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
厲以寧並不以為關閉國有企業是改革的方向。早在80年代後期，他主張建議員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觀點就浮出了水麵。在政府意識到需要在養活龐大的國有企業方麵有所作為的時候，這種觀點更不足為奇了。
厲以寧堅持認為簡單的縮小國有經濟的規模並不是最好的治療方案，因為它解決不了最基本的所有權問題。關鍵是在於政企分開。他說："企業必須成為市場的真正主體。僅僅使他們變小不能夠解決所有權問題，也不能解決政治與經濟分離的問題。"很明顯他的觀點在政府官員中引起了震動——69歲的他經常被請去幫助製定經濟法規。厲以寧不僅是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的教授與院長，而且還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一個成員。近幾年，他一直建議政府增加供給施行一些創新性的方案以刺激需求。政府已經注意到了他的建議，但在厲以寧看來，具體實施可能會在一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之後。他的方案是："在國有企業的運行狀況完善改善之前我們必須首先形成市場環境。如果我們做得早一些，會容易些"。厲還堅持寫了大量關於市場經濟和改革的文章。
厲以寧教授1930年11月22日出生於江蘇省。195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係，後留校任教。1985年-1992年任北京大學經濟管理係係主任，1993年-1994年任北京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1994年至今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厲以寧教授曾擔任八屆全國人大常委，八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中國國際交流協會副會長，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中方委員等職。
厲以寧這位享譽海內外的著名經濟學家，對於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厲以寧教授在對中國以及其他許多國家經濟運行的實踐進行比較研究的基礎上，發表了非均衡經濟理論，並運用這一理論解釋了中國的經濟運行。厲以寧從中國經濟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製改造中國經濟的構想。這一理論與政策主張在中國經濟改革與實踐中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因此被理論界與政策製定者廣泛接受。他的理論與政策主張促進了中國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對中國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產生了積極而又重要的影響。
厲以寧因為在經濟學以及其他學術領域中的傑出貢獻而多次獲獎。其中包括中國經濟學界的最高獎'"孫冶方經濟學獎"，國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獎、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獎（最高獎）等。他曾多次被邀請到國內外多所大學與科研機構演講。
厲以寧已出版著作50餘部，發表學術論文100餘篇。1990年後主要著作有：《非均衡的中國經濟學的倫理問題》、《環境經濟學》等。
十多年前的"厲股份"
他在海內外的學術界廣受推崇，最近香港理工大學還授予他榮譽博士的學位，他一直以思想超前著稱，在80年代初，人們大談價格改革的時候，他就提出企業改革才是真正的出路，1987年的時候人們熱衷於承包製，他又說股份製才能夠解決根本的問題，90年代初他又表示，在很長的時期內，中國的失業問題比抑製通貨膨脹更為重要。作為一名經濟學家，他認為應該時刻同社會的實踐相結合，同時就該說真話，說實話，供決策者參考，由於他一貫地提倡股份製，所以他也有一個外號叫"厲股份"。真正的"厲股份"在十年前就出現了。
十多年前國家體改委委托全國九個單位研究1988之後三年、五年、八年的改革方案。在北京大學校慶90周年的時候，厲以寧介紹了他領銜製定的"1988年-1995年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綱要"的北大方案。
鑒於當前我國的經濟是一個非均衡的經濟體係："企業不是獨立的經濟體，很大程度上仍是行政附屬物，在壟斷的舊計劃體製下產生的市場，是先天不足和不完善的，價格信號是扭曲的、不靈敏的，商品和某些資源短缺；其次，政府行為不是理想化的：政府並沒有掌握、也不可能掌握充分的信息，政府的決策是受限製的，長期以來領導決策的民主性和科學性是不足的，一個政府的政策往往被無數個企業、個人的對策所抵消，政府政策效率是遞減的。
下一步改革的出發點：必須先進行企業改革，也就是先進行所有製改革，目的是成立新的公有製企業，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經濟實體，逐步形成市場，最終實現價格放開，由市場定價。因此，進行所有製改革是當前的首要任務。
此外此方案還強調：承包製與股份製並舉，前者主要解決企業經營機製問題。後者主要解決企業產權關係問題。通過這兩個層次的改革，實現兩個層次資源的合理配置。從總體上說，企業體製改革的重點逐漸由承包製向股份製過渡，由低層次的經營機製的改革向高層次的產權關係的改革過渡。
未來企業形式將以股份製為主：①股份企業是主要的企業形式，隻有大中企業才需要實行股份製；小企業該賣的就賣，該租的就租，可以使用經營的就改為使用經營。②確定二元經濟模式，幾百家大的企業集團（代表基礎發展方向）與幾百萬家小個業、鄉鎮企業、個體經營者、私營企業並存。③"小政府、大市場（他認為用'大社會'要領太含糊）"，"市場調節經濟、政府調節市場"。④企業家與家庭農場主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⑤工人具有企業決策與管理的參與者和企業所有者的雙重身份。⑥十二億人口在城市、農村、小城鎮各三分之一。
很顯然，厲以寧領銜製定的北大方案浸透了這位經濟學家幾十年的心血，在其中很多處，都會發現這位厲股份的影子。想說的終於說了，當然，說了不一定大家都聽。
十年前的十評
敢與厲以寧商榷的就不多，敢批評的就更少了，中國改革的成功為厲以寧的經濟理論提供了權威的支持。不過。這些隻是現在的情形，十年前，可不一樣，有人評他，而且評了十次。這不是在文革中，不是在政治上，而是在學術上。無疑，厲以寧受到絕對的重視。
厲以寧所遇到的一個評論者便說明了這個情況。這個評論者是當時上海財經大學經濟係副主任的程恩富。1989年-1990年之間他在《社會科學報》連續撰文。評點厲以寧的改革觀。或許正是他的評點，使更多的人認識了厲以寧，認識了厲以寧的改革觀。回顧這些，似乎會使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位經濟學家。因為對他來說，理解才是真正的關注。
評論在十個方麵展開，其中在怎樣認識國家控股的股份化、所有製結構的改革戰略是什麼、什麼是重建"個人所有製"、市場調節與國家調節是何關係、社會主義"發展階段"是什麼概念上發生正麵衝突。
怎樣認識國家控股的股份化
厲以寧認為建立股份企業將解決"產權主體缺位"的矛盾，從根本上改變政企不分的狀況，從而可以把企業辦成一個完全經濟性的實體。即國家不能對股份企業直接進行幹預，而隻能通過股權去影響其經濟活動。這樣，企業與政府在經濟上主要體現為納稅和守法關係，企業的經營權問題就會迎刃而解（見《經濟體製改革的探索》、《中國企業股份製的理論與實踐》序言）
程恩富則認為，在大中型全民企業中如果推行由國家直接控股的股份製不可能根本改變政企不分狀況，企業的自主經營權問題也不會迎刃而解。理由是：在國家是最大的股份持有者的企業裏，政府通過國有資產管理局投資公司等經濟管理機構派出政府董事和董事長控製著董事會，直接製約企業高層次的重大經營決策權利和行為，又通過董事會招聘的經理，間接地製約企業低層次的經營決策權利和行為。這裏的內在權利製約鏈表現為：政府權利一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權利一企業董事會權利一企業經理權利。可以看到股份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耦合著，國家有關經濟管理機構對企業的控製不會得到本質的削弱，反而合法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