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1976——1981年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時，宋慶齡已84歲高齡。在她的生命的最後五年裏，盡管年事已高、體弱多病，她卻非常忙碌，而且做了許多事情。她的活動和著作為數日增。《宋慶齡年譜》中，1976和1977年僅各有1頁，但從1978到1980年，每年都有6—8頁。1981年5月她就去世了，但這5個月的記錄也有6頁。
這種意誌力和能量在晚年的迸發，反映出她對祖國和人民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前進的信心、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信心，仍像半個世紀以來一樣，絲毫沒有因為近期發生的局勢反複而減弱。
在周恩來逝世一周年時寫的紀念文章中，她稱頌他的優秀本質：
“周總理是一位愛國主義者、一位國際主義者，他更是一位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他英勇善戰、勤勤懇懇、堅韌不拔、滿腔熱情地為人民操勞一生。周總理愛人民，人民熱愛周總理。他戰勝了一切敵人，在前進的事業中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他將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她有意識地把周總理的高尚品格同“四人幫”的汙濁作對比，她認為“四人幫”“在各方麵與周總理完全不一樣”
幾星期前，她在私人通訊中談到上海人民對於打倒“四人幫”的“普遍擁護”：
“毛和周的路線堅不可摧，這使我欣慰！他們兩位都是如此具有遠見，即使是‘可怕的四人幫’也休想使我們轉向，哪怕隻有一天！”
在毛澤東逝世兩周年時，她寫了《追念毛主席》一文：
“國共談判時期，我在重慶初次和他會見，就感到他不但是一黨的領袖，並且是全國人民的導師。他思想敏銳，識見遠大，令人欽佩。”
人們可以看到，在根本性問題上、她把毛和周兩人是不分開的。而且她的總的看法不是根據一時一事，而是根據在中國整個曆史發展中的意義。1978年，在籌備中國福利會四十周年紀念時，她寫信給一位友人說：
“……40年是一個長時期，並且如果往前看的話似乎遙不可測。但幾乎是一閃就過去了，包括那些曲折的過程在內。現在的問題是要不停頓地前進——在即將來臨的巨大進步中。直到2000年！”
至於對未來的希望，她寫道：
“……我很高興，我們的內部敵人（“四人幫”）終於被抓起來了，中國終於能夠向它的目標奮進了。一個統一戰線已成為現實，在你的有生之年，你一定能親眼看到一個現代的、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
她一直認為實現四個（工業、農業、科學和國防）現代化是關鍵性的措施。這最早是由周總理在60年代提出來的，到70年代末成為一項重大國策，以2000年為重要轉折點。
確實，革命和現代化是宋慶齡為國家操心的兩件大事。在年輕時期的改革熱情中，她曾把現代化當作頭等大事，而把教育當作實現現代化的動力。但同孫中山一起以及她後來獨立進行的鬥爭生活深刻地教育了她，使她認識到中國如不進行民族和社會革命就不能實現現代化。隻有革命取得了勝利，現代化才能實心實意地去進行——不是模仿西方社會而是建設一個可與西方社會匹敵並最終超越它的新社會。
在宋慶齡趨於成熟的思想中，中國的革命和現代化不但在當前是分不開的，在將來也是分不開的，而且同兒童教育也是分不開的，因為兒童將生活在未來並創造未來。從1978年到1981年，她有25次是為兒童寫作或談到少兒工作的；有6次是為婦女寫作的（內容也常常聯係到兒童）。
當極左思潮片麵強調政治的時候，她大聲疾呼反對在兒童教育中忽視科學技術。後來盛行技術治國論調時，她又敦促對兒童進行革命理想教育。
1978年《兒童時代》複刊，她撰文祝賀：“由於林彪、‘四人幫’的破壞，《兒童時代》很長時間沒有能夠出版……（現在）作為百花園中的一朵小紅花又和小讀者見麵了。”
為了重建兒童藝術劇院，她化了大量心血並力爭使之保持原定的目標，即：用兒童們能夠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向他們進行社會主義理想教育。“四人幫”曾妄圖解散兒童藝術劇院，所以在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一個春節，她特地把寓所池塘裏放養的一條大魚，還有另外一些美味食品送給兒藝工作人員，並希望他們為兒童們演出更多更好的戲劇。兩年後，她又堅決反對要把兒藝專業幹部調走的建議。她說。
“我創辦兒童劇院，是為了演出兒童劇、通過兒童典型形象，感染兒童，使他們有文娛生活，並寓教育於文娛之中。希望你們繼續把工作重點放在兒童劇上，創作演出更多更好的兒童劇。”（1979年2月12日給“兒藝”的信）
“兒童劇院是示範性、試驗性的，完全是為兒童服務而創辦的。成人有成人的劇院。某些幹部把為兒童服務的方針誤會了，將是一個大錯。我們既定的方針，不可曲解和轉變。……我們多年來培養的專業人員，不允許調走。”（1979年2月13日給“兒藝”的信）
在她寫了這兩信後不久，兒童藝術劇院到北京演出由院長任德耀創作的新戲《童心》。這個劇描寫一位獻身教育事業的老師如何為反對“文革”摧殘教育和毒害兒童而進行鬥爭。宋慶齡非常高興地看了第一場演出，並寫了《我看〈童心〉》一文，文中說，“這樣的戲，教師看了一定落淚，發生共鳴，要為培育四化的生力軍而獻身；學生看了，對比今昔，一定發奮學習，樹立為共產主義奮鬥的宏偉理想。這是一出好戲。”
