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記者團的訪問，宋慶齡在1944年9月的一封信中寫道：
“大約4個月前去訪問延安的記者們已經回來了。他們都為在那裏所看到的偉大行動而熱情高漲，還有那裏豐衣足食和進行大生產（雖然使用的是原始的方法）的情形。所以我們該改變看法了……他們已不再僅僅是些遊擊隊員，而是生氣勃勃的九千萬人口……為抵抗日本而組織起來。確實，他們不用懼怕任何國內或其他敵人——這是個解放了的區域。在黨的大會之後，他們將會發表一些令人大吃一驚的宣言，也可能使全世界震動……”
當美軍觀察組繼記者團之後出發赴延安時，她評論道：“兩星期前，由戴夫·包瑞德上校率領的一組20名軍官啟程前往‘禁城’（指延安）。謝偉思也在這興奮的人群之中。由於Y城的地麵非常泥濘、天氣又不好，飛機撞到了地麵上，幸好沒人受傷……我真是高興，因為有200多磅醫療供應品送到了我們支援的醫院，還有3架顯微鏡和磺胺藥品。”
宋慶齡同史迪威及其僚屬、還有外國外交官（特別是一些同清中國、有民主思想的年輕外交官）的接觸，無疑有助於不少人了解和讚賞中國進步人士的觀點和情緒。這一點由於中國國內局勢的惡化而更顯突出。對於其他國家參加對日作戰，國民黨不是把這一發展看作加緊抗日的良好時機，而是表現得越來越傾向於讓別人替它打仗，自己則盡量保存軍隊和軍需供應品（包括來自國外的日見增加的供應），以便將來進行反共內戰。
謝偉思在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記載了他同宋慶齡的重要談話。謝偉思在中國出生、性格直爽、當時是美國駐華大使館的一個年輕秘書，被派到史迪威將軍總部任政治助理。
1944年2月14日的報告中說，宋慶齡在這次談話中表現得比過去四五次談話的任何一次都來得“更坦率，並且顯然已經近乎激烈的程度”。“有好幾個組織”來邀請她去訪問美國，她也已表示接受，但接著國民黨“卻幹脆對她說，不準她出國。”她認為，這一禁令是出於“她的家族和國民黨高官”對她發給美國救濟團體的一封信件所引起的強烈反響工因為她在信中揭露了國民黨對中共領導的區域實行封鎖，要求國外援助的醫藥用品平等地分配給所有對日作戰的中國軍隊。這事發生後，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吳鐵城、國防部長何應欽和張治中將軍一個接一個地來拜訪她。這些人——用她自己的話說——都來對她蝶碟不休地進行“幼稚可笑的說教”，說“中國的家醜不可外揚”。她的家族也“很生氣”。
她在給一位友人的信中說，“WTC（吳鐵城）讓自己擔起了當麵申斥我的任務。他還不滿足……又讓H將軍（何應欽）的代表……幫他來圍攻我。他們不承認事實，隻是一個勁地責備我呼籲解除對遊擊區的封鎖。”
謝偉思把宋慶齡同她的家屬及國民黨權貴的關係看作是衡量國民黨同開明人士之間關係的標尺。這種看法肯定更符合事實，不像近來有人把宋慶齡同她的家屬的關係情緒化，似乎他們之間的骨肉之情勝過政治上的分歧。親人之間的感情當然是存在的，但對宋慶齡來說，原則決定一切。
讓我們再來引幾段謝偉思的話：
“我不能不得到這樣的印象：孫夫人現在的處境極為窘迫和艱難，她從沒有像現在這樣成了一個囚徒。這一點她在談到關於她為解除反共封鎖而努力所引起的不快時所說的一句憤憤不平的話語中流露了出來。她說，‘他們所能夠做的無非是不讓我出去旅行。’”
國民黨不但限製她出國旅行，連在國內旅行也有限製。她在1943年4月7日給格雷斯·格雷尼奇的信中說，“我希望能去一趟蘭州和西安，但能否成行要看警備司令是否批準。我渴望親自去看看。”但她到底沒有去成。
在謝偉思上麵談到的那次訪問以後三個星期，在1944年3月5日，他又去看望她並且發現她更加憤懣：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正好在拜訪她。（我一到）他就走了。我表示歉意，她笑著說，這是一次很令人難以忍受的談話，而且談得太長了……這位部長的意思是她在一個中國國內問題上，向國外散布不真實的情況和無稽之談。
