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養生”，就是保養生命。保就是護利禦害，養就是扶正祛邪，就是要保證人的生命體在自然和社會的大環境中保持平衡和適應，也就是“天人合一”。養生涉及許多方麵，張湛講的“養生大要”包括：嗇神、愛氣、養形、導引、言語、飲食、房室、反俗、醫藥和禁忌等十項。其中的嗇神、愛氣、導引、養形就屬於人的生命體的自我運動和鍛煉方麵的活動。可見，在中國的養生體係中，人的生命體的自我活動占有重要位置，而且形成了一套關於人體運動鍛煉的思想、理論和方法的體係。它是運用人自身的運動鍛煉手段，對人體生命功能進行強化或優化的有目的的活動。這種身體運動是為養生長壽服務，即以養護生命使達最長期限為目標的體育活動。由於它以養生保壽為目標，有其獨特的理論、方法和運動方式，我們稱之為中國養生體育。
中國養生體育的起源
中國養生體育有著非常古老的曆史。據古籍《呂氏春秋·古樂》所載，在原始社會末期的“陶唐氏”時代“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雍塞，不行其原，民氣鬱閼，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人們從實際經驗中總結出肢體活動的大舞，來加以治療。可以說，這是後來的導引、按摩等古代醫療體育、養生術的最早形式。“導引”之名，就是從“教人引舞以利導之”的含義中產生出來的。
長壽思想是養生思想產生的先導。長壽思想，即人類的“生命價值觀”，並非是有些書籍文章中所說的“自古有之”；而是在人類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當生產力的發展促成了其產生的物質客觀條件，同時，人類文明發展促成了其產生所必需的主觀條件，才有可能應時而發、應運而生。
——在原始社會，生產力極其落後低下的情況下，雖然逐漸萌發了某些萌芽狀態的體育現象，但隻是“自衛其生”而已（《體育之研究》語，“生”乃指生存而言，並無生命長壽之意）。據考古學家考證那時人之平均壽命才16歲左右，“北京人”的平均壽命隻有8—16歲；世界上最早記載人口平均壽命的古希臘，當時該國居民的平均壽命也隻有19歲，且隻是對城邦居民的統計。原始社會後期父係氏族社會開始出現了宗教，但並無向天祈壽的思想。到奴隸社會初期，夏代敬神，商代重鬼，順應“天命”，萬事祈天。所祈求的“福”，一方麵含：“風調雨順”以保證物質財富的增加；一方麵含“免於戰禍”，以求軍事上取勝，保證生產資料和物質財富不受掠奪，而並不包括“長壽”的希願。到了商殷後期，才逐漸產生了人對其本身壽命的祈求和願望，即開始出現了長壽思想。這一思想的產生，是人在社會上之自我價值認識的一大飛躍，也是“生命觀”的一大變革。這種新的“生命觀”的最早記載見於商殷巫祝之作《尚書》。在該書《洪範》中首次提出了“五福”和“六極”的具體要求——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其中所提及的“壽”（長壽）、“康寧”（健康無疾病）、“考終命”（壽命自終不橫夭）及“凶短折”（壽不長）、“疾”（不健康）、“憂”（感情不愉快）、“弱”（身體不強壯），從正反兩方麵指出了對生命與肌體和心理的全麵要求，並把長壽放在首位。
到了西周時期，這種健康長壽的要求成為全社會的祈求和希願。這反映在《詩經》這部古代詩歌總集之中：“永錫難老”、“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如南山之壽”、“萬壽無疆”等詩句，散見於從各地收集的民歌詩作之中，這足以說明當時社會對長壽問題重視程度之普遍。
《周易》作為我國著名的古典哲學著作，對於我國古代養生思想的發端也產生了重要的作用。書中反映了一些古代的養生思想。
它利用八卦及六十四卦來闡述陰陽消長變化的道理，以揭示天地自然和人類社會的某些客觀規律，進行指導人類如何順應和利用自然規律去修養生息，反映了古人對生命科學的樸素認識。《周易》這種思想，對後世有著深遠的影響，並成為我國古代許多養生思想學派的共同源頭和理論基礎。
這種長壽思想之產生與發展，必然導致人們由一般地向天祈求，進而變成為人為的設想和人為的措施，從而導致養生思想的產生和逐漸體係化，並促成養生術的相應誕生與發展。所以，長壽思想是養生思想之先導，而養生術是養生思想之實踐的產物。
伴隨著春秋戰國古代科學文化的巨大發展，在諸子哲學，特別是道家思想的影響下，養生思想與方法漸趨成熟，並形成了粗略的體係，從而揭開了獨具東方特色的對後世有深遠影響的中國古代養生史上新的篇章。
養生思想的形成
