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西方體育出現新風
在中世紀的漫漫長夜裏，體育沒有窒息，它睜著凝重的雙眼，終於，在古老的天空下，出現了踢足球的人，跳高跳遠的人，他們舉起自己一生的重量，跟那個時代摔跤。
且說不同的社會需要、條件、地方習俗及其相互影響，在中世紀創造出了豐富多彩的封建體育形式。這一時期具有時代特征的騎士體育，特別是市民和農民的體育活動，為後來的體育發展做出了貢獻。
但是，中世紀初期，是西方體育的衰落時期。基督教對體育的遏製清楚地反映出這種衰落狀況。
早期基督教是在一世紀上半葉，猶太民族爭取解放鬥爭的高潮中出現的一個猶太教新教派，它是當時的衰頹的羅馬世界劇烈的階級鬥爭的消極產物。
西羅馬帝國滅亡後，基督教仍保留下來，轉而為封建主服務。在歐洲封建社會的初期，它趁封建割據嚴重、王權衰微之機，大肆擴張自己的勢力，從而控製了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
基督教神權的地位在歐洲的確立，給社會生活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它使現實生活中的一切，無論是人的思想，還是人的實體本身，乃至整個自然界，都成了“偉大上帝”的造物。
正由於此，使人的思想得以自由馳聘的哲學成了神學“皇後”的婢女，而使人的健美軀體得以充分展現和更加完善的體育也成了必須消滅的禍患。
雖然導致基督教會敵視體育的原因比較複雜，但歸根結底是體育與基督教神學世界格格不入。
基督教神學宣揚，人的靈魂是上帝的生氣，因而靈魂是不朽的，而肉體又不過是靈魂的監獄，它將隨人的死亡而歸為塵土。
至於人死亡後，他的靈魂將回到上帝那兒，上帝將按其生前行為的善惡，對其加以恩典和懲罰。因此，為了拯救靈魂，人應當注意自己的行為，要無條件地服從、忍耐，在祈禱、懺悔、冥想中度過全然不值得留戀的人生。
亞曆山大城的教父克雷門和邊太基人德爾圖良甚至就人對自己身體應持的態度作了更加苛刻的規定。前者認為：人即使在鏡子裏看到自己的形象也屬於犯罪行為；後者宣稱：人剃掉自己的胡須，也是對上帝造物的褻瀆，也屬有罪。而有罪者死後靈魂不得升上天堂，隻能下墜地獄，飽受烈火燒煉之苦。
這種神學思想在愚昧無知的歐洲中世紀是很容易被人接受的。這種世界觀的泛濫，使歐洲中世紀的人形成了特定的、畸形的心理結構：對未來審判的恐懼，對現世人生的冷漠，對人自身，特別是對身體的否定。
上述一切導致人們為了光榮的第二次降臨而奉行嚴格的禁欲主義，采取各種方法來折磨自己，以創造一個為上帝賞識的新的自我。人對體育活動的主觀需要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幾乎消失殆盡了。
德國宗教改革的首倡者馬丁·路德的早期經曆，便是這個時代飽受基督教毒害，喪失了一切人生樂趣的人的生活縮影。
路德從童年時代起，便開始受到宗教神學的熏陶。長期的耳濡目染使他厭惡人生，最後，為了自己的“靈魂獲救”進了修道院。
他全力履行各種教規，認真齋戒，克己禁欲，甚至自我鞭笞，但是，他仍然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不能受到上帝的恩典。於是，他悲觀、絕望，打算懸梁自盡，了結一生。
在緊要關頭，長者開導了他，他這才拋棄了輕生的念頭，又重新振作起來，繼續研究神學，最後創立了“因信稱義”（人因信仰上帝即可得救，得救不靠其行為）的學說，從而為人的精神解放和參加體育活動提供了理論依據。
基督教對體育的阻礙並不僅僅限於神學世界觀對人們的束縛，作為最高封建統治機構的羅馬教廷和各地區的教會，都采取強硬的措施來禁絕各種形式的體育運動和娛樂活動。這種情況隨著宗教改革運動的興起而變得更加嚴重。
例如，有些教會把民間遊戲視為異端行為而加以禁止。當時教會的一張通知上寫道：“如果有人在節日、禮拜日或聖誕節的晚上去參加遊戲、賽馬或帶假麵具，則在7年內禁止他外出，令他每天鞠躬100次，祈禱200次。”
基督教的魔爪也伸進了學校，教士們把持了學校，學校開設的課程大多與宗教有關，其中邏輯一科尤其受到重視，被認為是打擊異端邪說的有力武器。
