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日本帝國主義者宣布無條件投降了！在延安，消息傳來的那天晚上，“無數的燈光在一層層一排排的窯洞裏亮起來，我們搜集一切破布片舊棉花，紮成各式各樣的火把，在延安街上遊行。光明和歡笑，照在延河的水底，我們仰望山頂，那山腰山頂的燈火，成了一個莊嚴快樂的世界。”
勝利了，勝利比預想的來得要快，他們又從延安出發，向家鄉行進了。因為孫犁是從晉察冀來的，所以被派作前站，給女同誌們趕毛驢。他重新穿起那雙從晉察冀穿來的山鞋，拿起那根從敵後山上砍來的六道木棍，上了路。因為是勝利後的還鄉，心情之舒暢愉快，就不必說了。
他帶的這支隊伍也很別致，母親的嬰兒們，裝在兩個荊條筐裏，掛在毛驢的兩邊，“小毛驢一走一顛，母親們的身體一搖一擺，孩子們像燕雛一樣，從筐裏探出頭來，呼喊著，玩鬧著，和母親們愛撫的聲音混在一起，震蕩著漫長的歡樂的旅途。”
這是金秋時節，迎麵吹來的，是掠過西北高原的瑟瑟秋風，除了孩子們的咿呀嬉鬧，母親們的半嗔半愛的哄逗叱喊，還時時有女歌手們的抒情歌唱，孫犁很滿意他這支隊伍。但是，在過同蒲路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這是一個夜晚，他們必須趁天黑越過同蒲路（這時日偽仍控製著鐵路線），因為一個女同誌下驢到高粱地裏去小便，掉了隊，鐵路沒有過成，全隊又都退回來，等候第二天夜裏再過。
第二天，他宣布了一條特殊的紀律，也可以說是“緊急狀態法”：
凡是女同誌小便，不準遠離隊列，即在驢邊解手。解畢，由牽驢人立即抱之上驢，在驢背上再係腰帶。
這一來果然奏了效，他們勝利地通過了敵人的封鎖線，使孫犁現在想起來，“還覺得有些得意”。
馬達也在這個隊伍裏，他也是單身漢，負責趕驢。中午到了站頭，他倆總是蹲在街上吃飯。給養來源不很正規：孫犁因為有兩套單衣，途中每走一程，就賣去一件單衣，補充些果子和食物。飯量出奇的好，什麼也吃著很香。像來的時候一樣，也要走幾天休整一次。在晉、陝交界，有一天上午，孫犁從住宿的地方出來，經過一個磨棚，看見馬達站在那裏畫速寫。有兩個青年婦女正在推磨，孫犁沒有注意她們推磨的姿態，他隻看馬達畫，“馬達用一支軟鉛筆在圖畫紙上輕輕地、敏捷地描繪著，隻有幾筆，就出現了一個柔婉生動、非常美麗的青年婦女形象。這是素描，就像在雨霧裏見到的花朵，在晴空裏望到的勾月一般。我確實驚歎畫家的手藝了。”從這一次，他對畫家產生了特別的敬意和好感，他在自己的創作中，無形中也更加強了素描的訓練。能幾筆畫出一個人，是要有經驗的畫家才行。在初學畫的時候，一定是擦了再畫，畫了再擦，不知經過多少次練習，然後才能一筆是一筆。
白描的功夫，是作家對生活人物異常熟悉，經過周密觀察研究的結果。如果事先沒有觀察或不熟悉，麵對麵工筆細塗，尚且不像，何況白描？冬季，他們到了張家口。這是他們勝利後進入的第一個大城市，敵人所遺物資很多，這些文藝家們久處困難環境，現在看到這麼多東西，便撿些四處扔著的廢白紙張，作為寫作、繪畫之用。