養生術是養生思想實踐的產物。長壽思想導致的養生思想，表現在人們社會活動的兩個方麵，一方麵是依賴於當時被視為國家大事之一的宗教信仰活動（《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這是消極方麵；另一方麵是依賴於有目的有意識的人為措施，即養生思想指導下的社會實踐，這是積極方麵。隨著養生思想的社會實踐和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養生思想也日益豐富充實，有其曆史的不斷發展過程。這反映了人類對養生問題認識的不斷深化。這過程反映在以下幾個觀點的形成和理論化上：
第一、養生有“道”
養生以求健康長壽，是有“道”可尋的。這“道”就是具體的措施和方法，也是養生這一事物的客觀規律。散著於春秋戰國而成書於漢代的《內經》。《內經》中有這樣的論述：“上古之人（實指商代以後的人），其知道（養生之道，即健康長壽的措施、方法、規律）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這裏明確指出養生之道並非神秘之物，就是“形與神俱”的具體措施。
第二、養生之道可“得”
養生之道，是可以掌握的。隻要掌握了生命運動的客觀規律，就能達到健康長壽的目的。“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始終也，死生之本也。逆之（不掌握客觀規律而違背之）則災害生，從之（掌握客觀規律而因勢利導）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內經》）。
第三、防於“未然”
在《內經·素問》篇中有這樣一段名言：“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鬥而鑄錐，不亦晚乎！”提出了防患於未然的理論，它不但是治理國家的重要指導思想，也成為了我國古代醫學和養生學的重要理論支柱，是養生術產生發展的理論依據之一。
第四、年壽可“變”
雖然古代哲學中有“壽命在天”（孔子《論語》）的天命論思想，但社會的發展和實踐，自然導出人對天命的懷疑，而看到人為的作用，認識到了人的壽命和萬物一樣是可變的。《呂氏春秋》：“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這種可變的規律是可以掌握的，並且能夠有效地用於壽命的延長上，“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這一思想在《左傳》中也有表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由以然。故詩曰‘高岸為穀，深穀為陵’。三後之姓，至今為庶”。變化的思想，是對天命觀的一定程度的否定。由於相信人體自然之強弱和壽命之長短是可變的，而人的自為行動（如通過養生術）是促成變的途徑，這就為養生術的廣泛實施奠定了理論基礎。使人們相信，在人體的健康長壽問題上，也能夠“人定勝天”（《荀子》）。
第五、動以養生。
“動以養生”的思想，以雜家的《呂氏春秋》為代表。這本書是由秦國呂不韋組織門下客人撰寫的。其中《本生》、《重已》、《責生》、《情欲》、《盡數》諸篇，有著係統的養生思想與方法的敘述，是對先秦養生知識的一個概括和總結。
《呂氏春秋》對養生的概念有較正確的理解。指出“長壽”的意義並非人本來壽命短要加以延長，而是指善於養生，使人們活完生理機能應有的活動過程，即“盡數”。據《盡數》載：“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為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
《呂氏春秋》認為，要長壽就要養生，其方法是“順生”即順應人們生理機能、自然等生活規律；“節欲”即生活要有節製，對於聲色、飲食、起居、衣著之事，都要適度，否則對身體有害；“去害”即要去掉那些對健康有害的因素；“主動”，即運動，這是《呂氏春秋》可貴的養生思想。在《呂氏春秋·盡數》篇中，提出了著名的“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形色亦然……”的論述，從而指出了運動的重要意義；主張靠積極的運動來增進健康，認為“巫醫毒藥逐除治之，故古人賤之也，為其末也”。《盡數》說明靠服藥治病不是維護健康的好辦法，這與《內經》的《治未病》的積極防疾增進健康的可貴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其最可貴之處，則在於它闡明了“生命在於運動”的規律。
