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1946—1949年
1945年宋慶齡回到上海的時候，她是53歲。自從她和孫中山1915年結婚起，30年已經過去；自從孫中山1925年去世、她獨立進入政壇為實現孫中山遺教而奮鬥也已20年了。
正如過去常遇到的那樣，她居住地的改變同一次曆史性危機的發生又是重合的。
中國在抗日戰爭期間，盡管有過嚴重的壓力和緊張的時期，國民黨同共產黨之間的第二次合作由於民族生存的需要和絕大多數人民的要求，沒有完全破裂。在即將來臨的和平建國時期是否能夠保持和發展？或者，是不是又要出現中國人打中國人的不幸局麵？
大眾對國內和平的希望因為蔣介石和毛澤東簽訂1945年“雙十協定”而大為高漲。但事情很明顯，蔣介石和他的集團正在把國家引向一場新的內戰，他們最大的指望就是美國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任遠東盟軍統帥的美國麥克阿瑟將軍下令侵華日軍，隻能向國民黨繳械投降。中國大片國土是由國民黨放棄給日本侵略者的，後來由中共領導的部隊奪取回來並在那裏奮戰近10年之久。按照麥克阿瑟這道命令，在這些地區（主要在大城市及交通幹線）的大部隊日軍是不是就必須繼續對解放區的部隊作戰，直到久已逃遁的國民黨部隊重新出現，然後向它們繳械投降？
咄咄怪事？但正在著著進行的正是這樣一種謀略。美國的艦隻和飛機把遠在大後方的國民黨部隊（其中許多部隊有第一流的美式裝備，本來是為了打日本的）紛紛北運，為內戰進行部署。國民黨部隊開進日軍盤踞的城市和交通線後，不但不令日軍繳械，反而要他們繼續對中共領導的部隊作戰並與國民黨軍相互配合。在甫京，已經“投降”的日本在華占領軍總司令同村寧次為蔣介石的國防部留用，充當反共作戰的顧問。在地方上，據1946年6月號《紐約客》刊載的美國作者約翰·赫西的報道，他在山西發現武裝的日軍部隊——這已是日本宣布投降10個月之後——在當地國民黨“土皇帝”閻錫山的軍隊中對共產黨作戰。他的報道中還提到美國和日本軍官一起參加了一個策劃反共作戰的聯席會議，一個參加這一會議的美國軍官告訴他，這樣的事情用不著大驚小怪，因為他們預期不用多久他們就將在一次更大的戰爭——對蘇聯的戰爭中並肩戰鬥。
大批為虎作倀的偽軍直截了當地被收編為蔣介石的“國軍”。在抗日戰爭期間，蔣的部下先後有57個將領歸順於日偽政權，他們本來就有這樣一種“腳踩兩隻船”的打算。
就這樣，第二次國共合作（1937—1945年）又像第一次（1924—1927年）一樣，為蔣介石在外國的支持下所破壞。1945年10月的“雙十協定”夭折了。共產黨人決心不讓1927年蔣介石的“四·一二”流血政變重演，準備反擊。蔣介石則決心要重蹈曆史覆轍，為此玩弄政治花招、進行軍事鎮壓，無所不用其極。經過4年斷斷續續的談判和十分嚴酷的戰鬥，事情才算有了分曉。
國共之間的第一回合軍事衝突發生在1945年末。1946年1月，國民黨眼看無力占據上風，同意實行新的停戰。這段暴風雨前的寧靜是由兩方麵因素促成的：在國內，全國人民反對和厭惡內戰；在國際上，勝利的各盟國之間達成諒解，1945年12月，蘇、美、英三國外長在莫斯科會議上同意不幹涉中國內政（它們之中誰也不想為了中國問題而產生對抗）。在占統治地位的國民黨方麵，他們把停火不是看作邁向和平的一步，而是贏得時間的計謀，以便在美國幫助下運輸、訓練和擴充軍隊，對共產黨作最後的攤牌。