晉察冀的熟人大部分都在，開會歡迎了他們。因為他們早到張家口，穿戴都很整齊，康濯和已經改行做經濟工作的鄧康，都穿上了洋布衣裳。鄧康看見孫犁隻穿一身粗布棉襖褲，便給他一些錢，叫他到小市上添購些衣物。孫犁到野市買了一頂西北皮帽，一件蠶綢襯衣，還有一條可作圍巾用的日本絲巾，然後應鄧康之邀，回到他的住處，洗了一個日本浴，換上了幹淨的襯衣。於是，他告別了在延安結交的新朋友們，也告別了趕毛驢的生活，一個人回冀中來了。
這下麵又是一段新的行程，一個人向自己的家鄉奔赴的行程，他感到了親切，也感到了緊張。從１９３９年春天離開自己的家，到現在已經六七年了，在這段時間裏，長子夭折，聽人說父親健康情況也不好，想起這些來就心情沉重。１９４４年秋天，他在延安窯洞裏，從筆記本上撕下一片紙，修了一封家書。那時，家鄉還被日偽占據著，寄信很危險，但他實在控製不住對家人的思念。白紙的正麵，是給父親的短信，背麵是寫給妻子的幾句話。她不識字，但他知道，父親會念給她聽。
他把這封信寄給在晉察冀工作的周小舟同誌，煩他轉交。一年多過去了，家裏收到這封信了嗎？
他一個人乘火車到了宣化，在王煒的住處，要了一件日本軍官的黃呢鬥篷，和一件軍毯，然後步行回鄉。他從下花園奔涿鹿，再經易縣越過平漢路，插入清苑西，一直南行，每天行程大約百裏，共走了十四天，終於進村了。那是一個黃昏，當他披著那件黃呢鬥篷進家時，“正值老父掩外院柴門，看見我，回身抹淚。進屋後，妻子抱小兒向我，說：這就是你爹！這個孩子生下來還沒見過我。”這幾行記載，骨肉、夫妻之情，約略可見。為了更詳細地了解作家當時的心境，我們不妨借助一下他的《囑咐》。小說所記，雖然不等於事實（不能否認，其中有不少敘述是事實），仍然可以做一番參照：
水生斜背著一件日本皮大衣，偷過了平漢路，天剛大亮。家鄉的平原景色，八年不見，並不生疏。這正是臘月天氣，從平地上望過去，一直望到放射紅光的太陽那裏，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把身子一挺，十幾天行軍的疲勞完全跑淨，腳下輕飄飄的，眼有些暈，身子要飄起來。這八年，他走的多半是山路，他走過各式各樣的山路：五台附近的高山，黃河兩岸的陡山，延安和塞北的大土圪塔山…………
黃昏時候，他走到了自己的村邊，他家就住在村邊上……
他在門口遇見了自己的女人。她正在那裏悄悄地關閉那外麵的梢門。水生親熱地叫了一聲：“你！”
女人一怔，睜開大眼睛，咧開嘴笑了笑，就轉過身子去抽抽打打地哭了……回到現實中來吧。這不是夢：孫犁真地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妻子和孩子。這時，已經是１９４６年年初，剛過了陽曆新年，就要過春節了。談話間，妻子告訴他：收到了他從延安轉來的信，當時一家人正要吃午飯，父親站在屋門口念了這封信，一家人都哭了。孫犁聽後悵然。但他十分感謝周小舟和交通站的同誌，千裏迢迢，關山阻隔，敵人又封鎖得那麼緊，不知他們怎樣把信送來的。“它的每句話都是有用的，有千斤重量的。”《風雲初記》第五章裏有一個念信的場麵，那也是一封從延安來的信，由高翔的父親念，“高翔的信是寫給父親和母親的，可是不用說秋分，就是這個十來歲的孩子也能聽得出來，有好多言語，是對她的母親說的。爺爺念著，她看見母親不斷的紅臉。”孫犁的信，可能也部分地具有著這種效果。