“部長來找她還有另外一件事，那就是為了她已同意在孫中山誕辰紀念會上發表廣播演說，關於演說的內容要求她接受妥協的方案。這一演說是美國紀念活動的一項內容……是賽珍珠和其他有影響的美國人士向宋慶齡發出邀請的。……她擬的演說稿……在送審中被作了大量刪改，因此她表示要取消這次演說……她絕對不能在原則問題上妥協。她原先已同意美方的邀請，如果後來又取消了，中方主管宣傳的部門很難交待，所以部長趕來同她談判，希望雙方能夠妥協，但沒有成功。她毫不對他覺得抱歉。”
她後來於1944年3月12日為在美國舉行的孫中山紀念日所作的廣播演說《孫中山與中國的民主》中，最後一段是這樣說的：
“孫中山在反對滿清和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中，決不會認為國外朋友對於我們人民的運動的支持是有損國家主權的一種幹涉行為。今天我們人民也不會那樣想。對於像美國的孤立主義和壓製印度獨立之類的現象，我們認為有權加以批評，同時我們也承認別人有權分析我們國家中的情勢並提出批評。
“有人批評我們有依賴外國的傾向。我要指出，固然所有中國愛國人士都認為我們的抗日軍隊應該得到一切可能的援助，但是，隻有那些采取觀望態度，不積極參加我們民族鬥爭的中國人才會對人民缺乏信心，以致哭哭啼啼表示說，倘使明天外援不來，後天我們就會垮台了。為我們的國家和為我們的前途而戰鬥的人是要求援助的，可是他們為之而作了這樣多犧牲的目標是不受任何條件的影響的。”
現在再接著介紹謝偉思就他同宋慶齡談話所作的報告：
“談到最近關於宋子文被捕的謠傳，她付之一笑並說他要是被抓起來審判倒是件好事，因為這樣可以使氣氛澄清。我說總要有個罪名才能起訴……她回答說，隨便什麼事情都可以被說成是一種罪名。從（她的）態度看來，委員長（蔣介石）一定對宋子文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指控。她接著又說，如果把她同子文關在一起倒很不錯。
“她說，（她的姐夫）孔博士很為她擔心。他說過，‘你要是老這樣說話，他們把你抓起來怎麼辦？’她回答道，她歡迎他們來抓她。”
她對惡劣環境的挑戰不但勇敢而且泰然自若，充分顯示出她的精神力量。
謝偉思還報告了另一次有關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的談話。宋慶齡說，戴笠正在把重慶一些防空洞用作秘密監牢，這是一個被關在那裏的青年托人偷帶出來的條子上透露的。
為了更有效地對日作戰，謝偉思同史迪威一樣反對封鎖中共領導的地區、讚成重慶政府實行改革。在1944年6月20日寫的題為《中國的局勢：關於美國政策的建議》的報告中，謝偉思提出了在華北地區未來對日作戰中“幫助共產黨和遊擊部隊或同他們合作的問題”。至於促進重慶的改革，“一個非常有效的行動……將是由白宮對孫逸仙夫人發出邀請’。
駐重慶的外國記者是宋慶齡與之建立某種有效聯係的另一群人。
美國（時代一生活》雜誌記者西奧多·H·懷特1943年親眼目睹了河南省的大饑荒後回到重慶。他想要讓蔣介石知道這些慘狀並采取一些行動，但起初沒有成功，後來——
“全靠（蔣的）二姨、孫逸仙的聖潔的遺孀的幫助，……她堅持要這個獨裁者接見我。
“她最後給我寫的一張條子使我對會見堅決起來，她在條子裏安排了這一約會。‘……他們對我說，他（蔣）很累……但我堅持說這是一件牽涉到千千萬萬人生命的事情……’她寫道。
“她又說，‘我想對你建議，你在寫報道時要像對我談的時候一樣坦率和無所畏懼。如果對此而倒黴受罪，那也不要泄氣，否則局麵就不可能有絲毫改變。’”懷特所寫的關於河南饑荒的毫不留情的報道在《生活》雜誌刊出後，宋慶齡很快就對這位記者大加讚揚。“我看這樣一來他要再來（中國）會有麻煩，”她寫道，“但他如果知道他為中國人民辦了一件好事，他會感到欣慰的。”在同一封信中，他以讚揚的口氣提到了另一位美國記者傑克·貝爾登——一個有才能、有新聞敏感並對中國老百姓有深厚同情的人。“我讀了傑克·貝爾登關於三年前緬甸撤退的書，很感興趣。它至今被認為是關於這一戰役的最佳作品。”