國共雙方簽訂停戰協定是在1946年1月上旬。為了實行這個協定，成立了軍事三人小組（國民黨代表張群，後為張治中，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美國政府代表馬歇爾），並在北京組成軍事調處執行部，下設執行小組——執行部及小組均由國民黨、共產黨和美國三方人員組成，執行小組分赴各對峙或衝突地區，執行調處工作。
即使在前線暫時平靜的時候，國民黨在它統治的後方地區仍加緊鎮壓反內戰運動。1945年12月1日，在雲南省會昆明發生了國民黨軍警特務以暴力鎮壓、四位西南聯大學生慘遭殺害的事件。宋慶齡回到上海之後首先參加的公眾活動之一就是有兩萬人參加的追悼四烈士的大會。
後來，她又參加了追悼李公樸、聞一多的大會。李是救國會“七君子”之一，聞是著名的開明學者和詩人。這兩位舉國敬仰的愛國人士隻因為公開主張中國在戰後應實行和平民主，在1946年7月在昆明先後被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的手下暗殺。對他們的悼念活動成了對國民黨暴行的抗議。
像這樣的集會，宋慶齡總是親自出席。與此適成對照，國民黨中央六屆二中全會她就不去參加（她在名義上是中央執行委員）。國民黨對她又一次運用“又拉又打”的手法，在這次全會上把她選入“中常委”。正如在一切關鍵時刻一樣，她不但在口頭上、而且在行動上明白無誤地表明了她的立場。
她在上海居留的這一時期（1945—1949年），在國內局勢的發展上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有六、七個月，為避免或控製內戰的談判繼續著（美國的馬歇爾將軍充當表麵上的調停人）；第二階段有三年，內戰猛烈進行著。
這場內戰本身又可以分成三個時期。
最初，國民黨在美國支持下進行了長達一年的攻勢，控製了全國幾乎所有城市，並在1947年攻占了延安，從而大事吹噓它在全國已經獲得勝利。
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並沒有被摧毀。相反，它的力量發展起來。在廣大的農村地區，數以百萬計的農民踴躍參軍，以保衛土地改革的果實——通過土改，中國農民幾千年來第一次真正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在“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中，解放區擴大和增加了。人民解放軍正規部隊廣泛地、巧妙地開展運動戰，殲滅了國民黨許多大部隊（國民黨軍的士兵絕大多數來自農民，土改隻會給他們帶來好處，所以他們看不出有什麼道理要為反對土改的國民黨賣命）。許多國民黨士兵被俘後很快就參加了革命的行列，一些技術兵種的士兵把技術帶給了原本缺乏技術的解放軍。一大批美製武器因俘獲或國民黨部隊投降而轉入解放軍手中。
最後，從1947年下半年起，人民軍隊從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然後是總反攻，大城市相繼解放。
同上述曆史時期中的兩個階段相應，宋慶齡的保衛中國同盟（現改名為“中國福利基金會”）在上海的工作也可分成前後兩個階段。在前一階段，它還能給解放區送去一些醫療用品及其他救濟物資。在後一階段，這樣做已經變得幾乎完全不可能，它的活動大多隻能限於上海，給貧苦人民以援助——不隻是作為一種慈善事業，而是帶著一種進步的傾向和動機。在她居滬的最後一段時間，革命已經勝利，又有可能向上海以外的項目輸送供應了。
