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遠流長的水嬉和冰嬉之一——遊泳

在《易經》泰卦中,有這樣一條交辭:“包茺,用馮河,不遐遺。”“包茺”即葫蘆,“馮河”指渡江。意思是說,把剃空的葫蘆綁在身上渡河,不致沉入水底。這種依靠一定工具來擊水渡河的方法,反映出原始時期的人類已逐漸掌握了遊泳技能。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集《詩經》中還出現了描寫遊泳的詩句:“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遊之。”遇到水深的地方就乘木筏或乘船擺渡過去,而在水淺的地方就潛水或浮水渡過去。可見,遠在2500多年以前,人們的遊泳技術已達到了一定水平。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在水中的本領越來越強,而遊泳與人類社會的關係也越來越密切,並不斷在戰爭、生產和娛樂中開始發揮重要作用。

春秋戰國時期,南方各諸侯國相繼建立了水師,實行舟戰,遊泳也即成為水兵訓練中必不可少的內容。兵書《六稻.奇兵篇》說“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強弩長兵者,所以逾水戰也”,把越深水渡江河的本領稱為“奇技”。《管子》一書也記載了這樣一條史料:齊桓公為了對付吳越強大的水軍,按照管仲的建議,在河上築堤壩修建大規模的遊泳場,水深十仞,並下令“能遊者賜千金”。訓練出善遊泳的士卒5萬人,打敗了越國的水師。現藏於故宮博物院戰國時期的《宴樂漁獵攻戰紋銅壺》上麵,就有表現當時人魚共遊的畫麵,其人的遊泳姿勢協調自然,類似現在的自由泳姿勢。

在作為軍事訓練項目開展的同時,遊泳活動在民間同樣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普及。在《莊子.達生》篇中,有一個反映民間善於遊泳者的故事:呂梁之水,從百丈的絕壁上飛瀑而下,河中波濤滾滾,激湍騰沫,黿鼉魚鱉都不能遊。一次孔子站在呂梁水濱,見一人在水中翻騰,以為他要溺水而死,就令弟子隨波拯救,沒想到那個人忽然在百步之外浮出水麵,並披發高歌,逍遙自在,邀遊岸下,勝似閑庭信步。如此高超的遊泳技術,說明遊者已熟練地掌握了遊泳的訣竅及水的特性。

遊泳中的泅水技術,在我國古代出現也很早,秦始皇掃平諸侯後,為了炫耀自已的文治武功,鞏固統一的封建王朝,開始了四方巡遊。《史記》說他到了今天的魯南一帶,聽人告之這裏的泅水河還沉沒著一隻周代的銅鼎,於是“齋戒禱詞,欲出周鼎泗水”。他迫不及待地“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這種遊泳技術,在後來得到了更進一步的發展。漢代沿海的合浦郡盛產珍珠,當時入海采珠就采用了遊泳中的泅水技術。這類水上生產活動,為水上運動的普及創造了條件。

秦漢以後,水上活動日益興盛,並出現過許多遊泳能手。《晉書.周處傳》記述勇士周處善遊敢拚,一次,他“大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裏,而處(周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處殺蛟而返”。能夠在水中與蛟龍搏鬥三天三夜,可見其遊泳技術已有極高的水平。地處我國西北部的敦煌莫高窟,有著反映各個時期社會生活的形象畫麵。在編號為257窟的後部平基頂上,就繪有北魏時代的遊泳圖像。4個暢遊於水中的健兒,有的手臂高高地揚起,像是在同時撥水,仿佛現在的蝶泳動作;有的兩手前撩後劃,又有點像今天自由泳的意思。

弄潮,水上活動。是包括遊泳在內的大型水上活動。宋代,弄潮活動達到了高潮。吳自牧《武林舊事》中記錄了吳兒弄潮的壯觀景象:“浙江之潮,天下之偉觀也。”在這“際天而來”、“吞天沃日”的潮水中,”吳兒善泅者數百,皆披發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爭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沒於鯨波萬仞之中,騰身百變,而旗尾略不沾濕。”這些弄潮兒的技藝和膽量,確實值得欽佩。宋代的一些文人在看了這些弄潮兒表演之後,也為之怵目驚心。南宋詞人辛棄疾在回憶這一壯觀場麵時,曾留下了這樣的詞句:“吳兒不怕蛟龍怒,風波平步,看紅旗驚飛,跳魚直上,蹦踏浪花舞。”遊泳健兒的高超技藝躍然紙上。