學生的身體鍛煉被排除，而且，為了扼製學生的“肉欲”，學校為他們安排了頻繁的祈禱活動，連夜間也幾次起床祈禱、懺悔。
學校體罰盛行，因為《聖經》說過，人若有過，得用杖打他，才能拯救其靈魂，使他免下地獄。結果，不少學生被打傷致殘。
中世紀初期的歐洲人由於生活在這樣一個心情壓仰、身體運動缺乏的時代，所以體質普遍下降。這在當時留下的肖像畫上也有所反映。畫師們筆下、貴族、商人、平民都神情呆滯，麵容憔悴，瘦骨嶙峋。
在當時，人們主要以拯救人類而受盡折磨、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的身體為標準。它不是體力的象征，也不是為人們所崇拜的全麵發展的人的體力化身，而是陰間人的怪誕威力。
苦行僧由於前額上有拯救靈魂的影像，因而他的聖容便成了中世紀世界的人的理想。也許，任何東西也不能像“苦行主義”概念的變化那樣再明確不過地反映兩種世界觀的背反性質。
希臘詞“苦行主義”首先指的是身體練習，“苦修者”指的是競技優勝者。而在中世紀的基督教時期，“苦修者”一詞已指蔑視自己、折磨身體和隻磨煉精神的人了。否定體育的“苦修聖徒”的身體，是整個社會階層的共同標準。
當然，封建社會的一些團體和階層自己的標準，這時也正在逐漸形成之中，例如，騎士的標準就是這樣的。到最後，這個標準也逐漸被列入苦修教徒的共同標準。
人們尊重和認為騎士值得仿效的，不僅僅是他的體力、士氣、對騎士團榮譽的認識和按照成文的規矩行事，而且還有一點，那便是騎士將這些品質用來為上帝和教會效勞。
在教會直接控製下的教育機關裏，忘卻了古代的教育原則，並且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沒有注意兒童的年齡和過渡期的特點。它把兒童視為小成年人，不理解對個性發展必不可少的兒童戶外遊戲的作用，此外，它還認為這些遊戲是罪惡的根源。
但是，中世紀的教會，在自己策略和其他方麵，都曾對它已經或正在使之皈依基督教的各個民族作了必要的照顧。這些民族根深蒂固的傳統，比如日爾曼人春節舉行的比武會，諾爾曼人一年四季進行的對打，愛爾蘭人從632年到1169年間舉行的那些毫無忌諱的競技會，都未被視為違背教規而遭禁。
在民族大遷徙期間，東方遊牧民族的戰鬥經驗和方法，同地中海民族在金屬製品方麵所取得的成就結合在一起。
因而，已經逐漸使大多數居民聽受節製、取得了羅馬貴族地位的新的統治階級，便能夠以更具作戰威力的重武器來保護自己和自己的莊園，並能保證較高的訓練水平。
在有所寓意的活動中，教會一貫隻取用古希臘的舞蹈啞劇，然而、鼓吹贖罪的福的“天使舞”甚至也可以在教堂演出。
另外，從基督教中分裂出來的東正教就並不過分提倡禁欲。根據亨勒爾·基爾米斯特從語言學角度進行的分析可知，中世紀粗野的網球和足球正是經教士們的改革才變得文明起來，並易於推廣的。
且說到了1000年時，封建製度在全歐洲鞏固下來了。在封建社會體育的各種發展形式中，西歐最為典型。
騎士製度是歐洲中世紀土地製度的產物。在西歐，當時國家的土地名義上屬於國王，但國王實際上無法統管廣袤的領土，於是把土地分封給公爵、伯爵、大主教、主教和大修道院院長，將其作為自己的封臣。
這些世俗的和宗教界的封臣又以封主身份，再把自己所得的封地轉封給下層武裝貴族——騎士。
這些騎士作為最低一層的封建主，又把土地分成小塊租給農民耕種，收取地租賦稅，供養上述各級封建主。騎士的人數最多，封建國家的軍隊主要由他們組成。
在9世紀抗擊摩爾人和諾爾曼人入侵的鬥爭中，身披重甲的騎士們所占的優勢已經相當明顯，法國各代國王都將他們作為自己軍隊的骨幹，以取代很難招募而且又是生產中必不可少的雇傭步兵。
因眼兵役而得到封地和騎士稱號的軍人，與國王之間保持有臣屬關係。在11世紀至12世紀期間，騎士製度已經遍及整個西歐。國王賜予的封地可以繼承，於是騎士出身成了加入騎士團的必備條件。
非騎士出身的人，隻有國王才能使之進入騎士行列。同時，為了協調防衛和戰鬥訓練，以及為捍衛自己的局部利益或為實現受宗教驅使的特殊目的，便創建了第一批獨立的宗教和世俗的騎士組織。
