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他對青年寫作者言傳身教，是很花了心思的。他這樣做，目的全在“培植一代正氣之花、磊落之樹的新苗”，他說：“文壇正如舞台，老一輩到時必然要退下去，新的一代要及時上演，要各扮角色，載歌載舞。”他雖然在青年作者身上花了許多心血，傾注了深厚的感情，但他編刊物的時候，從不喜歡把作者叫到自己家裏來，以為幹這一行，隻應有文字之交。例如和劉紹棠、從維熙等，雖然文壇盛傳他們是孫犁的“大弟子”（孫犁本人一直反對這樣稱呼），但至今見麵為數寥寥。從維熙最初給《天津日報》文藝周刊投稿，有一次到報社來，孫犁隻和他（還有幾個別的人）在會議室裏見了一麵。１９５７年初春，孫犁在北京住院，從維熙和劉紹棠、房樹民買了一束鮮花去看他，結果沒能進去。８０年代，孫犁重提此事，還眷念不已：……１９５７年春天，他們幾位，怎麼沒有能進到我的病房呢？如果我能見到他們那一束花，我不是會很高興嗎？一生寂寞，我從來也沒有得到過別人送給我的一束花。
現在可以得到了。這就是經過他們的努力，不斷出現在我麵前的，視野廣闊，富有活力，獨具風格，如花似錦的作品。即使在這些他親自指點、培養過的後輩作家麵前，他也總是那麼平易親切，謙虛謹慎。有一次，他給從維熙寫信說：“我成就很小，悔之不及。我是低欄，我高興地告訴你：我清楚地看到，你從我這裏跳過去了。”現在，他以同樣的熱情，繼續不斷地注視著新的作者和新的文學幼芽。其中，最小的一位是寒青，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十五歲的小姑娘，孫犁和她說話，就像和大人說話一樣，但諄諄之意，又是十分地感人。他給她寫了這樣一封信：寒青同學：
收到你２月１４日來信，我非常高興。這並不是因為你在信中讚揚了我，是因為我看到了你對生活，你對父母，你對文學寫作的一片赤誠，和你對我的一片天真之心。你的文字，也使我高興。你才十五歲，有這樣通順，鮮明，能很好的表達情意的文字，證明你是很用功，很懂事的一位小姑娘。
隻有嚴肅純樸地對待生活，才能嚴肅純樸地對待文學藝術。那些把文學藝術看作是荒誕玩鬧的化身的人，最終必然導致荒誕玩鬧地對待生活。每年都可以看到，不久以前還在玩弄魔術、嘩眾取寵的人，在文藝舞台上消聲斂跡了。
我生活得很好，春節過得也很愉快，請你不要掛念我，好好學習，繼續努力。問你父親好！
孫犁
２月２２日
他已經七十多歲了。在他幾十年的編輯生涯中，貫串著一個顯著的特色，那就是持久不懈的熱情。前些年，他已從具體的編輯崗位上退了下來，但是，許多人都能感到，在他和青年作者的接觸中，仍然葆有他當編輯時的那種一貫特色。１９８３年前後，山東省魚台縣一位青年作家李貫通，常常寄信寄作品給他，向他請教。孫犁的複信，直率而具體，但又充滿激情。例如，有他的信裏，我們能夠讀到這樣的話：“寄來信及刊物收到。當即讀過你的小說。小說寫得很好，很吸引人，我吃過晚飯，一口氣就讀完了，忘記了抽煙。可見是有它的特點了。”“小說主要是寫出人物來，就是寫出‘人情’來。故事情節都要服從這一點，不能倒置。你的小說，情節故事還可以單純一些，例如‘文化大革命’及遇到管文物的老人，均可從簡。寫這些東西，主要是為了‘道理’，而道理本應從人情中生出，不應從編故事中生出。”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１４日，李貫通再次致信孫犁，說自己一篇小說發表後，收到不少讚譽的信，但終沒有引起什麼重視，有些朋友說他缺少“詩外功夫”。並隨信寄來一期《萌芽》，上麵載有他的新作《第二十一個深夜》，懇請指正。