我國的遊泳比賽始於漢魏時期,那時已經有端午節舉行遊泳比賽的民間習俗。每次舉行這種比賽時盛況非凡,參加的人數很多。唐宋時,每年端午節在錢塘江上都要舉行規模很大的遊泳比賽,而且與民間的遊泳活動相適應,皇家每年也舉行遊泳比賽。《宋史.禮誌》載:淳化三年(992年)三月,正是初春時節,河水很涼,宋太宗趙靈在金明池檢閱水軍。他命人將銀甌擲於碧波間,讓將士泅波取之。去取銀甌的當然不會是一個人,這種帶有比賽性質的遊泳顯然是鼓勵將士們練好水上技藝。

明清民間的遊泳活動仍以每年八月錢塘江“弄潮”為代表。每當漲潮之際,當地的人們便開展各種遊泳活動,且花樣越來越多。明人黃尊素的《浙江觀潮賦》就記述了數百弄潮健兒穿著紅色單衣在狂濤巨浪中表演各種奇技的驚險場麵。《西湖誌》說,弄潮活動中,遊泳健兒百餘人手持彩旗,先遊至海門迎接巨潮,然後在滾滾潮水中翻騰出沒。還有人在水上表演“踏滾木”及“水傀儡”、“水百戲”等,這是遊泳與雜技的綜合技藝。除了江南一帶的多水地區,就是北方,這時的遊泳活動也有一定程度的開展。清末南海人關康磷作《都門竹枝詞》有詠北京人春泳的一首詩,詩中寫道:“遊泳新成石白池,分曹競賽樹紅旗。解衣終卻春波冷,依舊看人作水嬉。”這大約是一次民間的遊泳比賽,而對這位南國的遊子來說,看到北方人遊泳,身上發癢,很想比試一下,最後終因怕冷而作罷,隻得眼巴巴地看別人盡情地暢遊於水中。在西藏日喀則紮什倫布寺,保存著一幅距今500多年製的遊泳壁畫,其遊泳者撥水、仰泳的姿勢形象逼真。看來就是在被人們譽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人們也已經掌握了相當高超的遊泳技術。

在民間遊泳活動開展的同時,作為一種軍隊的訓練項目遊泳也得到了重視。如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十分重視水戰,以遊泳等水上項目訓練水軍以迎擊入侵的倭寇。茅元儀《武備誌》中記載了明代的水軍,是從善於遊泳的“沙民”中選出的,因為這此“沙民”生長在海濱,熟知水性,出入波濤之中如履平地。在清末沿海軍民抵禦海盜的戰鬥中,更顯示了遊泳的重要性。顧翰的《俞家莊歌》一詩就講到了浙江嵊縣俞家莊漁民在反入侵者的鬥爭中,憑著高超的水上功夫,攜帶草等物潛泳至敵人的輪船底部,纏繞機具,從而戰勝了敵人。

中國古代的遊泳活動就是這樣,在民間和軍隊訓練的結合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其悠久的曆史,豐富的內容,成為具有民族特色的傳統體育項目。

源遠流長的水嬉和冰嬉之二——跳水

關於跳水的產生,很早以前曾有這樣一個傳說:在海邊居住著一個年輕的漁民,他是個捕魚能手,又是一個遊泳健兒。有一天,他看到在海岸邊高高的懸崖上有一隻水鳥在注視著無垠碧波。突然,水鳥發現一條魚遊了過來,於是它展開雙翅,從懸崖上直撲下去,鑽入水中,然後叨著魚又飛回原來的懸崖上。這個漁民在多次的觀看水鳥展開雙翅撲入海水中的靈巧優美動作後,決心模仿水鳥捕魚的姿勢試跳一次。於是,他爬上了一個不太高的懸崖,由那裏跳入大海,捕捉魚類,由於他跳入大海的姿勢很像水鳥,既輕巧又優美,且每次投入海中從不空手而歸,所以許多漁民就又模仿他的動作跳入海中捉魚。久而久之,逐漸形成了一種遊戲形式。後來,有人把這種遊戲加以改進,增添了一些民間舞蹈動作,就形成了跳水遊戲。

當然,以上隻是關於跳水運動產生的一個傳說,但它告訴我們跳水這一水上運動形式,是隨著人們觀察自然現象,隨著人們的生活實踐而逐漸產生的。深究跳水的起源,我們可以追溯到遙遠的古代。跳水是伴隨著遊泳技能的發展而產生的,它是遊泳活動的一個輔助動作。要遊泳,就要下水,走人水中或跳人水中的動作可能同時產生,當人們從山岸邊或船上跳人水中時,跳水的動作就產生了。這種跳躍入水的動作是跳水運動最初的開端。隨著漁獵生活的需要,古代人在不同的情況下多次重複這一動作,逐步形成了一種跳水的技能。後來,在遊泳技術不斷提高的同時,人們不僅創造了各種遊泳姿勢而且發明了水上遊戲的各種形式,如拍水、踩水和投水等。投水就是我國民間流行的“紮猛子”,是跳水的一種姿勢。

