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到蘇聯
武漢政府1927年7月叛變革命之後，宋慶齡經過同鮑羅廷、陳友仁和鄧演達商量，決定去莫斯科。這不像有人說的那樣是“出逃”。她可以安安靜靜地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家裏，她的親屬早就這樣勸過她。如果出國，她也可以選擇某個西方國家，宋家的人會非常樂意負擔她的全部費用。相反，她卻選擇了蘇聯。這是有意地、鮮明地反抗那些借國民黨之名、行背反孫中山三大政策之實的那些人。她作出這一選擇的精神決定了她以後的整個人生，也為此後中國革命的天翻地覆的變化並在22年後在共產黨領導下取得勝利作出了貢獻。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不久前在國民黨得勢的地區以及稍後武漢政府控製的地區都是公開宣布的。但現在在中國，三大政策的談論隻能在地下或者在發生新的革命起義的小塊僻遠地區進行了。
蘇聯已成為唯一的地方，從那裏可以大聲宣揚三大政策，給那些在濺滿鮮血的中國土地上重新組織起來的劫餘的革命力量以鼓勵和宣傳。此外，由於三大政策是孫中山革命一生的總結，而那些背叛者又自稱是孫的繼承人，所以使人們看到孫中山的年輕的遺孀和最親密的伴侶站在捍衛孫中山遺教的隊伍前列，將像一道政治上的閃電，使人震動。
在那些嚴酷的、充滿暴風驟雨的日子裏，這位年輕婦女承受著比武漢時期還不知大多少倍的壓力。來自國民黨旗幟篡奪者的威脅利誘連續不斷。來自親人們的壓力中有她所愛的母親的淒惶之淚。但她一回到上海，就毫不含糊地說明了她的立場。在7月30日合眾社記者古爾德再次訪問她時，她一舉戳穿了南京蔣介石新政府所散布的她可能在這個政府中任職的謠傳（同時也是一個試探氣球）。她尖銳地指出，“在國民黨現行政策不改變之前，餘決不參加任何活動；於革命事業不納入中山主義軌道內時，餘決不擔任任何黨務。餘非叛徒，亦非騎牆，且與南京政府毫無關係也”。
8月1日，在江西省會南昌的北伐軍部隊起來反對南京和武漢的革命叛徒。領導這次起義的是以周恩來為首的共產黨人組成的核心，包括久戰沙場的朱德、賀龍、葉挺和劉伯承。為了重申共產黨和仍然忠於革命的國民黨人之間的聯盟，在起義後成立的革命委員會中包括了宋慶齡、何香凝和鄧演達，還有郭沫若等左翼知識分子和國民黨將領張發奎（本來期望他會支持，但未實現）。雖然起義因遭受挫折而失敗，但它創建了第一支由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軍隊，從而改變了曆史。（8月1日現已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軍節。）
在上海，不少人企圖用恫嚇或誘騙使宋慶齡宣布不參加南昌的革命委員會。前不久還是武漢國民黨領袖的汪精衛也寫了一封信——現存上海宋慶齡故居——明顯地對她施加壓力，要她同共產黨分手。但她統統加以拒絕。
她簽署了8月間由22位國民黨中央機構前高層領導人聯名發表的聲明。簽名人中包括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人毛澤東、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惲代英和鄧穎超。聲明痛斥蔣介石和汪精衛都是“孫中山遺教的叛徒”、“投向帝國主義的逃兵”和“新軍閥”。
高潮是她在8月22日發表的《赴莫斯科前的聲明》。她在聲明一開始就指出；
“中國如果要想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在現代各國的鬥爭中生存下去，就必須徹底改變半封建的生活情況，並以一個新的現代化國家代替那存在了一千年以上的中世紀製度。這一工作必須用革命的方法來完成。因為國內軍閥的腐蝕和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內外夾攻，不允許我們有那樣漫長的時間來采取逐漸改進的辦法。”
把現代化作為中國的主要目標，這在今天仍然有效，而“必須用革命的方法”為中國的現代化鋪平道路，則已為曆史所證實。
