不穩定，東夷族與殷商有著很深的感情，敵視周族，甚至，東夷族的分支萊夷族還以武力阻止呂尚東進建國，而且呂尚又不是周室的同姓，一旦有重大事情不易像魯國那樣得到周室的全力支持。在這種非常艱難的情況下，呂尚毫不畏懼，再次施展其超人的智慧，采取了一係列高明有效的措施，來開拓局麵，建國安邦。
第一，在民族關係上，對當地東夷、薄姑等族采取“因其俗，簡其禮”的政策，軟化其反抗立場，調合民族關係，維護社會安定團結大局，這一點在開國之初，尤為重要。所謂“因其俗，簡其禮”，它的實質就是不強製去推行周人的那一套“禮樂文明”，而是因襲、順應東夷等人的傳統文化、風俗習慣。呂尚的這一方針，為後代齊國統治者所遵循。它的長期實施，導致了“人民多歸齊”的大好結果。當然，呂尚對於那些不肯順從，甚至以武力進行反抗的，則是毫不手軟，以牙還牙。比如，對萊夷族的反抗，呂尚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予以平息，避免引起惡劣的連鎖反應。
第二，在經濟上，針對齊地經濟落後而自身具有某些優勢的特點，因地製宜，講求實效，大興工商，改造土壤，植桑養蠶，通漁鹽之利。“通商工之業，便漁鹽之利。”(《史記·齊太公世家》)這一國策千餘年中一直得到了推行，使得齊國富國強兵：“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為強國。”(《鹽鐵論·輕重》)同時，工商經濟本身具有開放、進取的特點，這就為齊國文化注重實用、兼容並取特色的形成創造了契機。
第三，在政治上，呂尚主要采取了兩條措施。第一條是用人政策，“舉賢而尚功”。《漢書·地理誌》記載，當年薑太公受封時，周公曾詢問他如何治理齊國?太公的回答簡單明了：“舉賢而尚功。”就是在用人問題上采取不計出身，惟才是舉，不重名分，以功為尚的政策。呂尚在齊國采取的這條開放的惟才是舉的用人政策，比較客觀公正地選拔了一批人才。這樣，就使呂尚把他從西周帶過來的人與本地人結合起來，打破了周人與當地人的界限，使他們拋棄前嫌，合作共事，共建家園。既發展了經濟，又穩定了人心，可以說是一舉兩得。賢者雲集，則事業興旺。呂尚的這一方針自然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齊國很快興盛發達起來。而位處泰山南麓魯國的統治者伯禽奉行“尊尊而親親”的用人方針，這是一條閉關自守，任人惟親的用人政策，使魯國一直固守疆土，無所作為，夾於齊、楚之間，國力日衰。兩相比較，呂尚的用人政策無疑高出一籌。“舉賢而尚功”的方針後來也成為齊國的一條基本國策，它的推行，對於齊國開明政治環境的形成，各種學術思想的活躍，自然不無重大的意義。
另一條政策是禮法並用。《漢書·地理誌》載：“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這表明在治國方法上，齊國不同於魯國“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左傳·定公四年》)的做法，而是不拘泥於禮教，注重霸道與法術，造成禮法結合，道法一體。具體地說，就是一方麵，運用教育的手段，教育民眾如何規範自己的行為，樹立正確的道德標準，以便形成一個有秩序的社會環境；另一方麵，祛邪扶正，揚善懲惡，以法令治天下，確保教育的成果，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二者並行不悖，相輔相成。這種重實效、尚時變的開放政治精神，對於思想的開放和兼容，傑出思想家的湧現並展現其才華，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這樣得天獨厚的社會環境中，齊地的文化以其獨特的麵貌出現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並為孫武及兵學的誕生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圍。
首先，齊國的社會環境鑄就了齊地民眾的獨特資性。這就是《史記·貨殖列傳》所說的“齊俗寬緩闊達，而好議論”，使齊民眾易於“隨時而變，因俗而動”(《管子·正世》)。我們知道“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鬥智不鬥多”，乃是中國古代兵學的一大傳統，齊人“足智”尚謀的地域文化傳統，對於兵學理論的構建，是一種文化上的推動。孫武長於齊國，這種地域文化精神勢必會在他身上打下烙印。另外，齊人“闊達”、“舒緩”這一國民心理，反映到學術上，就具有寬容精神。在與外界接觸中，齊人容易接受新觀念，新思想，並擇善而從，加以必要的改造為己所用，發展豐富自己的主體文化。這一點反映在孫武的身上，就是他遷居吳國以後，同出身楚國貴族、深富韜略的伍子胥過從甚密，切磋學術，從而自己增加了對南方軍事文化的理解，擴大了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