在先秦時期，“動以養生”的思想逐漸成熟，提出了“勞”和“動”兩方麵內容的“動以養生”觀念。“勞”包括“居無求安”（《論語·學而》）、“不妄作勞”（《內經》）和“一張一弛”（《論語》）、“務以自佚（逸）”《呂氏春秋·孟春記》）等諸方麵，多屬勞逸結合與勞逸適度的自我調配，還並非有意識的身體鍛煉活動形式。“動”則指有目的的某些身體自我訓練過程。如：《禮記》中所說的“仲夏之月，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的登山遠眺活動；《漢書·藝文誌》所說的戰國時人以“引步”（徒手體操）求健身的活動；《內經》所說的“廣步於庭”、“導引”（按皮肉捷舉手足）等身體操練形式；《莊子》所說的“吹口句 呼吸，吐故納新，熊徑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都反映了當時已廣泛存在的“動以養生”的實踐活動。到漢代則將它全麵總結，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古代導引體操套路體係。馬王堆西漢墓出土的《導引圖》以及漢末三國時華佗《五禽戲》就是最好的見證。到唐宋乃至明清，更促成了它的全麵發展，達到日趨完美、出類拔萃的地步。象形拳、八段錦、十二段錦及逐漸與武術結合的各種習武練功養生的套路形式出現，即為例證。
第六、“靜以養生”
“靜以養生”的思想，以老子、莊子為代表。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春秋末期的思想家，著有《老子》一書，又名《道德經》，深為後世養生家、道家所重視。
老子從“虛無、無為”的哲學觀點出發，提出了“恬淡寡欲”、“清靜無為”的養生思想和養生原則。老子說：“致虛極、守靜篤。……夫物芸芸，各複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複命，複命曰常，知常曰明。”這些話都強調“致虛”、“守靜”，指出虛、靜是一切事物最根本的狀態，人們應該歸複於生命本源的虛靜狀態。老子的這些思想為後世以靜養生提供了重要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原則。
莊子繼承和發展了老子的養生觀點，進而提出了“靜以養生”的思想。
所謂“無視無聽，把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莊子·在宥》。要人們做到“恬淡寂寞虛無無為”。這些思想構成了我國古代養生界主靜派的思想基礎，其對後世的養生家、醫學家，甚至哲學家所采用的修煉身心的方法產生了影響。
莊子提出養生的同時，對追求健康與長生的“導引”“養形”予以完全否定。《莊子·刻意》否定了五種人，其中一種人是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這種觀點顯然是片麵的。然而，莊子借“庖丁解牛”的故事，提出了“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的養生原則，主張隻有遵循自然法則，才能保持形體的強壯和精神的健全，卻是十分可貴的。
“靜以養生”的思想，是在“動以養生”思想形成以後，在養生實踐中派生出來的一個支流。“動以養生”思想萌發於商末和西周，成熟於戰國末期和漢代；而“靜以養生”思想則萌發於戰國後期，成熟於兩晉南北朝至隋唐五代。
二者時間相距足有五百至一千年之久。
“以靜養生”思想萌發於“勞逸適度”、“張弛相輔”、“不妄作勞”等有關勞逸結合的觀點；到了戰國末期，進而發展出與“動以養生”相對的一派主張，至漢以後才逐漸構成體係。提出了一套關於“養性”、“養神”、“練心”、“內修”、“行氣”、“胎息”等觀點和措施來，形成了“治氣養心之術”。經唐宋兩代而漸具規模，足可以和“動以養生”之術相比美。
第七、“養備”、“動時”
提出了養生之道的要領是“養”和“動”二字。“養”包括“信醫”（扁鵲《難經》語）即重視醫療保健，“飲食有節”、“起居有常”、“灑掃沐浴”等衛生保健措施，“不妄作勞”、“善於習動”、“導引之術”、“治氣養心”等身體活動與身體操練以及心理修養方麵的健身措施。並指出養與動必須合乎“備”（全麵認真）和“時”（適時而不間斷）的標準要求。《荀子》：“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使之病；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天論》）。《呂氏春秋》指出：“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華佗則進而闡明了這一觀點：“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養與動的觀點，構成了養生學的基本宗旨，而動是其核心，養是其基礎，有養無動則不能強身，有動無養則不能持久。