從一般真理，她進而談到具體任務和政策：“為了鑄造一個合適的革命工具，孫中山於一九二四年冬在革命的基礎上改組了國民黨，製定了三大政策的行動綱領來加強三民主義。第一項政策號召吸收全國工農參加革命工作，取得他們的支援。工人農民是兩大基本群眾……代表全國約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口。他們在數量上既然如此眾多而且應該是革命的最主要的受惠者，那末，如果我們要使革命運動具有生命，和切合實際，很顯然地就必須把他們吸收進來。
“孫中山所製定的第二項政策，認識到……國共兩黨有合作的必要。中國共產黨無疑地是中國內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動力。”（著重點是本書作者加的）
中國革命的動力是共產黨——這是宋慶齡從曆史中得出的新的教訓，現在作為她自己的看法第一次公開發表出來。這個看法她一直保持到生命的終結。
接下去，她談到國際方麵：“孫中山的第三項政策是關於國民黨聯合蘇聯這個基本重要的問題……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在國內所有革命力量中最為活躍，同樣地，他認為蘇聯在世界上所有革命力量中最為壯大。他相信，國民黨如能和這兩種偉大的革命力量建立正確的關係，就會大大地幫助革命，使中國獲得國家的獨立。孫中山不怕也不恥於承認他這個革命的論題，因為他知道，法國曾經通過拉斐德在美國革命中起了客觀的革命作用（這裏不妨重提一下孫中山在1923年曾把鮑羅廷比作當代的拉斐德——本書作者），在爭取自由的鬥爭史中，也還有很多同樣的例子。”
宋慶齡著重指出，“由於孫中山以大政治家的風度運用了三大政策”，才使國民黨“在北伐中取得偉大軍事收獲”“使中國的國際地位空前地提高，迫得列強的代表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部長在會議上以平等地位進行談判。”
緊接著是鞭撻性的對比：
“今天卻大不相同了。國民政府的盛名已經一落千丈，與北方的半封建餘孽不相上下……國民黨不再叫人害怕，也不再受人尊敬了；甚至從前聽到國民黨部隊進軍的風聲就抱頭鼠竄的敵人，現在也輕視它了。”
“……這樣驚人的變化，原因是什麼呢？這可以從反動派在廣州、南京、上海、長沙以及最近在武漢的行動中我到答複。農民、工人、共產黨人以及他們的領袖們曾辛苦工作，將國民黨的政權推進到長江一帶，可是現在他們被殘酷無情地、狂濫地殺害了；連那些曾經盡力幫助國民黨的蘇聯革命工作者，現在也全被逼走了……這是因為那些所謂國民黨的‘領袖們’……相信他們能夠違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依賴新軍國主義以完成革命的偉大事業。”
最後是她自己的保證：
“他們必然失敗……但是我們決不能讓他們的最後崩潰殃及孫中山留給我們的遺產。……我個人的路線是明確的……國民黨冒牌領袖們所領導的反動勢力危害了三大政策，因此，國民黨內部的革命的一翼——如果今天孫中山活著，他一定和他們站在一起——必須使蘇聯深深地相信……還有許多人將繼續忠於孫中山為指導與推進革命工作所製定的三大政策。
“因此，我要親自到莫斯科去說明這一點。”
同她發表聲明的做法——那是公開和俾眾周知的——成為對照，宋慶齡實際的旅行安排必須十分秘密。章克後來知道了經過情況，他回憶得起來的是：
宋慶齡從武漢回到上海第三天，請雷娜·普羅梅到蘇聯總領事館去安排這次旅行——她自己、陳友仁和兩個女兒、曾任武漢政府外交部秘書長的吳之椿以及雷娜本人。雷娜被告知，眼下沒有船去海參崴，但8月間有條帶客房的貨輪，在此之前，她們這批想走的旅客隻能靜候。用假名住在市區旅館裏的陳家父女三人要盡量少出門。
兩個多星期過去了。宋家的人不斷敦促慶齡不要說任何有利於已“被摧毀”的共產黨的話，特別是不要不客氣地反對蔣介石。她拒絕作出任何這樣的保證，準備出國。
汪精衛給她的信是在“八一”南昌起義當天寫的，一開頭假惺惺地說，“聞夫人遽行，心至惶急，及讀宣言（當指宋之“七·一四”聲明），更為驚惕。夫人防止黨員右傾，用心良苦，不肖如銘（汪精衛名兆銘），能不服膺。”接著閉口不提他在兩周前下令“分共”、實為屠殺共產黨人的罪行，反誣“共產黨員必欲消滅國民黨”，“因銘等不能接受其改組中央、消滅國民革命軍之決議，已反顏相向……令賀龍兩師、葉挺一師襲據南昌，公然叛亂”，然後挑撥說，“度夫人聞之，亦必深責共產黨之反複無信”。最後又說，“銘等責任所在，當先平此亂，然後引咎辭職，以聽黨之處分”。幾句話表現出他的反動和偽善麵目。未慶齡對汪此信同對其他各種壓力一樣，用她的《赴莫斯科前的聲明》作了回答。