宋慶齡在1945年底回到故鄉上海時，她個人的處境在某些方麵較之戰前更加不安定和危險。戰前的上海有外國租界，租界當局雖然也是反動的並且常常同中國的市政府相互勾結，但多少還有一些可以利用的活動餘地。戰後，租界已被取消，上海全歸國民黨統治，過去的一點活動餘地也沒有了。但出現了一個新的有利因素，那就是宋慶齡的聲望無論在國內或在國際上在抗日戰爭期間都已大大提高。
至於她在上海的寓所，她發現她所喜愛的在莫裏哀路上的那座房子——她同孫中山曾在這裏生活和工作、後來她又一個人住在這裏繼續奮鬥——已經不能居住了。她告訴友人，這座房子“已被荒廢了八年……又遭到了日本人的劫掠和破壞……連自來水管子也被偷走了。”修理要花很長時間和一大筆錢。她不得不忍痛作出果斷的決定：
“……我想還是放棄算了……住了那麼多年。當然，我對它是有感情的……它有許多使我懷念的東西……但老是對一些已經消失的東西抓住不放又有什麼用呢。”
在上海沒有住所是她遲遲沒有從重慶回來的原因之一。直到抗戰勝利幾個月之後，國民黨當局才撥給她一所小房子，在前法租界思利和路45號（當時更名“靖江路”），本來是德國人的，作為敵產沒收。1948年冬，遷到前法租界霞飛路一座花園洋房裏居住（當時為林森中路1804號，今淮海中路1843號）。以後，她在上海時就住在這裏，直到晚年。她去世後，這裏辟為“宋慶齡故居（上海）”。她和孫中山原來居住的莫裏哀路29號（今香山路7號）住宅，新中國成立後已照原樣修複，作為“孫中山故居（上海）”，供世人瞻仰。
宋慶齡在戰後首先關心的事就是如何使“保盟”的工作適應新的形勢並更改這個組織的名稱。她給一位老同事的信上說，
“我們的‘保盟’由於形勢的改變現在已更名為‘中國福利基金會’……
“盡管可怕的戰爭已經過去，我們麵前的工作還是堆積如山……情況很慘……人民麵臨著疾病和饑餓……沒有希望實現經濟穩定。黑市到處存在，我們過去認為必需的東西，現在隻有少數人買得起了。”
這封信是給劉陳伊華的。她是一位美籍華人，在香港曾在“保盟”當打字員。這個例子說明，宋慶齡總是想著她的老同事，一回上海就同他們聯係，並且不論他們職位高低，她都一樣熱情。
這封信還顯示出，她總是把公眾的需要放在個人的要求之前：
“……許多人邀請我訪問美國，但我在這裏的工作實在使我分不開身……我非常想去重訪朋友們，再看看我兒時到過的地方。真是遺憾，環境還不允許我實現這個願望……”
保盟的改名實際上是好幾個月之前就在重慶決定了的，但直到遷往上海之後才宣布。這是因為在決定改名時定下一個條件，即：“在我們為實現戰後的目標而在沿海地區站穩腳跟之前”，暫不使用新名。
但這不是說保盟的工作在遷移和改名時期要暫行停止。相反，還在重慶時它就迅速有力地利用抗戰剛剛勝利的有利時機，把盡可能多的供應品運往長期遭受封鎖的解放區去。
這一工作的緊迫性是由於形勢的難以捉摸——既有和平發展的可能、也有爆發內戰的可能。這種情況在支援解放區一所醫院的事情上具體表現出來。在沿海運輸恢複之後，宋慶齡就向在美國的友人發出呼籲：
“蘇北的國際和平醫院迄今為止收到的供應品是最少的，所以它理應首先得到運抵上海的物資的絕大部分。”
這所醫院設在敵後的新四軍地區，保盟要從重慶運物資去無論從地理上或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現在在上海就可以想辦法了。保盟用美國援華會提供的款項在馬尼拉買下了美軍作為戰爭剩餘物資拍賣的一所有250張病床的醫院的全部設備，運到上海，再轉運蘇北。但國民黨的封鎖事實上仍然存在，花了許多時間辦交涉才從蔣政府那裏拿到了許可證。即使如此，因為一路上國民黨軍隊的阻撓，原定1946年4月運到，結果遲了兩個月。