李信約三四百字。距李寫信不足一周，即同年１１月２０日，孫犁寫了一封長達三千多字的回信，告訴這位作者：“看到刊物上有你的新作，我都是感到高興。看到你的作品被重視，發在顯著地位，我尤其從心裏喜歡。”“說來說去，創作一途，生活積累總是根本，其次是讀書。”“從事創作，隻能問耕耘，不能預計收獲。皇天總不會負有心人就是了。也不必去做‘詩外功夫’。我青年時從事此業，雖談不上成績，也談不上經驗，但我記得很清楚，從來也沒有想過，給權威人物寫信求助。因為權威人物是不肯輕易發言的，隻待有利時機，方啟金口。有時說上一句兩句，鈍根者也不易領會其要領。即使各種條件成熟，你的姓名，被列入洋洋數萬言的工作報告之中，並因此一捧，使你的作品得獎，生活待遇提高，得到一連串的好處，對你的前途，也不見得就是定論。曆史曾經屢次證明這一點。”“給我寫信，是另一回事，與上述無幹。因為我說你寫得好或是不好，都是秀才人情，無關實利。我們是以文會友，不是以文會權，或以文會利。”……信寫得如此誠摯懇切，熱情洋溢，沒有對年輕作者的由衷愛護，是做不來的。但是，作者的信，正如次開了的堤防，一時還收它不住：
前兩天，天津下了一場大雪，這是一場很好的雪。我從小就喜歡下雪，雪，不隻使環境潔淨，也能使人的心靈潔淨。昨天晚上，我守著火爐，站在燈下，讀完了你發表在《萌芽》上的小說《第二十一個深夜》。在我讀小說的前半部分時，我非常喜歡，對你的藝術表現的欣賞，幾乎達到了擊節讚歎的程度。但自從甜妮母親突然死亡的情節出現以後，我的情緒起了變化……
直率地說，他不喜歡這篇小說的下半部分，他認為甜妮母親的自盡非常不自然，是作者有意製造的“懸念”。由於這一關鍵性的情節失當，使後麵的故事亂了套。他也想到，這可能是作者追求的一種現代手法；但他明白表示，他不欣賞這種手法。小說的後半部，奶奶和甜妮性格變得“複雜化”了，但和她們前麵的形象發生了矛盾和破裂。至於甜妮擦澡和嘲笑詩人的情節，那簡直是敗筆，“是當前流行的庸俗趣味，在你筆下的流露。”最後，他向作者表示：他可能說得太多了，也可能說得過火了，希望得到原諒。
該信稍後發表，沒有等到作者表示原諒，他自己先惴惴不安起來。一位評論工作者看過他的信和李的小說後，委婉地告訴他：“當前的青年作家，都喜歡捧……”他想：他和這位青年作家隻見過一麵，而且隻有幾分鍾的時間，還說不上什麼了解，結果會是怎樣呢？
他本來已變得不大願意讀自己發表過的東西，這次卻找出原稿，讀了幾遍。還好，沒有發現有可能開罪對方之處，他放心了。
但他發現這信是在激動狀態下寫的，有些借題發揮。對李的小說，某些地方也難免說得偏激了些。青年人讀到這些地方，會是不愉快的。
李來了信，沒有這樣看，他倒是表示要把小說改寫一次。孫犁勸他不要這樣做，以為這樣不合藝術規律，建議他在出書時，原封不動收進去，把精力放在寫新的作品上。
沒有私心，不存成見，放筆直言，坐而論道。孫犁一向提倡的文字之交，他的誘掖後學的激情，在這次通信裏，表現得是十分突出的。
這當然不是唯一的一次。由於他讀書認真、仔細，他提的意見也往往是非常具體的。有一位作者寄來了他的散文《母親瑣記》。孫犁一直認為散文以紀實為本，可以剪裁、組織，但不能虛構。讀了這篇散文，他回信說：“你這篇散文，有個別處，使我感到不太真實。如‘第三個對象’，有黑麻子，那是誰都可以一目了然的，為什麼你看不出來，還要母親去‘暗地察訪’？這種寫法，即使在小說裏也是漏洞，就不用說散文了。”從維熙的中篇小說《大牆下的紅玉蘭》，在《收獲》上發表後，作者特地掛號寄來該期刊物。孫犁知道這是無聲的督促，便從當天下午開始閱讀，讀到晚上１１點鍾，仍剩下兩節，次日早上讀完。因為他讀得很慢，是逐字逐句地讀，所以連文字排印上的一些技術問題也看出來了。這些問題，如非編校人員，本來是不易發現的。其中，第二十頁：“看透這層窗戶紙，葛翎血如潮湧……”他指出葛翎二字應是路威之誤。可見，他平常閱讀作品的情景，是如何全神貫注、念茲在茲了。
他還不止一次地告訴青年作者：要勤寫。生活準備尚不充分時，多寫些散文；當真有體會、見聞，適於作小說時，寫些短篇也很好。總之，手不能閑著，每個月要寫一兩篇才好。他這個方法，特別對初登文壇的青年作者說來，可能是個極其簡便、有效的提高方法。
他充分估計到，寫作是有幹擾的，特別是某些不恰當的批評，幹擾更大。他幽默地采用了契訶夫的一個比喻：有些批評家對作家的工作來說，就像正在耕作的馬的肚皮上飛攏的虻蠅。有一次，他也告訴賈平凹：“從事創作，有人批評，這是正常的事。應該視若平常，不要有所負擔，有所苦惱。應該冷靜地聽，正確地吸取，不合實際的，放過去就是。不要耽誤自己寫作，尤其不可影響家人……”北京有位作家到天津來，和他談起賈平凹。他說，青年人一時喜歡研究點什麼，或有點什麼思想，不要大驚小怪。過一段時間，他會有所領悟，有所改變的。那位作家也這麼看。這裏指的是，傳說賈平凹對佛學感到興趣。