8月中旬，雷娜·普羅梅得悉蘇聯貨船已到並且知道了上船的辦法。在深夜裏，宋慶齡和雷娜悄悄地離開莫裏哀路29號寓所，乘上預先停在路旁的一輛蘇聯總領事館汽車。清晨3點，她幾和陳氏父女、吳秘書長在黃浦江邊兩個不同的地方分別乘上兩艘機動舢板，轉駁到蘇聯貨船上。貨船在拂曉時啟碇。
陳友仁大女兒思蘭的敘述略有不同。她寫道，陳友仁先從漢口到上海，裝扮成一個日本人，因為他是被懸賞通緝的。兩個女兒不知道他已到上海，是在馬路上碰到的。她們年輕，不耐煩等待，又不小心，所以老出去參加聚會跳舞，很容易就“暴露”了。在一次舞會上，她們被上海的一個外國記者喬治·索科爾斯基認出來了，幸虧沒有產生不利的後果。這個索科爾斯基老想結交左派，但左派不信任他。（實際上當時他是美國總領事館的密探。以後，他成了美國的一個喜歡叫囂的右翼專欄作家。）
據思蘭回憶，她們姐妹上蘇聯船時，宋慶齡、她們的父親、雷娜和吳教授（秘書長）已在甲板上等她們了。一起上船的還有一個俄國人，她們在上海時認識他，稱他“李先生”，但此刻別人介紹他是“魯賓斯坦先生”。
思蘭回憶說，這條船又小又舊，在長達7天的航程中，天氣很壞，常有暴風雨，大家都暈船，受了不少罪。
但到了海參崴之後，一切都兩樣了。一行人乘坐過去沙皇專為要人們準備的豪華鍍金臥車，經過11天橫越西伯利亞的旅程，到達莫斯科。由高級蘇聯官員組成的護送小組沿途照料一切。每到一站都有群眾歡迎，把他們看作中國革命的英雄。剛剛經曆過本國革命的蘇聯人民對中國革命有著長期積累下來的深厚的同誌式感情。
1927年9月6日到達莫斯科時，聚集在月台上歡迎他們的有工人、農民、青年、機關工作人員和華僑的代表團，還有政府代表李維諾夫（副外交人民委員）和哥倫泰夫人（教育人民委員）。哥倫泰夫人是婦女領袖、老布爾什維克，但出身於貴族家庭，受的也是貴族教育。她將擔任來自中國的這一行人和蘇聯當局之間的聯絡員，同宋慶齡住在一所房子裏。據章克說，這兩位現代化的、會多種語言的女革命家相處得很好，常常談論蘇聯、中國和世界事務。
在到達時發表的聲明中，宋慶齡重申了她此行的目的和背景。
“我這次訪問蘇聯，是為了向蘇聯人民致謝，感謝你們給予中國革命的幫助。……
“目前中國已經進入反動時期。革命的聯合戰線已經破裂了。有人背叛了革命，有人開小差，還有人完全歪曲了國民革命運動的真義。成百萬個有組織的農民，卻根據國民黨的宗旨，為了實現‘耕者有其田’，參加了鬥爭。沒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製度……誰反對土地革命，反對千千萬萬農民獲得經濟解放，誰就站在反革命陣營那邊。”
這段話顯示她對農民運動的看法同毛澤東稍早時候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表述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她不像有些“國民黨左派”那樣對農民運動有一種出自階級根源的恐懼，也不像當時共產黨領導人、右傾機會主義者陳獨秀那樣深怕由此造成分裂。
她著重指出，今天的反動派是昨天的“革命領袖”。
“幾個月以前，廣大的長江中部地區還是為反抗世界帝國主義爭取自由而鬥爭的中心，但今天已經落入反革命分子的手中。那些以前被群眾信任為國民革命領袖的人物，現在卻領導著這個可恥的反革命，這對於中國來說，確是莫大的汙辱。
“……所以我這次訪問蘇聯的另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全世界明瞭，那些盤踞在長江流域的人，雖然自命為中國國民黨的發言人，但他們並不能代表革命的國民黨，也不能代表中國的革命群眾。”
她堅信革命將取得勝利：
“在革命旗幟的掩護下，新的封建軍閥背叛了革命而抬了頭……在表麵的混亂下，存在著一股根深蒂固的、堅強地組織起來的、不可征服的革命力量，它的呼聲很快就會響遍全世界。”
最後，她又像常作的那樣，把話回到她已故的丈夫：
“孫中山去世了，在去世以前，他竟未及實現他的一個最珍愛的願望——親自到莫斯科與中國的堅強的革命友人們會談……在他去世以前，他要我替他訪問莫斯科……”
在蘇聯首都，宋慶齡被安排住在豪華的“糖宮”——過去俄國糖業巨子的宅第。蘇聯政府把它分成若幹套房，供國賓和少數高級官員居住。它的大理石鑲嵌和鍍金工程是如此富麗堂皇，就連在芝加哥有錢人家養大的雷娜·普羅梅也說，她在那裏的感覺就“像是一個在下房呆慣了的廚子從正門進了上房”。（盡管慶齡沮喪地說過，某些基本的衛生供應品這裏卻付諸闕如。）