全部設備運到後，當地縣政府把一座本來準備作辦公用的房子讓給醫院——這種作法當時在解放區是很普通的。安裝工作立即開始，這所醫院為了報答國際上的友好支援，保證要成為本地區衛生工作的模範。為了幫助這所醫院，受過西方培訓的一些醫生誌願從上海去蘇北服務，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也派去了一位美籍醫生和一位波蘭籍醫生（後者同他的從事醫療技術工作的妻子都是西班牙內戰時“國際縱隊”老戰士）。擔任醫院化驗室主任的一位中國醫生是著名的長沙湘雅醫學院（“中國的耶魯大學”）畢業生並曾在美國人創辦的北京協和醫院工作多年。他承擔了為當地培訓35名技術員的任務。這種誌願從大城市到艱苦的內地去工作的受過現代醫學教育的人員代表了當時正在傳播的一種新的精神和對中國未來的新希望。新四軍的高級領導人在收到這所醫院的全部裝備後高興地專函向宋慶齡致謝並開列了詳細的收據。
與抗戰時期遊擊戰爭中技術和物資都嚴重匾乏的狀況相比，現在看來真是今非昔比了。但很快又出現了一場劫難。蔣介石重開內戰後，這所醫院所在地是最先受到攻擊的目標之一。有些新設備還沒來得及打開，醫院又得轉移到北麵數百公裏處山東境內的一個更安全的地方，並且又要在得不到外援的情況下進行工作。
在這件事情上，時間成了最大的關鍵。如果宋慶齡和保盟的動作稍慢一點，這些進口的醫院設備就永遠不可能運進解放區了。
就保盟本身而言，在上海找一個辦公地點是當務之急。上海的房屋本來擁擠，抗戰勝利後那麼多人從大後方回到上海，房子更加困難，房租也直線上漲。國民黨當然不會幫助保盟解決房子問題。幸虧宋慶齡的交往廣闊才算有了辦法。她在戰前就認識的友人理查德（迪克·史密斯）在頤中煙草公司任副經理，答應勻出一點地方供她短期免費使用。關於這個辦公處，她寫道：
“我們這間小小的辦公室裏放了6張桌子——經常有6到11個人在屋裏擠來擠去。電話鈴不停地響著。屋子的一角還要用來堆東西。但這間房子是免費的，其他任何地方的房子都要付5，000美元以上的押租，另付房租。”
一位年輕美國婦女西爾維亞·坎貝爾參加了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工作。她在家信中寫道：
“在我們這個單間辦公室裏隻有4個工作人員……房間很小。孫夫人到辦公室來，我們之中就得有一個人坐在地板上。”
雖然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工作不斷拓展，會址也幾經遷徙，但它的辦公室多年來總是擠得可憐。後來找房子的困難，宋慶齡在給友人的信中曾經談到：
“從蘇州路頤中煙草公司大樓搬出來之後，我們搬進了中央信托局大樓的一間房子，但那個經理老是打電話催我搬家，說他們自己要用。在上海找房子真是傷透腦筋，除非你有金條去換得‘優先權’或付‘押租’，我們卻什麼也沒有。最後我們總算找到了一間席棚搭蓋的平房，在（原來的）霞飛路一條弄堂裏……這裏的主人是一位來自台灣的有才能的木刻藝術家，他有誌去外國留學深造。我答應他想辦法從某個外國大使館搞一個獎學金，他在出國之前就繼續住在這裏，同我們在一起……至於他什麼時候能走成，那就天知道了，因為現在辦護照很困難。這段時間裏我們已著手修理和粉飾這間棚屋。”
盡管條件艱苦，中國福利基金會工作人員的精神是高昂的。像在香港和重慶時一樣，在同宋慶齡的接觸中他們感到溫暖和活力。西爾維亞·坎貝爾寫道：
“我越來越喜歡孫夫人了……很幸運，這裏的會議都很不拘形式。我們上星期天有一次精彩的野餐……她帶來了‘熱狗’（紅腸麵包）和啤酒，並且談笑風生。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婦女……孫夫人一星期到辦公室來兩次，我們常常進行自由的討論。”