她對兒童文學也很關心。1978年秋天，她給全國兒童文學作家的一次集會寫信說：打倒了“四人幫”，現在是“暢所欲言”、“發揮智慧才幹”、“為繁榮兒童讀物迅速努力的時候”，“讓百花園中少年兒童讀物開得如梅花盛放。”
後來，在為全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授獎大會（在她逝世後這一獎項以她的名字命名）所寫的祝詞中，她說：
“少年兒童文藝的創作者都是辛勤的園丁，都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把億萬花朵培育得茂盛起來。……今天，百花齊放的方針重新得到重視和貫徹，少年兒童文藝創作也隨之繁榮起來了。……（要）更廣泛地開展少年兒童文藝創作評獎活動……宣傳新風尚、好習慣、好人好事；讓犯罪的兒童受到教育，去邪改正以億萬兒童從中得到思想營養，培育出更多政治好、思想好、品德高尚的新長征的小戰士，使他們能夠接過前輩的革命火炬，向著燦爛的新世紀勇敢前進。”
在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委員會一次年會的講話中，她指出培育兒童的工作涉及整個社會，人人有責任關心兒童。
在1979年兒童節的一篇祝詞中，她對兒童們說，我“對你們寄與殷切的希望，希望你們在各個方麵都達到‘好’的要求，成為中華民族的好後代，共產主義事業的好接班人，新長征的好接力手。”所謂“好”，就是：“要勤奮學習……要練好身體……要成長為有教養的人”，而最要緊的是要“有遠大理想、有革命誌氣，繼承革命傳統”，“成長為有益於人民的人，成長為對四個現代化做出貢獻、對人類的前途做出貢獻的人”。
全國各地許多學校、兒童圖書館和兒童文化中心請她題字，她總是有求必應。
聯合國決定1979年為國際兒童年，她表示熱情的支持並號召加強中國少年兒童和世界各國少年兒童的友誼和團結。
在所有有關少年兒童或專為少年兒童而寫的文字中，她強調的重點因時而異，但下麵幾點是經常提到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理想、獲得知識、健全體魄、尊重和熱愛勞動。此外，她還常提到美學教育、尊師、講禮貌（後兩點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嘲弄和拋棄，對學校教育和少年兒童危害甚大）。但她所指出的總目標是要成為合格的未來建設者。
她一生的最後一篇文章仍然是為少年兒童寫的，題目是《願小樹苗健康成長》。這顯然是她為這一年的六一兒童節寫的，但由於病情嚴重，所以提前在5月21日發表，8天以後她就去世了。她在這篇充滿對孩子們的深情的文章中寫道：
“每當我想到你們，我的眼前就浮現出那些充滿生機的小樹苗……在肥沃的土地上紮根，在和煦的陽光下成長。……狂風暴雨、病蟲害、環境汙染，都會危害小樹的成長。對那些長得歪歪扭扭的小樹，還要進行矯正、修剪。同樣，社會上某些壞思想、壞作風和壞的習慣勢力，也是對你們的危害和汙染。”因此。你們“需要認真學習、接受教育。增強抵抗力和提高辨別力……這樣，你們就會……成長為棟梁之材，成長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堅強接班人，為創造更高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超過前人的巨大貢獻。”
她在晚年寫得最多的主題，除少年兒童外就是婦女，共有6篇。
1978年，她為全國婦聯主辦的《中國婦女》複刊撰寫賀詞。（該刊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同《兒童時代》一樣被停止出版。）她重申在革命和建設中婦女所起的“半邊天”作用，需要有婦女自己的刊物。她希望這本刊物鼓舞婦女們的幹勁，為實現四個現代化作出應有的貢獻。
稍後，全國婦聯召開’文化大革命”後的第一次大會，她再次被推選為名譽主席。在閉幕詞中，她指出：“精心培養兒童成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是黨和國家的一項戰略任務，是新時期婦女的又一崇高職責。”她又號召中國婦女同世界上被壓迫的婦女“團結起來，結成國際統一戰線。”她表示要為完成婦女的各項新任務“竭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1979年，她在《新長征中的中國婦女》一文中指出。“正如康克清所說，‘四個現代化需要婦女，婦女需要四個現代化’，沒有生產力的極大發展，權利上的平等不可能成為事實上的平等”。她又指出，為了使迫切要求參加工作的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要“辦更多更好的幼兒園、縫紉社、洗衣房等服務設施，逐步實現家務勞動社會化。”
1980年，全國婦聯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盛大聯歡會，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七十周年（有幾個國家會提供國家主要建築物來舉辦這樣的紀念活動？）。她在會上致詞說，中國大陸的婦女除了建設祖國並同各國婦女一起反對侵略、支持民族獨立鬥爭、維護婦女和兒童權益外，熱切盼望台灣姐妹們回來探親訪友，共同為祖國統一而奮鬥。
現在轉而敘述主題更為廣泛的活動和著作。
1979年9月她所寫的《人民的意誌是不可戰勝的》一文是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紀念時在全國發表的主要紀念文章之一。她指出：