在我國的古代典籍中關於跳水的最早記載,出現在《晉書.周處傳》中,書中所說的“(周)處投水搏蛟……”,即指周處投水與蚊龍搏鬥,他所采取的就是“投水”這一跳水動作。我國古代的許多遊泳能手,都有自己的技術姿勢。趙鱗的《因語錄》中記載了唐代一個叫曹讚的人,他不但是一個身手不凡的遊泳家,而且在跳水方麵也有相當高超的技藝。他能夠在“百尺樁上不解衣服投身而下,正坐水麵,若在茵席”。穿著一身衣服從百尺高的桅杆上跳入水中,並能夠悠然自得地坐在水麵上,像坐在席子上一樣,說明曹讚必然掌握了跳水的技巧,包括從起跳、騰空、入水等一係列動作。曹讚的跳水技藝,也許今天的跳水健兒們看了也會驚歎不已的。

到了公元12世紀初的宋代,我國出現了另一種跳水活動,即“水秋千”。水秋千原為水中打秋千的意思,是古人把秋千遊戲引入水上遊戲而創造的一種新的遊戲。早在五代時前蜀的花蕊夫人《宮詞》中,就有“內人稀見水秋千,爭璧珠簾殿帳前。”的詩句。五代時的水秋千尚在初創時期,因此連宮中也不是常見的,以致於那些宮女們聽說有人玩水秋千,便爭著分開珠簾,翹首以望。迄至宋代,水秋千發展成為一項驚險的跳水活動。當時水秋千是這樣進行的:在大船上立一個高大的秋千,表演者在將秋千蕩到高空的一瞬間,突然從秋千上一個跟鬥跳下來,紮入水中。秋千在這裏起一種活動跳台的作用。這顯然是難度極大的跳水表演,不僅需要技巧,而且需要勇氣。這種水秋千是宋代“百戲”中的一戲。當時流行的數十種戲中有水戲兒一類,而水戲兒就包括水秋千的跳水活動。反映宋代都成汴京(今河南開封市)生活風俗的《東京夢華錄》一書,對當時水秋千跳水競賽作了詳盡的記載和生動的描述。該書《駕幸臨水殿觀爭標錫宴》記曰:“有兩畫船,上立秋千,船尾百戲人上杆,左右軍虞侯臨教鼓笛相和。又一人上蹴秋千,將平架,筋鬥置身入水,謂‘水秋千’”。這裏記載的是宋趙佶(1082-1135年),曾在水殿觀看的水秋千表演。當時,水殿裏停泊著兩隻彩船,船頭立著秋千,船尾有人作各種雜技表演,禁衛軍官兵擊鼓吹笛助興。其中一人登上秋千,高高蕩起,當身體與秋千的橫架接近平衡時,突然從秋千上騰空而起,在空中翻越筋頭,最後跳入水中,這實是一種別開生麵的表演。

明清時期,隨著每年的弄潮活動,在江南多湖地區,有關的跳水活動還與遊泳一起進行。特別是浙江西湖一帶,在“水百戲”等水上活動中,跳水遊戲還是其中的項目之一。但這類跳水,始終是一種民間遊戲活動。直到20世紀30年代,現代跳水運動才在我國逐漸興起。

源遠流長的水嬉和冰嬉之三——龍舟競渡(劃船比賽)

龍舟競渡是大半個中國和東南亞等地流行的曆史悠久的水上傳統體育活動。它不僅有著豐富的社會內容,而且還有著多彩的活動形式,其規模之大,參加人數之眾,在傳統的體育項目中是很突出的。

關於龍舟竟渡的起源有多種說法。相傳,我國古代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是戰國時楚國的一位對祖國忠心耿耿的大夫,因為剛直不阿,不肯與朝廷裏的昏君貪官同流合汙,被放逐到汩羅江。秦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秦國大將白起率兵攻人楚國的都城鄂,屈原悲痛欲絕,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祖國被秦國滅亡,就在五月五日這一天投汩羅江而死。當地的漁民聞訊急忙劃船去救他,然而沒有找到他的屍體。這種劃船活動一直相沿下來,逐漸成為習俗。每年的這個時候,正是農曆的端陽節,人們就聚集在江邊、湖畔,舉行劃船比賽,來紀念這位偉大的愛國者。此外,還有一種傳說是為了紀念春秋時期吳國的有功之臣伍子胥。《吳越春秋》說伍子胥因忠受讒,死後棄屍水中而成為水神,人們便以賽船來懷念他。在《越地傳》一書中,還把龍舟競渡的起源歸於越王勾踐。