妻子應該得到安慰。她在娘家有些嬌慣，本來不會織布。後來孩子多了，穿衣困難，她竟從紡到織，都學會了。這次孫犁回來，看到她的兩個大拇指，因為推機抒都頂得變了形，又粗，又短，指甲也磨禿了。此外，還帶著孩子下地、下場，每逢集日，又去賣線賣布。
孫犁自幼得到父親疼愛，從沒挨過他一下打。這次見孫犁回到家來，老人很高興。有一天晚上，一家人坐在炕上說話，孫犁說他在外受了多少苦，擔了多少驚，說得多了，老人忽然不高興起來，說：“在家裏，也不容易！”
孫犁回到自己屋裏後，妻子為父親著想，抱怨丈夫說：“你應該先說爹這些年不容易！”這使他想到，“這些年鬧日本，父親帶著一家人，東逃西奔，飯食也跟不上。父親在店鋪中吃慣了，在家過日子，舍不得吃些好的，進入老年，身體就不行了。”在孫犁的小說裏，我們不止一次看到這樣的場麵：一個老人背著孩子在田野裏奔跑，躲避著敵人的“掃蕩”……那裏就該有著他父親的影子。
回冀中，是孫犁的願望。他說，他想回到家鄉搞創作。領導部門批準了他的請求。
他在東遼城自己的家裏隻住了四天，便在一個大霧彌漫的早晨，渡過滹沱河，向北麵的蠡縣縣城走去。村裏一個叫芒種的青年農民送了他一程，這個人的名字，原封不動地寫進了《風雲初記》，而且是一個主角。在小說裏，他先是長工，後來成為一名出色的戰士和年輕指揮員。
孫犁去蠡縣，是要找梁斌，梁斌正在那裏當著中共蠡縣縣委宣傳部長。
冬天還沒有過去，在霧中行走，恰似潛遊於又深又冷的渾水裏。太陽出來了，霧氣散去，滿樹都是霜雪，銀裝玉琢，另是一番景象。那些年，他養成了走路行軍的習慣，現在，行進在家鄉靜謐，和平的田野上，心裏格外舒坦。太陽爬上了樹梢，霎時間，給大地抹上了一層金子的顏色。此刻，他望著遠村近樹，披金掛銀，不覺心花怒放起來。
傍晚，他到了縣城，走進縣委機關大院。這裏原是一家錢莊，梁斌住在東屋。
在孫犁的印象裏，梁斌樸實、厚重。他們最初認識，是在１９３８年春，孫犁到蠡縣組織人民武裝自衛會的時候，那時梁斌在縣裏領導著一個劇社。１９４１年孫犁從山地回到冀中，參加編輯《冀中一日》，他們接觸機會很多，便熟起來了。１９４３年，孫犁在繁峙縣境內堅持了三個來月的反“掃蕩”，在戰爭空隙，還翻越了幾個山頭，去看過他一次，當時，他正隨西北戰地服務團行軍，到太原執行任務。
他們也有數年不見了，老朋友自然有說不完的話。這天晚上，就說好了孫犁下鄉的地點。梁斌那裏，有一個管文件的身材不高的女同誌，姓朱，叫銀花，孫犁就被安排到她家住的村子——劉村去工作。
劉村是一個大村子，孫犁進村後，按照約定，先找到銀花家裏，見到了她的妹妹——錫花。這是一家中農，錫花看上去不過十七八歲，高高的個兒，神態雖然透著明顯的稚氣，但熱情、爽快，能說會道，很會辦事，正在村裏當著黨支部委員。中午，她給孫犁做了一頓可口的家鄉飯，使孫犁至今不忘：煮紅薯、炒花生、玉茭餅子、雜麵湯。
錫花家裏沒有母親，父親有四十來歲，穿著和外表都不像農民，而像一個城鎮歸來的商人。他臉上蓋著酒氣，不愛說話，在人前總像做錯了事似的。在縣城，孫犁聽說他不務正業，當時猜想，也許是中年鰥居的緣故吧。
錫花的祖父倒很活躍，有些江湖氣，黑而健康的臉上，笑容不斷，不像有七十來歲。憑著感覺和觀察，孫犁推斷他應該是一個牲口經紀或賭場過來人。他好唱昆曲，飯後，拍著桌沿，給孫犁唱了一段《藏舟》。這裏的老一輩人，差不多都會唱幾句昆曲。