“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賦予我們的十月以新的意義。……標誌著中國革命又經曆了一次轉危為安的曆史性轉折……
“‘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的口號是深得人心的。”
她強調必須采取步驟，為科學技術、教育、文藝、醫務及其他文化工作者“盡可能提供較好的物質條件，並且一定要尊重他們的勞動，關心他們的生活，使他們……為四個現代化做出更多更大的貢獻。”她指出，由於“林彪、‘四人幫’推行的最黑暗、最愚昧的法西斯文化專製主義，已經在人們思想上、道德上和紀律上造成了惡果，其中受害最深的是青少年一代”，因此教育青少年尤需“加倍地努力”。
她總結建國三十年來的曆史時說，“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過了一條偉大的道路、一條閃耀著社會主義光輝的道路。九億人民（當時對中國總人口數的估計）堅定不移地選擇了這條光明大道。雖然這條道路也是艱難曲折的，但是，一切野心家、陰謀家都沒有能夠、也不可能戰勝九億人民的堅強意誌。而且這些野心家、陰謀家沒有一個不是在人民的鋼鐵意誌麵前碰得頭破血流。過去是這樣，今後仍將是這樣。我堅信，人民的意誌是不可戰勝的。”她祝願一我國偉大的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不斷加強團結，走向更加光輝的前程。”
在另一篇不那麼正式的紀念文章，即為《中國建設》1979年10月號寫的《致讀者》中，她對新中國的成就和前景表現出了同樣的樂觀向上情緒。她寫道：
“我們的三十年是一次廣泛的新生。它的開始是取得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勝利：一是最終推翻了曾壓迫和剝削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達兩千多年之久的封建社會製度；一是最終粉碎了帝國主義的控製，……在這種控製下，中國人民苦熬了一個多世紀。最後是，由於長期革命鬥爭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勝利的，中國人民得以根除與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緊密勾結的官僚資本主義的壟斷，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
在國際關係方麵，她接著說：“中國人民所進行的民族和社會解放鬥爭，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鬥爭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美國和法國的民主革命，俄國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及所有被壓迫國家爭取自由的鬥爭，所有這些革命和鬥爭的思想和榜樣都幫助我們前進。在我們長期鬥爭的實際過程中，真正為這種思想所鼓舞的許多外國朋友都和我們肩並肩地站在一起。……這一切我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她在談到三十年來取得的偉大成就的同時，清醒地指出：“在不同的時期，中國人民也有過挫折、停頓和錯誤。我們曾麵臨過，現在也還麵臨著巨大的物質和文化發展的問題，如何在所有方麵充分利用社會主義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潛在力量的問題以及改造社會、自然和人本身的問題。”
但在曆史的天平上，成就和希望是主要的：“我們現在以平等的姿態出現在國際的舞台上。“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這是孫中山在1925年的遺囑中對他四十年來領導中國民主革命的目標的總結。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這一目標在1949年實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毛主席宣布：‘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從那時起到現在，我們已與一百多個大大小小國家建立了新的關係。這是一種平等的關係——現在不可能有其他關係了。……”
她最後指出：“雖然在政治上中國與別國平等了，但在經濟、教育和科學發展方麵，我們還沒有同先進國家取得平等地位。為了縮小這一差距，現在我們正在進行新的長征，即社會主義現代化。為實現這一目的所作的努力中，我們尋求同一切願與我們互利合作的人們進行合作。”
1979年是關鍵性的一年，因為1978年底中共中央舉行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鄧小平領導下，通過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對此，她是積極擁護的。在給友人的信中，她說：
“民主和法製開始占上風並顯示出來一最近舉行的黨的三中全會是一大勝利。我們正在集中力量使我們的生產、學術和國防現代化”。
她也尖銳地指出了她所認為的仍然存在的弊端：
“……我們仍不能、也不去把幹部安排在恰當的位置上，常常指派某個不合適的人去擔任他（她）所擔當不了的工作。”
她讚成放寬某些過分死板的作法，例如高考錄取的新生統由國家分配到指定的學校就讀，這些學校往往離家很遠，但考生本人很少或沒有選擇的機會。“除非我們改善目前的幹部委派製度和教育製度，我敢肯定，我們為‘現代化’所作的努力將告失敗！”