在上海新參加工作的中國職員證實了辦公室裏這種活躍和民主的氣氛。
一位兒童福利工作者回憶道：
“我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心裏忐忑不安。她是一位偉大的名人而我不過是一個地方孤兒院的教師。但我一走進她的辦公室，發現房間是這麼小，又聽到她對我說，‘歡迎’，我就放鬆下來了。她信任和尊重我們，平等待人。”
一位普通工人回憶道：
“我初來工作時不過二十多歲……從一開始起，她就使我感到她信任我並且像慈母一樣對待我。
“在當時的上海，社會上等級分明，貧富懸殊，政治上白色恐怖橫行。但在中國福利基金會，我們享受民主，中外工作人員都一樣。
“辦公室在一樓，庫房在地下室，又冷又暗。孫夫人不但去辦公室，還去庫房。我送信到她家時，不論多早，總見她在打字機旁嘀嘀嗒嗒地打字——她在家就像在辦公室一樣，總是工作。
“國民黨造謠說她多麼有錢。實際上她一個錢也沒有。她穿著樸素——總是藍色或其他深色衣服。她住的房子、用的汽車都不是她自己的。後來我們辦公地點搬了家，她的辦公室仍舊很小，不過六、七平方米，隻夠放她的辦公桌、椅子和打字桌。她常自帶簡單的午餐，如曲奇餅之類，還常常分給大夥吃。
“我就住在辦公室裏。她問我下了班做什麼，我說上工人夜校，她聽了很高興，問我在學些什麼、讀什麼書，還對我說孫中山是如何重視知識的。她說，‘我家裏有地方給你住，要是在辦公室覺得太不舒服，就上我家去。’實際上，她是怕我一個人在辦公室晚上被抓走，因為辦公室有人（國民黨特務）監視，形勢又很緊張。
“我起初稱她‘夫人’，但不久她就對我說，‘叫我媽媽吧。’（在中國，孩子或年輕人可以這樣稱呼和父母同輩又較親近的婦女。）
“我們工作都非常努力，但她總是注意到也讓我們玩兒。她常在辦公室裏安排一些文娛活動，大家聚在一起唱革命歌曲（我愛唱）、跳秧歌舞。李姐（李燕娥）坐了汽車送東西來，暖瓶裏是茶、臉盆裏是麵包和點心，大家就在一起吃起來。
“她喜歡小聚會。她說，在人多的場合她就頭痛。”
在救濟工作中，中國福利基金會（前身為保衛中國同盟）現在要同全國的和國際的專門機構打交道了。這些機構是專為滿足戰後的救濟工作需要而建立的，比起“保盟”在重慶時打交道的那些救濟機構來，它們規模更大並且在政治上更直接地受政府的影響。這種專門機構，一是世界性的“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簡稱“聯總”），主要由美國經管並提供經費和物資，從而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國政府政策的影響。另一是國民黨的“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簡稱“行總”）。海上交通恢複正常以後，“聯總”的物資大批運到，主要通過“行總”發放。這個貪汙腐敗的機構堅持要壟斷這些物資的分配，並且自然地把中共領導的解放區排除在外。
為了擊破“行總”的把持，解放區也成立了“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簡稱“解總”），以便直接同“聯總”聯係。鑒於戰時國民黨對解放區實行醫藥封鎖的慘痛教訓，解放區決心不讓那裏的人民再次被排除在救濟範圍之外或者受到蒙騙。“解總”在上海的負責人是宋慶齡的老友董必武。他現在已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共產黨人，曾代表中共參加1945年在舊金山舉行的簽署聯合國憲章的會議。