孫犁以普通村民的身分，在劉村住了三個月，人熟地也熟，有些不願意離開了。他在這一年（１９４６年）３月３０日給康濯、肖白（《晉察冀日報》的一個編輯）的信裏，這樣描繪著自己的生活：“因為梁斌同誌的照顧，我的寫作環境很好，自己過起近於一個富農生活的日子，近於一個村長的工作，近於一個理想的寫作生活。”在這段日子裏，錫花常到住處看他，有時還帶些吃的去，有時也商量工作。孫犁也常到她家去坐坐，她也總是那樣勤快活潑。孫犁這一年寫的小說《“藏”》，裏邊的女主人公淺花，就含著錫花的影子，或者說，是一個完全藝術化了的錫花：……媳婦叫淺花，這個女人，好說好笑，說起話來，像小車軸上新抹了油，轉的快叫的又好聽。這個女人，嘴快腳快手快，織織紡紡全能行，地裏活賽過一個好長工。她紡線，紡車像瘋了似的轉；她織布，挺拍亂響，梭飛的像流星；她做飯，切菜刀案板一齊響。走起路來，兩隻手甩起，像掃過平原的一股小旋風。
總之，錫花是給孫犁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一個人物，後來他到了河間，還給她寫過幾回信，錫花每次回信，都談到自己的學習。天津解放後，孫犁進了城，才斷了來往，不過仍關心著她，十多年以後，還向同住在天津的梁斌問起她的消息。梁斌告訴他：１９４８年農村整風時，她家好像有些問題，被當做“石頭”搬了一下。農民指她家是“官鋪”，還編了歌謠。錫花倉促間尋了一個極普通的農民，結婚了事，好像很不如意。孫犁聞之默然，幾乎是祝福式地發表了他個人的想法：我在那裏居住的時候，接近的群眾並不多，對於幹部，也隻是從表麵獲得印象，很少追問他們的底細。現在想起來，雖然當時已經從村裏一些主要幹部身上，感覺到一種專橫獨斷的作風，也隻認為是農村工作不易避免的缺點。在錫花身上，連這一點也沒有感到。所以，我還是想：這些民憤，也許是她的家庭別的成員引起的，不一定是她的過錯。至於結婚如意不如意，也恐怕隻是局外人一時的看法。
感情的變化，是複雜曲折的，當初不如意，今天也許如意。很多人當時如意，後來不是竟不如意了嗎？但是，這一切都太主觀，近於打板搖卦了。打板搖卦也是一種期望，即期望著和他一起生活過的那些人們生活得更好。孫犁對於他所關心的那些人們，總是懷著長久的係念和深深的祝福。
在劉村，孫犁住在村北頭一家三合房大宅院裏，這原是一家地主，姓鄭，房東是抗日幹部，不在家，房東太太也外出，看女兒去了。隻有一個老傭人看家，並幫孫犁做飯，閑時也坐在椅子上陪孫犁說會子話兒。他叫白旦，在農村，是被看作缺個魂兒、少個心眼兒的那種人，其實卻是極其質樸的貧苦農民。他有一隻眼睛不好，老流淚，不斷用一塊破布去擦。有時，孫犁在寬廣的庭院裏散步，他就靜靜地坐在台階上，一時間，像失了思想的木偶似的，一動也不動。夜晚，孫犁在屋裏點起一些秫秸取暖，他便蹲在一邊，就著火抽煙。他的形象，在孫犁心裏造成了一種沉重的感覺：“他孤身一人，年近衰老，尚無一瓦之棲，一壟之地。無論在生活和思想上，在他那裏，還沒有在其農民身上早已看到的新的標誌。”同樣，在十幾年以後，孫犁也把他的祝福送給了這位老人：１９４８年平分土地以後，不知他的生活變得怎樣了，祝他晚境安適。鄭家對門，是婦救會主任的家，在這裏，孫犁卻有一段他十分不願意碰到的“豔遇”。