同住在這所宅子裏的有李維諾夫和他的英國夫人艾維，還有哥倫泰夫人。孫中山在早年流亡時期的舊友。現在蘇聯外交事務的負責人格奧爾基·齊契林在這裏設宴款待宋慶齡和陳友仁，陪客中有法國作家亨利·巴比塞。（他以深刻揭露戰爭罪惡的小說《火線》享譽國際，以後像宋慶齡一樣，成為反帝、反法西斯、反戰的積極分子。）
在宋慶齡到達後不久，文森特·希恩也到了莫斯科。關於他到“糖宮”去找宋慶齡的經過，他曾有過一段有趣的、幻想式的描述。他說，在“糖宮”那布滿走廊和廳堂的迷魂陣裏，他最初撞進了艾維·李維諾夫的房間，艾維“強征”他同她一起在一架大鋼琴上演奏兩重奏，最後，“我被引進……孫夫人住的房間。同其他大得出奇的房子的其他部分一樣，這個房間也是非常開闊的，宋慶齡站在中間看去就像一個孩子。她多年來第一次作歐式打扮，因為穿著短裙而顯得似乎不自在，但短裙確實使她看上去像個15歲的姑娘。她的形貌同她的命運之間的對照任何時候都是強烈的，但最強烈的要算那個晚上了。”
希思關於宋慶齡在莫斯科的另一段回憶是在另一個晚上到莫斯科大劇院去看蘇聯作曲家賴因霍爾德·格利爾創作的芭蕾舞劇《紅罌粟花》。這件事在陳思蘭的回憶錄中也寫到過。看來中國客人們並不很喜歡這個舞劇——雖然它是獻給中國革命的——因為劇中的中國同胞（包括女主角），同男主角蘇聯海員相比之下，都被作者以一種家長式統治的態度寫得頭腦簡單、很不成熟。
希恩還記述了這樣一件事：有一次宋慶齡去電影院看電影，在正片之前臨時放映了她到達莫斯科的新聞片，大家都轉過頭來看她，她的害羞心理使她覺得非常不安，把手裏的一塊手帕都撕爛了，沒等正片開映就離席而去。
宋慶齡在莫斯科結交的一位好朋友是米哈伊爾·加裏寧的妻子。加裏寧農民出身，土生土長，當時是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加裏寧夫人是一位心胸開朗的俄國婦女，對慶齡很熱心，有時乘三匹馬拉的雪橇來接慶齡去郊區林木繁密的阿爾漢格爾斯庫耶村。她們坐在雪橇裏，身上蓋著皮毯，一路觀賞冬景，最後到加裏寧的官邸別墅小住。在這裏，女主人使慶齡覺得如同在自己家裏一樣，還不斷問慶齡她能再做些什麼使慶齡在莫斯科的生活舒適有趣。宋慶齡從沒忘懷她的熱情。幾十年後，宋慶齡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重訪莫斯科時，她專門提出想看一看這個地方和加裏寧的遺孀。她試了兩次。第一次是1953年，沒有成功，因為盡管加裏寧身居高位，他的夫人卻由於斯大林的病態的懷疑心理而被流放出莫斯科。到了第二次，在1957年，慶齡才得以見到此時已上了年紀的加裏寧夫人和另一位老朋友法尼娜·鮑羅廷夫人。
在北京寓所的床頭櫃上，宋慶齡一直放著一個裝有她同加裏寧夫人1927年合影的鏡框，直到她1981年逝世。（現仍按原樣存放。）
宋慶齡在莫斯科的生活條件是在1927年莫斯科所能提供的最好條件。但她的整個處境卻相當困難。她到莫斯科來是為了重新評估和重新肯定中國的革命，並加強中國革命同它的唯一朋友——社會主義蘇聯的親密關係。她碰到的卻是一場評價中國革命經驗的激烈爭吵。這場爭吵，不僅就中國革命本身進行辯論，還成了蘇共黨內和共產國際內部權力鬥爭的籌碼。斯大林同托洛斯基相互指責，都說自己在中國問題上的意見是對的，因此中國革命慘敗的責任不在自己。鮑羅廷是宋慶齡所喜歡和敬重的。他同斯大林關係密切，但在中國出岔子的時候，他作為斯大林的人正在現場，所以成了使斯大林發窘的話把。在共產國際內部，他被作為在中國受挫的替罪羊——他對中國的敗局有一定責任，但決不能負全部責任。鮑羅廷原來的“保護傘”——印度人羅易也曾被派往武漢，但此刻卻同別人一起責備他，要他為陳獨秀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的右傾機會主義負責。鮑羅廷沒完沒了地做檢討，這位中國革命的前任高級顧問現在不能過問任何中國事務，也不能同在莫斯科的中國人相聚。他很少見到宋慶齡和她的同伴，在見麵時幾乎什麼話也不說，有時派他的妻子來。這樣一種勉強的關係同他們在廣州和武漢時完全不同了，當時他們作為政治上的同事和家庭友人是經常聚在一起談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