作家受社會風氣、時代思想的影響很大，這一點他看得很清楚。因此，他對於作家個人，尤其是青年作家，常常給予體諒：“一些人對藝術的要求，既是那麼低，一些評論家又在那裏胡言亂語，作家的頭腦，應該冷靜下來。抵製住侵蝕誘惑，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尤其是青年人。有那麼多的人，給那麼低級庸俗的作品鼓掌，隨之而來的是名利兼收，你能無動於衷？說句良心話，如果我正處青春年少，說不定也會來兩部言情或傳奇小說，以廣招徠，把自己的居室陳設現代化一番。”這話說得很近人情，但不是姑息原諒，因為當被原諒者看到他這樣說，一定是更加警覺地審視周圍，省察自己了。所以，歸根結蒂，還是他心地誠懇，誘導有方。
下麵是又一個諄諄善誘的例子，也是我們在本書中最後一次引述他的“芸齋小說”了。
這篇小說的題目是《春天的風》：那是１９８４年３月，春打“六九”頭，而當時已經進入“九九”了。這天刮著大風，雖然攪得滿院子塵土，但空氣裏已經帶著暖意了。
孫犁正伏案寫作，而且確是文思泉湧，好句子搶著跳出來，心情也很愉快——他寫順了的時候，情形正是這樣。忽然有人敲門。他最怕寫作時來客，沉重的敲門聲，常常引起他的反感，不得不強自克製，以免得罪客人。這次敲門聲卻很輕微。
進來的是一位長身玉立的女孩子。從麵容和眼神上，孫犁看出她神經方麵不很健康。這些年來，常有這樣的青年來訪。孫犁讓給她一把藤椅，她說：“你老年紀大了，理應坐椅子，我坐凳子。”說著自己拉過一隻小凳，坐下了。
孫犁對她發生了好感，心裏安定下來。隻聽女孩子說：“我想拜訪一位作家，我就想到了你老。”
“你找我談些什麼呀？”他和氣地把眼睛眯了起來。這樣可以使對方暢所欲言。
女孩子的聲音變得低沉了：“我想問問你，我還需要不需要寫作？”
“你帶了稿子來嗎？”
“沒有。我不想寫東西了。因為我看到周圍的人，他們的生活、思想、感情，都不是那麼高尚，他們都很自私。我想，不值得我去寫。”
孫犁開導她：這可能是因為身體不好，精神不好，可以先休息休息。等精神好的時候，就會覺得有些人還是很好的，很可愛的，那時再寫，情形就會不同。
女孩子說她九歲患病，很固執，想不通。今天來，口袋裏還裝著很多藥。
“是中藥還是西藥？”孫犁顯然想使談話更隨便、空氣更輕鬆些。
“什麼藥也有。”她掏出一包藥叫他看。
“九歲……”孫犁在心裏計算著一個數字。
“你今年多大了？父母做什麼工作？”他問。
她說二十七歲，父母都在保定某大學教書。
“你應該到保定去，那裏空氣好一些，對你的身體有利。”他說著，那個數字也算出來了：她是一九六六年得的病。
她承認保定空氣好。她拉著自己搭在淺花棉襖上的駝色長圍巾說，在那裏，這圍巾一個月還很幹淨，在天津幾天就黑了。但她對生活沒信心，每天應付許多生活瑣事，她受不了。“生活，並不像文學作品描寫得那樣可愛。”她說。“那還是因為你有病。”孫犁深表同情，女孩子感到了這一點。孫犁繼續說下去，“生活就是生活，它不像你想的那樣好，可是也不像你想的那樣不好。你記著我說的這句話。這不是我的創造，這是我十四歲時，剛上初中，從一本書上，得到的啟示。我一生信奉它，對我有很大好處，我現在把它奉送給你。你現在，要離開這個城市，這裏對你的病很不利，這裏的空氣汙染，噪音刺激，都很嚴重。你應該到農村去，呼吸新鮮空氣，吹新鮮的風。”
“你叫我去當農民嗎？我還沒有找到朋友哪！”對方忽然有些不安靜了。
“不是。”他趕緊解釋，“你可以請假去，礙不著城市戶口，也不耽誤找對象。我坦白地告訴你，我也得過你這種病，我們可以說是同病相憐。”他告訴她，這病需要大量新鮮氧氣，這個城市人太多、太擁擠，隻會加劇她的病。接著，他以自己的經曆現身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