孫犁已忘記這家姓什麼，隻記得婦救會主任有一個男人似的名字——誌揚。誌揚的丈夫在外麵跑生意，家裏隻有她和婆母。婆母外表黑胖，工於心計，一照麵，孫犁就看出了她這一點。孫犁初到鄭家，村幹部很是照顧，她以為來了重要上級，親自過來看孫犁，顯得很親近，一定約孫犁去她家坐坐。第二天，在平時人們吃罷早飯的時候，孫犁去了。她正打掃庭院，庭院顯得整齊富裕，新油飾的門窗，閃著亮光。她叫孫犁到兒媳屋裏去，兒媳也在屋裏招呼他去。他走進西屋，卻見主任還沒起床，“蓋著耀眼的紅綾大被，兩隻白皙豐滿的膀子露在被頭外麵，就像陳列在紅絨襯布上的象牙雕刻一般。”見此光景，孫犁急忙卻步轉身，婆母卻在外麵吃吃笑了起來。從此，孫犁再沒有到她家去過。
有時在街上遇到她，她也變得非常冷淡了。這並非因為孫犁的“迂”，而是因為她看透孫犁既不騎馬，也不騎車，隻是一個身著粗布棉衣，挾著小包東跑西顛的行腳僧似的幹部。確實，孫犁進村以來，既沒有主持會議，也沒有登台講演，她看準這種幹部主不了村中大事，得罪了也沒關係，更何必設局奉迎？
這戶人家在１９４８年冬季被鬥爭。聽到這個消息，孫犁一點也不驚異。
在這期間，孫犁曾將妻子和兩個女孩子接來，同住了幾天，為主人看家盡職的白旦，卻有些不耐煩。在送她們回家的路上，坐在農村用牲口拉的那種大車上，因為天氣還冷，妻子將雙手插在他的棉襖口袋裏，在夕陽照耀下，她顯得很幸福。在人生的長河裏，這一瞬間的表情，永遠留在孫犁的記憶裏了。八年抗戰，鵲橋難搭，她即將四十歲，臉上的皮膚，已變得粗糙了。
在村裏，孫犁還遇到了一位老戰友。他叫鄭鬆如，十幾歲參加抗日，原在冀中區的印刷廠工作，後來調到《晉察冀日報》，仍在印刷廠工作。兩人雖然頭回見麵，由於經曆相仿，所以談起來非常親切。
他脫離工作已經有四五年了，說起來也是人生的一段不平常的故事。原來，他父親多病，娶了一房年輕的繼母。繼母足智多謀，一定要他回家；他不肯，聲言抗日為重。繼母便給他說好一門親事，新婚之後，“枕邊私語，重於詔書”，鬆年果然不再回山地，“脫鞋”，（妥協）了。
在革命隊伍裏，“脫鞋”是丟人的事，但鬆如此刻和孫犁談起來，已經沒有慚怍之態，倒是對孫犁困苦奔波的生活，時露嘲笑的神色。如此，每當孫犁好言相勸，談到“歸隊”，他就托故辭去。
一天，他把孫犁帶到家裏去。那是一處富家人的大宅院，雖有破落之象，但規模未減，孫犁被讓進洞房，看到了他那按年齡來說顯得肥胖了些的新婦。新婦看見生人，溜下炕來出去了。因為是老戰友，孫犁並不客氣，靠在疊得很整齊的新被壘上休息了一會兒。這時，他打量了一下這裱糊得如同雪洞一般的洞房：陽光照在浸過桐油的嶄新窗紙上，玻璃般明亮；用紅紙剪貼的各式各樣的纖細、精巧的花朵，把房間點綴得既富麗又溫煦；房間的陳設，脂粉的香氣……無處不洋溢著新婚的喜悅和美滿的氣氛。看著看著，孫犁忽然不安起來：
柳宗元有言，流徙之人，不可在過於冷清之處久居，現在是，革命戰士不可在溫柔之鄉久處。……當然，這裏沒有冰天雪地，沒有烈日當空，沒有跋涉，沒有饑餓，沒有槍林彈雨，更沒有入死出生。但是，它在消磨且已經消磨盡了一位青年人的鬥誌。
孫犁告辭了洞房的主人，獨自又回到那冷屋子冷炕上去——那裏隻堆著一些破氈敗絮，另外，還得自己去向村幹部要米，自己籌劃飯食。對於這種生活，孫犁並不覺得低下，相反，他心安理得，情緒高昂：生活啊，你在朝著什麼方向前進？你進行得堅定而又有充分的信心嗎？