保盟在重慶尚未改名時就曾寫信給在紐約的美國支持者，說明“在向‘行總’提出申請時遇到很大困難”，因為“行總”企圖否認保盟的合法地位，不為它的項目分配“聯總”的救濟物資。
“聯總”救濟分配的不公是如此嚴重，在戰爭已經結束9個月之後，董必武在給“聯總”的信中仍指出，全中國受戰爭之害的人和難民，有五分之三是在解放區，而分配給解放區的“聯總”救濟款項和物資隻占全國總數的百分之二。“聯總”駐華官員和職員對此加以證實，有300人（分屬14國國籍）聯名寫信給“聯總”署長菲奧雷拉·拉瓜迪亞（曾任紐約市長），抗議國民黨把“聯總”的救濟用作政治上的武器。
他們提供的數字是：全中國有資格接受救濟的戰爭受害者共42萬人，其中260萬人在解放區；“聯總”運抵中國的救濟物資到那時為止共有65萬噸，其中已送往解放區的僅3，300噸——即使是這麼一點物資在運送過程中還常受到國民黨軍隊的阻滯或幹擾。
1947年4月，60名“聯總”在華高級工作人員集會通過一項決議，用可比數字，抗議對解放區的歧視。一位代表他們的發言人譴責國民黨政府“在救濟物資運往中共控製的地區途中……設置各種障礙”，甚至“向運救濟品的船隻進行轟炸掃射……先後已發生過二次”，還對“運救濟品的車隊和‘聯總’設立的醫院進行空襲。”
這位發言人宣布，如果“聯總”不能執行不歧視的原則（這本來是給予救濟的必要條件），那就意味著國民黨的“得勝”，“聯合國把在日本的進攻中首當其衝的13，000萬中國人民一筆勾銷。”
這些高級工作人員認為，這樣做是“違反‘聯總’理事會決議和‘聯總’與中國政府的基本協議的”。他們的決議說：
“我們抗議繼續在沒有下述保證並付諸立即行動的情況下運交善後救濟物資，即：對於過去曾經受到過歧視的中國人民保證不再歧視，並向他們提供迄今尚未送交的、數量公平合理的救濟物資。”
這些抗議確實起了作用，拉瓜迪亞署長命令暫停向中國運送農業及工業機械，因為這些物資一點也沒有運到解放區去，倒是大部被國民黨官員侵吞謀利或移作內戰之用。
可笑的是，“行總”署長蔣廷黻居然辯解說，中共領導的地區不需要農業機具，因為那裏的糧食收成不錯。（延安有力地駁斥說，這一事實不能說明解放區的需要少，因為解放區的自然條件比國民黨地區壞得多，而遭受的戰爭破壞卻大得多。這隻能證明那裏的政治和工作方法好，從而能更有效地使用‘聯總’的援助。）
在‘聯總’的美國及其他國家工作人員中，對於中國的不公平狀況感到憤慨的，不僅僅在口頭上抗議，還做了不少實事。
加拿大的蒂爾森·夏理遜醫生因運送一大批醫療用品給河北邯鄲的國際和平醫院而犧牲了生命。國民黨把裝載這批物資的一節貨車車皮扔在一股岔道上就不管了。他找來牛車，把物資卸下裝到牛車上，自己跟著步行。這時正值嚴冬。物資雖然運到了，這位年已六十的老醫生卻因凍累而死。1947年2月7日，宋慶齡出席了在上海為夏理遜舉行的追悼會，派代表出席的還有“解總”、中國福利基金會、“聯總”和“行總”（它是為了掩飾一下國民黨的罪責）。在解放區，邯鄲的那所醫院改名為“夏理遜國際和平醫院”，就像解放區第一座國際和平醫院在他的加拿大同胞白求恩大夫去世後改名為“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一樣。經曆了幾乎半個世紀之後，中國人民仍然懷念他。在他百歲誕辰之際，在開封——他去世的地方——樹立了他的雕像並將一所小學命名為夏理遜小學。