以上三種說法,或是為了紀念曆史上的忠臣而給予的附會,或是因競渡流行的區域而與曆史上某位名人相結合。實際上,龍舟競渡活動的起源遠較三者為古,其起始應與我國南方多水的自然環境有關。嶺南的“百越”,遠在原始社會就居住在水網地區,過著以漁獵為主的經濟生活。他們斷發文身,自稱龍子,特別善於使舟。可以說,操舟捕魚一類的活動,在這種地區的居民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競渡隻不過是他們水上生活的演習而已。

最初,“競渡”之舟隻是一般的小舟,直到西周,開始出現了舟與龍神崇拜結合的產物——龍舟。晉太康二年(281年)在魏襄王古墓中發現的《穆大子傳》一書中,有“天子乘鳥舟、龍舟,浮於大沼”的記載。當時,人們將龍的形象裝飾在船上,是為了娛神、祭神和祈求神的保佑,而龍舟競渡活動形成的契機當也是出於娛神和禳災,亦即龍神崇拜。

春秋戰國期間,戰事繁興,尤其是吳、越、楚三國,地處江南水鄉,水戰是其征戰的主要形式之一。當地居民也習於“以船為車,以揖為馬”。這對“競渡”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如在我國西南地區和東南亞各國發現的,時代約當戰國中期至東漢的荷寨山式銅鼓,其多數上麵都飾有“競渡”紋。這些紋飾中船的首尾,往往裝飾成鳥尾形象,船上的人皆頭戴羽冠,前後排成一行,作相同的劃船動作,表現的場麵隆重而又熱烈(見圖30)。反映出這時的“競渡”活動已相當普及了。

秦漢魏晉之際,雖然“競渡”少見於史書記載,但由軍事水戰及某些宮廷中的水嬉活動可見一斑。如漢武帝作昆明池以習水軍,就有劃船比賽項目;漢昭帝與宮人采蓮劃船,泛波戲水,說明船已在宮中作為水戲的工具被廣泛使用。這也給我們一個啟示,當時的民間“競渡”活動還是比較興盛的。

每年在民間舉行的劃船競渡活動,在唐以前還沒有統一的日子,有的在四月,有的在八月。大約自唐以後,才統一於五月端午節舉行。整個隋唐時期,水上競渡活動一般是水鄉人民自動組織起來進行的。《舊唐書.杜亞傳》說:“江南風俗,春中有競渡之戲,方舟並進,以急趨疾進者為勝。”比賽時,岸上擠滿了觀眾,喝彩聲、號子聲、鑼鼓聲響成一片,聲震雲霄。到了五代,競渡之風愈盛,不但民間組織,官方也大力提倡。當時,各郡、縣、村社每年都組織龍舟競渡活動。一到端午日,官府即賜給競渡組織青綢緞,並為龍舟比賽設置了錦標,就是在終點豎一竹竿,竿頭上懸錦彩,競渡優勝者奪到錦彩就稱為奪標。這樣一來,龍舟競渡活動就成為了一項激烈爭奪、扣人心弦的體育比賽,而這種奪標賽就是以後體育比賽中“錦標”的由來。

宋元時期的劃船運動也比較活躍,一些帝王為練水軍並進行娛樂,也鼓勵劃船。宋鹹平三年(1000年),真宗在金明池觀水戲,其中就有劃船競賽,且優勝者有獎。民間的端午競渡也十分活躍,時人黃公紹在《端午競渡耀歌十首》中,為我們勾畫了一幅生動的龍舟比賽圖:“看龍舟、看龍舟,西堤末計水悠悠。一片笙歌催啼晚,忽然鼓擢起中流。”“擢如飛、擢如飛,水中萬鼓起潛螭,最是玉蓮堂上好,躍來奪錦看吳兒。”宋畫家張擇端所繪《金明池奪標圖》及元人王振鵬的《龍舟競渡圖》,還對宋元時期都城的龍舟競渡活動作了形象的描繪。

明、清時期,每年的龍舟競渡活動仍以南方水鄉為盛。明人王濟撰《君子堂曰詢手鐃》一書對當時的龍舟競渡活動描述道:每年農曆五月初一,競渡活動就開始了,一直持續到初五日端午節。每次活動參加的船隊有15隻之多,參賽之船一般長七八丈,首尾刻畫有龍形。這樣的龍舟每隻有隊員53人,他們皆穿紅衣,罩綠衫,下著短裙。其中有敲證鼓數人,舉旗一人,其餘皆用船槳擊水。比賽過程中,但見舟行如飛,旗舞鼓鳴,最後以最先到達終點者為勝。像這樣規模宏大的競渡活動,在當時的桂林、梧州等地每年都按例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