“有的。”好像有什麼聲音在回答我，我睡熟了。
劉村三個月的生活，是新的行程的開始，在這裏，除了《“藏”》，他還寫了另外兩篇小說——《鍾》和《碑》。此外，他在這個村莊認識了文建會的一位負責人，這個人成了他塑造《風雲初記》中變吉哥這個人物的一個依據；這是一個很可愛的人物，讀過《風雲初記》的人該不會忘記他。
在蠡縣劉村住了三個月以後，冰消雪化，春水融融，按照原來的計劃，他本想由沙河乘小船去白洋澱。當時冀中區黨政機關在河間，路過此地的時候，值“冀中八年抗戰寫作委員會”成立，又是王林挽留，他成了這個委員會的一員，留在河間了。
區黨委要他主編一個刊物，即《平原雜誌》。他確實是“主編”，因為編輯部並沒有別的人。地址呢，就設在區黨委機關報《冀中導報》社的梢門洞裏，靠西牆放一扇門板，連床帶坐位都有了，床前再放一張小破桌，這就是編輯部。
接受任命之後，他邀集冀中區各個有關方麵的人士，在《冀中導報》社開了一個座談會，議定了刊物的性質和編輯方針，然後他就腳踏實地地幹起來了：上半月，他經常到各地體驗生活，搞創作；下半月，回報社編排稿件，發稿以後就又走了。區黨委看他太忙，打算調一個女同誌給他當助編。一天上午，這位女同誌果然姍姍而來，坐在了“編輯部”的門板上。她是柳溪，是新從北京來的洋學生，後來成為一名作家。孫犁在前些年得悉，她還是紀曉嵐的後代。但在當時，孫犁卻沒有接受她當自己的助編，原因是：他覺得以前在山區時，就是一個人編刊物，已經習慣了，添一個人反倒麻煩，又是個女的，諸多不便，於是回複上級，辭謝了。關於柳溪，我們不妨借著作家的筆，做幾句交代：我那些年，並不像現在深居簡出，蟄伏一處。時常出去雲遊，芒鞋破缽，雲蹤無定……有一年的初冬，我正在饒陽、博野之間的田野裏雲遊，忽見一個農村少婦，兩手把一個肥胖的嬰兒托在胸前，在荒野小道上，大踏步迎麵而來，走在跟前，我才認出是柳溪。她已經結婚生子，並且完全農民化了。
沒有助手，什麼都得自己來，用他自己的話說：又要下蛋，又要孵雞。但刊物辦得相當認真：每期都有一個中心，除去大家的來稿，圍繞著這一中心，他每期都自己動手，寫了梆子戲、大鼓詞和研究通俗文學的理論文章——寫到這裏，我們需要做一個回顧：１９４０年，在晉察冀邊區文藝界也有一場關於民族形式問題的爭論，一些人傾向於“新酒新瓶”，另一些人傾向於“舊瓶新酒”。孫犁是傾向於前者的，他在《晉察冀日報》上登了一篇短文，其中有一句話，大意為，“有過去的遺產，還有將來的遺產”。這句話曾引起兩位戲劇家的氣憤，主張先不要討論，要先編一部文藝詞典，弄清名詞再討論。對於他們的態度，孫犁也很不滿意，嘲笑他們過了二十年還沒有編出這樣一部詞典。孫犁解釋說，他那時的意思是：藝術形式是逐漸發展的，遺產也是逐漸積累起來的。總之，那時孫犁對於利用舊形式，是並不熱情的，而且，據他自己說，他“當時的文字、文風，很不規則，措詞也多歐化生硬”。但這一切，都不要緊，正像他在《回憶沙可夫同誌》的文章裏說的：“凡是真正有價值的文學作品，不分古今中外，不管是什麼流派，他都幫助大家學習。有些同誌，一時愛上了什麼，他也不以為怪，他知道這是會慢慢地充實改變的。實際也是這樣。例如故去的邵子南同誌，當時是以固執歐化著稱的，但後來他以同樣固執的勁頭，愛上了中國的‘三言’。