她的總的看法是：“任何集體的利益都必須允許有個人的自由和選擇”，否則就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
麵對未來，她從不忘記過去。在耄耋之年，在一係列為紀念英烈的題詞中，她表達了她所看到的中國百年鬥爭經曆的意義以及她自己的傾向。
1980年是鴉片戰爭140周年，她為廣東東莞縣虎門人民抗英紀念館題詞：
“虎門是1840—1842年中國人民銷毀鴉片、廣州人民組織武裝鬥爭團體如平英團等抗英的地方，當年中國人民在虎門表現的愛國精神和進行民族革命的勇敢行動永誌不忘。”
在她生命的最後一年即1981年，她還積極參加了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的籌備工作。這不僅是為了紀念孫中山領導的這一革命，也是為了向台灣當局呼籲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對此她是完全讚成的。在她心裏又重新燃起了為全民族的利益實行國共重新合作的希望。為了促進這一努力，她希望同她的親人（包括妹妹美齡、蔣夫人）重聚，此事後麵將作敘述。
1980年，她還主持了紀念蔡元培逝世40周年的集會。蔡元培是著名教育家，早年參加過孫中山的同盟會和辛亥革命。1919年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史的起點，當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對運動表示讚同。他還認為在大學和學術機構中應該允許對各種學說進行傳授和研究，所以他聘請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共產黨創始人李大釗和陳獨秀到北大任教。
宋慶齡稱讚蔡元培提倡科學和民主，主張言行一致和百家爭鳴，培養教育了一代人。他支持學生愛國運動、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堅持保障人權（他和好友魯迅都是30年代宋慶齡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員）、讚同國共合作、力主全麵抗戰；他對中國的教育、科學事業和民主革命做出了重要貢獻。她最後指出，今天紀念蔡元培有重要意義，他的精神可以激勵知識分子更加奮發圖強，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貢獻力量。
在這一年裏，她還深情地懷念她的戰友魯迅和鄧演達。
關於魯迅，她寫道：
“魯迅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他用犀利的筆作武器，衝鋒陷陣，不屈不撓，以畢生的精力，同腐朽邪惡的反動勢力進行了勇敢而堅韌的鬥爭……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身的高度熱情與戰鬥形象，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魯迅精神……將永遠鼓舞我們更好地團結，‘奮然而前行’，戰勝一切艱難險阻，奔向我們的偉大目標。”
關於鄧演達，她為《鄧演達文集》題寫書名並題詞道：
“鄧演達同誌艱苦卓絕，忠勇奮發，忠實革命，為他逝世五十周年出版文集，以誌紀念。”
這一年的5月17日，她在人民大會堂參加劉少奇追悼會。這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最大的打倒對象和犧牲者。十年前，他患肺炎，得不到治療，淒涼地在外省的一處羈押地死去——當時為了保密，還給他用了一個假名字。現在，他的骨灰已找到並隆重地運回北京。
劉少奇的遺孀王光美回憶道：
“1980年5月12日，我動身去河南迎接少奇同誌骨灰的前一天，接到慶齡同誌寫來的英文親筆信。一開頭就稱‘我的最親愛的同誌和朋友’，信中說：一點小禮物‘卻包含了我對你們所有的愛’。……在少奇同誌追悼會上，我們互相注視了短短一刻，我看到，慶齡同誌的眼中又閃出我曾見到過的勝利喜悅的光亮。我們緊緊地擁抱，緊緊地貼在一起。”
在上一年，即1979年的4月25日，宋慶齡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參加田漢的追悼會。這位進步的老劇作家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詞作者，這首歌在抗戰之前和抗戰時期曾是中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號角。從30年代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時期開始，他就是宋慶齡的老朋友。“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了又一個犧牲者，至此始告平反昭雪。
她用花圈或挽詞來悼念其他去世的友人，包括著名的文學家茅盾（沈雁冰）——他的去世隻比宋慶齡早兩個月。有的是病故的，有的是在十年動亂中死去的，後者中有《中國建設》第一任社長金仲華，在上一章已介紹了她寫的懷念文章。她寫這篇文章時已87歲，是違背了醫生囑咐而寫成的。在送稿時她附了一張字條：“我又犯了氣管炎。醫生吃飯去了，我偷偷從床上爬起來草草為金（仲華）寫了一點文字……我深深地敬重他，他在我的工作中對我或其他任何同誌總是盡力幫助。金是無所畏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