前麵提到她通過當時任“聯合勞工新聞社”駐重慶記者的本書作者發表《致美國工人們》一文，也屬於她同外國新聞界聯係這一範疇。
在中國社會中，在明晃晃的重慶政治舞台上，宋慶齡不錯過任何一個機會，以表明她在建設一個爭取更多外援、反對國內壓迫的統一戰線的工作中的立場。她的一個辦法是，隻要有可能，就同她在30年代救亡運動中的老同事在一起公開露麵。這些人1941年在重慶聯合組成“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它的核心後來成為“中國民主同盟”）。
同她和她的老同事們常在一起的有革命學者、詩人郭沫若。在國共合作進行北伐時，他曾負責北伐軍的宣傳工作，後流亡日本多年，不作政治活動，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國共第二次合作才回國。
國民黨某些著名人物采取抗日和反對內戰的立場（如馮玉祥將軍）或者即使暫時向這個方向轉變（如孫科），她都注意到使公眾有機會看見她同他們在一起。
她參加對已故愛國進步人士的紀念活動，從不缺席。救國會“七君子”之一鄒韜奮在香港淪陷後輾轉去蘇北新四軍工作，1944年7月24臥因病去世，以參加中國共產黨作為遺願。10月1日，由宋慶齡領銜發起的追悼大會在重慶舉行。在反動氣焰趨於囂張的時期，她特別注意參與這一類型的活動。她的在場會提高這些活動的聲望、擴大影響，還會提供某種安全保障。
兩周之後，即10月19日，她又同救國會老人沈鈞儒、作家茅盾等人出席魯迅逝世紀念大會。如同8年前在上海為魯迅舉行送殯儀式時一樣，有人企圖搗亂，因宋慶齡在場而未敢輕舉妄動。她自己這樣寫道：
“上星期我們為魯迅開了一個紀念會。那些SS在我離開之後（因為我有另一個約會）衝進會場，桌椅橫飛，出現一場暴亂。”
在保衛中國同盟的工作中，宋慶齡堅持在重慶——盡管受環境的限製——舉行一些募款活動，因為這對建立全國性的和國際性的統一戰線有好處。王安娜引用她的話說，“我們總是請外國朋友捐款，這不是辦法。這裏有的是富翁，應該請他們為崇高目的捐獻，哪怕是一個人幾塊錢也好。我們在這裏也開展一點工作的話，那我在海外的工作也好做了，可以爭取到外國朋友和華僑更多的捐款。”
她和保盟舉辦的救災活動不但在救濟工作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有很大效果。在1943年和1944年的大饑荒中，河南、廣東兩省受災人數以百萬計——除自然災害外，還因為國民黨官員和軍隊的橫征暴斂以及地主奸商的重利盤剝。這些救災活動都搞得有聲有色並且不取任何費用，同國民黨政府隻說空話、不做實事以及重慶那些發國難財的闊人對災情視若無睹適成對比。但由於是孫夫人發出的呼籲，所以甚至這些老財們也不好意思不拿一點出來了。
救災活動所募集的款項一部分由保盟交給“工合”，為河南災民組織生產自救。有許多災民逃往解放區，生產自救在那裏開展得最有效，災民的口糧和勞動生產都安排得很好。
1943年5月中，由宋慶齡主持、“保盟”舉辦的賑災國際業餘足球比賽在重慶引起了廣泛的注意。這個主意是許乃波先想出來的，宋慶齡立即接受。許是一位愛好體育的工程師，在香港時是“保盟”的技術顧問，到重慶又參加了它的常設委員會。他是在英國上學的，同半官方的“中英文化協會”有關係。他為籌辦這次義賽舉行了一次宴會，邀請幾個國家駐重慶的大使出席，席上得到了他們的讚助。在中國官員中，重慶市長賀耀祖將軍（也許是因為他那位支持“保盟”的夫人對他做了工作）授權市足球隊參加，還命令市政府的軍樂隊到場演奏助興。消息公布、請柬發出、賽票售出之後，國民黨才匆匆忙忙通知說，隻有它所屬的機構才可以募集賑災捐款。保盟沒有理它，國民黨要強製取消這樣的國際比賽，時間上也來不及了。
當宋慶齡到場主持開球式時，許乃波要軍樂隊演奏中國國歌。“我們隻在國家典禮上才演奏”，樂隊指揮起先不同意。許堅持說，“孫夫人是國母，到會的還有要人和大使（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蘇聯和美國）”。軍樂隊到底還是奏了國歌。