第八、“動靜有常”
《易傳》是“動靜有常”養生思想的代表。“易傳”是“易經”最古老的注解。在養生方麵，提出了一些較為係統而深刻的認識，為後世的養生思想打下了基礎。
《易傳》從陰陽五行等角度對精、氣、神、意進行研究，十分重視人的生命運動及其規律。主張“性命雙修”，認為“性”（神）是生命的本質，而“命”（形，即身體）是生命的本源。因此，必須“順性命之理”，“窮理盡性以至命”。所以，我國後來的養生學家多被稱為“養性之學”、“性命之學”、“盡性至命”之學。可見，《易傳》為養生學奠定了理論基礎。
《易傳》從“一陰一陽之謂道”（見《易傳·係辭上》）出發，肯定了自然界中，存在著陰與陽、動與靜、剛與柔等兩種相反勢力的“相摩”、“相蕩”，是事物變化的普遍規律。主張生命的運動決定於陰陽二氣的動靜聚散。進而提出了著名的、我國體育界常引用的一句（話）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見《易·乾卦》）。即要人們去效法天地，按自然規律去以動養生，強調“動靜有常”，從而達到養生的目的。
概括起來說，古代養生思想，主要分為主動和主靜的兩種思路，主動派、主靜派在相對立中互相促進發展，同時又互相融和，形成了動靜結合的養生理論，雖然各有側重，但終為一體；這二者的融和與發展，如形意拳、坐功二十四勢等之問世，標誌著中國古代養生術的成熟與全麵發展。
動靜結合論，及主動與主靜兩個側重麵的發展，對中國武術的發展與流派之形成，也有著極大的影響。從養生術的具體曆史發展過程來看，有兩點結論：
第一、長壽思想的產生是養生思想形成的先導；長壽思想是在奴隸社會中後期才開始產生和發展的。養生術和養生思想都產生於其後。
第二、養生思想產生於奴隸社會後期，成熟於封建社會初期以後，它是養生術產生的先決條件，養生術是它的實踐產物。
管子的養生思想
管子（公元前？——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仲，是春秋早期的大政治家、思想家。管子的養生思想主要是繼承發展了“易”的“性命之理”，用於上層統治者的延年益壽，為其畢生功業服務，其主要內容如下。
1、“為身”
管子是一位重事業、重實際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非常重視人的聰明才智、道德品質，特別是身體健康。對此他統稱之為“身”，也就是“人格”的意思。他說，人要建功立業，最怕不能把自身搞好，不要怕別人不知道自己。人能搞好自身，建功業於天下，自然會功成名就了。同時也說明了“為身”是“為國”、“為天下”的前提和基礎。管子上述論述，與後人所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意思很接近。但後人所說的“修身”往往是側重於道德、學問的修養，忽視身體健康，管子的“為身”則是把健康長壽放在首要地位。他說：“導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此為身也。”（《中匡》）這深刻地說明了，管子重視德、智、體的全麵發展，而身體是根本；同時也說明了管子是主張用“導血氣”這種養生方法來求得健康長壽的，而求健康長壽同時是為了“長心”、“長德”來提高自己的智慧和道德修養。管子講“為身”以“長年”，主張要“順天之道”，亦即順其自然之道。我國古代人以血氣為人體的基礎，順天之道以養生，主要就是“導血氣”，這一思想是管子養生思想的主體。
2、“順天之道”以養生
為身、為國、為天下，可以說是管子養生的指導思想。而“順天之道”以養生，則應是管子養生思想的主體。管子講“順天之道”，即順其自然之道，這種思想出於“易”，與後代老、莊說的“至大順”與“順乎天理”（見《老子六十五章》與《莊子·養生主》）的思想是一致的。
（1）精氣凝聚為人，人得精氣以生
管子認為人與萬物都是陰陽二氣這種精氣化生的。精氣集聚成人與萬物，而一經聚集成人與物之後，其內涵精氣就逐步消散，精氣散盡，人與物就自然消亡。但這種消亡不是化為烏有，而是精氣遊離複歸於自然，再重新集聚為人與萬物。其所謂鬼神，就是指流行於大自然中變化莫測的精氣，而不是一般意義的迷信之說。對精氣我們可以理解為是大自然中的多種物質的統稱，是構成人與萬物的物質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