在這些為宋慶齡所讚頌的“聯總”醫務工作者中，有三位被派到張家口市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工作的美國人，即；陶樂賽·桃愛爾、摩西·奧斯布爾和麗琳·凱泰。當蔣介石軍隊向這個解放區中心城市進攻時，醫院也必須撤退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這三位美國人放棄了乘飛機回北平（北京）的最後機會，隨著醫院長途艱苦跋涉並在新址繼續工作好幾個月，始終沒有停止治療看護病人和培訓中國醫務人員的工作。
還有更多的“聯總”工作人員主動地把藥品、設備和技術帶給解放區。他們之中有赫伯特·K·艾布拉姆斯醫生、利奧·埃勞塞醫生，美國黑人霍華德·彼得森醫生和凱瑟琳·科爾塔德，捷克醫生瑪格達琳·羅比塔什利，還有曾參加過西班牙“國際縱隊”的幾位歐洲醫生。在“聯總”之外，還有公誼救護隊的英、美籍隊員，包括曾在延安工作過一段時間的護士瑪格麗特·斯坦利。這些人員的名字不可能一一列舉，但不論他們曾在那裏做過工作，那裏的中國人民就會永遠感激和懷念他們。
這些工作人員在不同程度上衝破了“聯總”加給他們的限製——“聯總”的高層在美國戰後政策的壓力下越來越背離這個機構自己製定的“政治上一視同仁”的憲章，也越來越變得辦事死板、機構臃腫、指揮不靈。原來在“聯總”工作的西爾維亞·坎貝爾在1946年的家信中說，“在上海，‘聯總’的人員實在是太多了，我們需要一個相當大的官僚機構來相互服務”。她又說，“隻要我們必須通過腐敗的中國救濟機構（國民黨的‘行總’）來辦事情，那末真正需要救濟的人恐怕會得不到什麼東西。”因此，她步譚寧邦的後塵，離開“聯總”到中國福利基金會去工作（在這之前她已義務工作過）。譚寧邦在大戰中曾任美軍上尉，複員後從“聯總”轉到中國福利基金會任總幹事。坎貝爾到中國福利基金會後給家裏寫信說：
“我在這裏一星期內所做的有價值的工作比在‘聯總’或‘行總’一年裏能做的還多。……坦白說，我在年輕時為了謀生也賣力氣幹，但沒有這樣拚命，而且總是有許多事做不完。在‘聯總’窩囊了9個月之後，這真使我感到快活。”
她就這樣繼續幹了3年，碰到了許多困難，但情緒卻越來越高。
像坎貝爾這樣的新人——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逐漸參加到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工作隊伍中來。這個隊伍裏的老人是在香港和重慶就開始工作並幫助宋慶齡完成從重慶到上海的轉移的廖夢醒和德國人王安娜。
在反對國民黨不正當地分配和使用“聯總”援助的鬥爭中，最引人注意的可能是黃河花園口堵口工程。1938年6月，即抗戰的第二年，蔣介石下令炸毀鄭州以北花園口黃河大堤，企圖利用洪水阻滯日軍前進。這個軍事目的並未達到，日軍仍迂回前進，進攻武漢，而黃河的洪水卻淹沒了河南、安徽、江蘇三省54，000平方公裏土地、淹死89萬人、受災人口1，250萬（炸堤之前不作任何撤退居民的措施，甚至事先不發通告）。現在，在8年之後、在戰爭已經結束之後，國民黨卻急於要堵口，使黃河複歸故道，實際上又是為了軍事目的，不過這一次不是對付日軍，而是對付解放區。因為花園口以下的黃河故道已幹涸了8年，兩側都是解放區，如果不作妥善安排，堵口後這片解放區就將盡成澤國，而這正是蔣介石的目的。周恩來和董必武代表中國共產黨要求先修複鄭州以下黃河大堤並妥善遷移安置故道區內居民，然後再進行堵口，使黃河複歸故道。盡管在這一工程的程序上雙方早有協議，國民黨卻堅持在準備工作尚未完成的情況下強行堵口合龍，使下遊許多人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