許乃波還記得，在籌備足球義賽過程中，有一件事情足以再次顯示，宋慶齡總是靈活性和原則性兩者兼顧。這次義賽的一位重要的外國讚助人是英國大使霍勒斯·薛穆爵士。在那次宴會上，在隨便談話時，薛穆為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辯護，他的論據是當時英國人常用的，即：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對任何事情都不能取得一致。宋慶齡馬上反駁道，有一件事情他們確實是一致的——英國統治必須結束（印度獨立運動領袖包括她的朋友尼赫魯當時都在獄中）。她所以這樣坦率地講話是因為她始終保持一個基本的觀點，即：不能因為戰時的同盟關係而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保持緘默。後來，在上麵已經提到過的1944年紀念孫中山對美廣播演說中，她又明確指出，“壓製印度獨立”是該受到批評的。
盡管她同薛穆大使有這樣唇槍舌劍的交鋒，這位大使並未因此而撤回他對足球義賽的支持。大使夫人維奧萊特也沒有因此而不誌願參加宋慶齡的救濟工作。這都可以證明宋慶齡所受到的人們的尊敬。
這次足球義賽還有一段有國際意義的插曲，那就是由流亡的朝鮮人組成的一支足球隊參加了義賽，並且高舉著日本吞並朝鮮之前的朝鮮國旗。
據本書作者回憶，有關賽事的安排是很簡樸的。觀眾席是用長木板鋪在架子上製成的，隻有少數貴賓坐折疊椅，但上麵也沒有遮陽。就重慶來說，觀眾算是很多的，許多人沒有地方坐，一直站著，其中有人是為了表示對孫夫人和她的事業的熱心支持，而不隻是為了看球。外國使節成群地來參加，他們從各自的考慮出發，都認為出席這場義賽在政治上是明智的。其中也確有精明內行的足球迷，包括通常較為沉默的蘇聯大使。他是足球迷這一點過去可能不為人知，現在無疑也為那些收集個人情況者所注意到了。
宋慶齡同每個球隊隊員握手，代表災民向他們致謝並發給每人一枚紀念章。
保盟還主辦義演，其中有專業劇團的演出。有一個劇團是由進步演員和導演金山領導的。在重慶，從事舞台生涯的人過著艱難的生活。有人在義演過程中看到他們的生活情況後說，“當我看到這些男女演員們睡在一間大廳的地板上、連床鋪都沒有時，我意識到他們對孫夫人是多麼敬愛和信任啊！”
有一場舞蹈義演是由特立尼達出生的戴愛蓮組織的。這位中國芭蕾舞創始人之一在香港也曾幫助過保盟。
還有一些不那麼正規的音樂會也是為了賑災舉辦的。參加演出的是駐重慶的西方國家和蘇聯的年輕外交人員和軍事人員。在音樂會上，有時聽眾同演出者一起引吭高歌，有蘇聯歌曲，也有英國約克郡民歌。
這些義賽和義演在戰時首都重慶得到中外人士的熱烈參加，使人們注意到救濟工作是何等迫切，而國民黨統治者都並不重視。這些活動使許多人有機會看到宋慶齡並進一步增高了她的聲望。同時也使更多人看到保盟仍在積極工作，而這正是國民黨所不願見到國民黨統治者直試圖把宋慶齡“包裹”起來，並且預期保盟在香港陷落之後便會悄悄地收場。相反，保盟重建後充滿活力，它對局勢如實報道，經手賬目一切公開——同當權派的貪汙怠惰可說涇渭分明——表現了鮮明的政治立場。
保盟內部從上到下沒有一個人比宋慶齡工作得更辛苦。事無大小，她都認真去做，任何細節都不放過，並貫徹始終。雖然成就都是靠集體的努力，但如果沒有孫夫人出麵、沒有她那種果敢、務實、一絲不苟的領導作風——這方麵從本節的敘述可以窺見一二——那在當時的環境下是根本不可能取得的。
宋慶齡在重慶時的生活情況，當時親曆的人有所記述。王安娜說，她的生活很儉樸，穿當地出產的蕁麻布做的衣服，有些她所需的穿著因經濟問題而置備不起。對於她的姐妹們從美國進口奢侈品，她曾直率批評。據美國藝術家和作家格雷厄姆·佩克的記載，盡管她有一所房子住，她的兄弟們又借給她一輛車，她作為孫逸仙博士遺孀所領的恤金遠遠跟不上通貨膨脹。她想在屋裏置一個座鍾，但自己沒有錢買，又不願去求她的親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