此外，當時對《草葉集》愛不釋手的人，後來也許會主張‘格律’；喜歡馬雅可夫斯基跳動短句的人，也許後來又喜歡了字句的修長和整齊。”現在，證實了他寫的這些話，他自己也熱心梆子戲、大鼓詞和通俗文學的理論了。而且，他這時所表現出來的對通俗文學的熱心，還引起一些人對他的創作前途的疑慮。事實上，這又是多餘的了，倒毋寧說，經過一些歐風的衝擊，再經過一個時期對通俗文學和傳統形式的執著的追求，他的文風鍛煉得更加遒勁、圓熟了。
《平原雜誌》出了六期，他仿照魯迅編雜誌的方法，每期都寫了較長的編後記。在有一期的編後記裏，還特別介紹了陝北著名說書盲藝人韓起祥說的《時事傳》，指出“韓瞎子”（這是他家喻戶曉的名字）的成功不隻在演唱技能，更在於他能接受新事物，善於創造進取，不死守舊的一套。他提醒讀者注意這一場麵：一麵鼓，一副檀板，就可以吸引上千上萬的人，裏七層，外八層，圍得風雨不透。由這裏，我們也可以知道孫犁那時為什麼如此熱心通俗文學的原因。他自己寫了些什麼大鼓詞、梆子戲，我們雖然不知道詳細的情況，但肯定屬於“話須通俗方傳遠，語必關風始動人”的那一類。
孫犁作為一代著名的編輯，他的有獨特風格的編輯作風也在這時開始形成。他很注意參考前人編刊物的經驗，特別是魯迅編刊物的經驗。魯迅主持編輯或有密切關係的刊物，如《語絲》、《莽原》、《奔流》、《萌芽》、《文學》、《譯文》等等，他都十分留心學習，特別是留心閱讀魯迅在每期刊物後麵寫的“後記”：
從魯迅編輯的刊物中，我們可以學到：對作者的態度；對讀者的關心；對文字的嚴肅；對藝術的要求。
對待作者要親切也要嚴肅。這主要表現在對待他們的稿件上。熟人的稿件和不熟人的稿件，要求尺度相當。不和投稿者拉拉扯扯，不和投稿者互通有無（非指意識形態，指生活資料）。
……
改稿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不認識的字，不知道的名詞，就查字典，或求教他人，或問作者，這都是工作常規，並不丟人。
作者原稿，可改可不改者，不改。可刪可不刪者，不刪。不代作者作文章（特別是創作稿）。偶有刪節，要使上下文通順，使作者心服。
……
不輕易召作者到編輯部，有事寫信商量。這樣不幹擾日常工作，保持編輯部正常秩序。魯迅說，他從來也不輕易召作者到編輯部來。上述各點，是他多年實踐的體會，縱不能代表他的全部編輯工作的經驗和特色，也能窺一斑而見全豹吧。
孫犁深通人情，對於投稿者的心理，是很能夠體察、照顧的。他說：“敝帚自珍，無論新老作者，你對他的稿件，大砍大削，沒有不心疼的，如砍削不當或傷筋動骨，他就更會難過。如果有那種人，你怎樣亂改他的文章，他也無動於衷，這並不表現他的胸襟寬闊，隻能證明他對創作，並不認真。”他舉出３０年代文壇上的一宗舊案：《文學》主編者之一傅東華刪了周文的小說，因刪的太多而欠妥，周文找上門去，時稱“盤腸大戰”。他自己也有過文章被人亂改的痛苦經驗，１９４６年７月４日給康濯的信裏說：“說實在的，溺愛自己的文章，是我的癖性，最近我在這邊發表了幾個雜感，因為他們胡亂給我動了幾個字，非常不舒服……”但對於好的“改筆”，他一向是心悅誠服、樂於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