這些騎士組織有約翰騎士團、神殿騎士團、德意誌騎士團。每個騎士團都由該團選出的總團長率領。
在11至13世紀騎士製度的興旺時期，曾嚴格規定隻有貴族才可以受封騎士，至14世紀以後，由於城市的發展，騎士製度開始衰落，獲得騎士身份的出身限製有了一定程度的放鬆。
從11世紀90年代開始的十字軍東征，提高了騎士的地位，並且，由於騎士與東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接觸，逐漸形成了所謂的“騎士精神”。
騎士作為封建統治階級的成員，必須遵守封建社會逐漸形成的軍事、宗教和社會道德的慣例，既要聽從自己封主的驅使，又必須為教會充當打手，對“異端邪說”進行鎮壓。
然而，由於他們處於封建階級的底層，他們也有扶弱抗強的一麵，而且，他們往往不顧基督教會的束縛，貪圖生活享受，沉溺於談情說愛。
再說騎士機構內的體育標準，是由封建主充滿內證的現實和當時軍事行動所必需的高度的身體要求所決定的。
眾所周知，使用冷兵器的打鬥，直到16世紀都還是西歐和中歐進行戰鬥的最重要的成分。而戰鬥力則首先取決於身披甲胄的騎士的體力和堅韌不拔的精神。
與此同時，身披重甲使用武器又提高了平衡的作用：平衡說到底是騎馬時穩坐馬鞍、步行時腳下踏實所必不可少的條件。當時，對於不騎馬、不披甲胄所達到的速度和靈巧，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在其他方麵，騎士體育的標準與中世紀騎士團在文化方麵的經院哲學思想密切相關。這些思想，在七藝和必須遵守的七德教義中都有所反映。
9世紀第一個騎兵團的創始人，布羅溫斯省的法國騎士戈德弗魯阿·德·普列依，便把掌握在與數字有關的神秘教派範圍內形成的7種技巧，當作對自己成員的基本要求。
根據這一點，貴族家庭出身的子弟必須學會：（1）騎馬；（2）遊泳；（3）打獵；（4）射箭；（5）廝殺；還要訓練他們：（6）台桌娛樂遊戲和球戲以便為宮廷服務以及（7）風度高雅的內侍所必須的吟詩藝術和基本舞蹈動作。
晚些時候又出現了很多地方的騎兵團條例，但其中騎士七藝仍然是體育的基礎。
前麵提到的平衡訓練，是鐵甲騎士騎術中最重要和最難掌握的練習。動作要領是在練習場用作裝飾的木馬上學習的，然後在少年時便轉為就地騎馬練習。
遊泳實際上是指騎馬遊泳，騎士在遊泳過程中要使用皮囊和幹樹枝捆，以免下沉。封建時期狩獵的主要形式是同野牛、熊、鹿等大動物搏鬥，搏鬥時騎士要使用武器。
但從16世紀中葉起，射箭和步兵作戰的作用提高了，在戰鬥技能方麵不僅更加注意騎士使用槍、雙刃劍和盾牌的打鬥訓練，而且也更加注意掌握步兵單人搏鬥的技術和戰術成分。
在塔爾霍菲爾的摔跤書（1443—1467間出版）的插圖中所描繪的徒手自衛動作，與日本武士的摔跤技術很相似。
可以肯定，從15世紀起騎士的雙人軍事訓練，已經同傳統的農民摔跤形式——迫使對手跪下的摔跤和抱腰——失掉了聯係。
書中描繪的把對方從大腿或頭上摔過的技術，使用腳絆、扭手和其他使四肢關節脫位的手法令對手無法反抗，其目的已經不是為了再現象征性的勝利者，而是為了真正戰勝對手，並使周圍的人感到害怕。
借助所謂“神意裁判”來訓練步兵接受考驗（水、火等的考驗），同時也促進了徒手自衛術的傳播。
15世紀末盔甲已經相當完善，當時的刺殺和打擊武器隻能造成挫傷和大腦受震引起眩暈。
因此，武士們力圖使對方疲憊到不能站立的地步，然後用徒手自衛的動作將其掀翻在地，再拔出輕劍從盔甲的縫隙中插進去，向他索取贖金，迫使其賠償損失或發誓做自己的奴仆。
從14世紀起，在德國騎士團成員訓練的標準中，也包括了攻城訓練必不可少的部分——要求用雲梯和長竿攀登。在列為宮廷服務範圍的台桌遊戲中，象棋在伊比利安半島（西班牙）首先得到了傳播。
在15世紀的詩作《騎士之鏡》中可以看出，騎士們除掌握有關身體訓練的七藝以外，還應當具有騎士的七德，這包括對教會和封建領主的絕對忠誠、勇敢、遵守比武規則、信守諾言、對敗者和弱者寬容以及在宮廷對貴婦人必須尊重。
總之，封建時期的社會意識全部都包括在騎士理想的概念之中。當時對於騎士美德的表現，是按封建道德來解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