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1927年
考驗和分水嶺宋慶齡和其他先遣人員的隊伍於1926年12月10日到達武漢。為了歡迎他們，舉行了有15萬人參加的一次遊行示威、一次隆重的宴會和一次閱兵典禮。這些活動的規模都是同一個國家的首都和一次大革命的中心地相適應的，而這一點也正是這些活動所要顯示的含義。
三天以後，在一次由已到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聯合召開的緊急會議上，宋慶齡被選入由五人組成的一個委員會（“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這個委員會將在其他黨政領導成員到達武漢之前，行使黨政最高權力。這樣做是為了確認廣州來的先遣人員有權臨時代表全體行事，也為了挫敗蔣介石想在他所控製的南昌建都的任何行動。
宋慶齡現在第一次處於政府的最高職位。在國民黨內，她幾個月前剛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現在又加入了臨時的領導核心。不論是黨內或政府的職位都不是她自己所謀求的——當時也好、以後也好，她從來不爭名銜——而是出於加強國民黨左派的意願她才接受的。她感到在這時局發展的要緊關頭，為了繼承孫中山遺誌、為了革命，努力加強左派是她的職責。在這個領導核心小組中，她辛勤工作，整天都在辦公室裏，有時開會直至深夜。小組的其他成員有陳友仁（外交部長）、蔣作賓（國民黨資深軍人和官員）、吳玉章（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老黨員）和鮑羅廷（首席顧問）。這個小組雖然沒有撤換蔣介石的總司令職務，但收回了許多政治上和財政上的權力——這些權力是蔣為了準備實行全麵獨裁而逐步蠶食去的。
1927年元旦，國民政府正式宣布遷都武漢，民眾和軍隊都舉行了慶祝活動。幾天後，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在武漢設立分會，分會委員13人，有宋慶齡、鄧演達、董必武等。
前麵已經提到，先遣人員到達武漢時曾受到一艘英國炮艦的騷擾，現在國民政府遷都武漢，帝國主義又來炫耀武力，妄圖顯示長江的水麵和沿岸仍然是外國艦隊的天下。但中國正在改變，事情的結局出乎他們的意料。
1927年1月3日，一隊英國水兵在漢口英租界界外用刺刀對付正在舉行慶祝的中國民眾（主要是工人）。這時期武漢群眾的情緒本來在歡樂中已夾雜著憤怒，不隻是因為他們在這個新的首都仍然看到外國兵耀武揚威，還因為不久前天津英租界當局逮捕了14個國民黨員並把他們交給北京軍閥政府，有的入獄、有的被殺。在武漢本地，英國人控製的海關——正如早些時候在廣州發生的那樣——拒不將“關餘”交給革命政府而仍然交給北京反動政府。
盡管如此，聚集的中國群眾並不企圖衝過租界邊沿堆滿沙袋的工事。倒是英國水兵首先端著刺刀衝了出來，向群眾施暴。消息傳出，示威群眾人數迅速增加，像潮水般湧入英租界。英國人眼看形勢不利並且擔心繼續使用武力將造成難以預見的更嚴重後果，就將水兵撤回到軍艦上。英租界處於中國群眾控製之下。
現在留下的問題是，武漢政府當局將作出何種反應？仍像過去一百年中經常發生的那樣，違背人民意誌，不敢觸動一絲一毫外國人的特權；還是像過去從未發生過的那樣，同人民站在一起，廢止這些外國人的特權？
武漢政府一洗過去使國家受辱的作法，支持群眾的行動，勇敢地作出決定，收回漢口和九江的英租界（後者也已為當地民眾所占領）。這是一項曆史性的決定。自從1840—1842年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由中國人民和政府收回外國根據不平等條約強占去的一片中國領土。在這一過程中，宋慶齡起了重大的作用。
據章克回憶，宋慶齡曾同陳友仁和鮑羅廷討論戰略（章在場）。當時有三種不同的看法。
負責外交的陳友仁考慮到在武漢聚集著約50艘外國海軍艦艇而武漢政府的部隊正往北開拔，所以作為革命政府所在地的武漢極易受到外國武力或蔣介石（也可能兩者聯合起來）的攻擊。這將從後方破壞整個北伐。因此，陳友仁雖然讚成收回租界，但認為須做好謹慎的外交工作，要保證不幹涉外國僑民的居留和貿易，使列強沒有訴諸武力的借口。
鮑羅廷認為這個問題也許應該暫時擱置起來，等北伐軍推翻北京軍閥政府之後，對外國租界及其他特權問題在全國範圍內一攬子解決。
宋慶齡主張采取迅速的、戰術性的行動。她的論點是：革命將取得全國性的軍事勝利，這一點不僅中國人民、世界各國也都已看到，因此列強將避免同中國直接衝突，這樣的衝突對它們有百害而無一利。而且列強之間也有意見不一和利益矛盾的地方。雖然它們都不喜歡武漢政府，它們對武漢政府的態度、對其前途的看法以及當前各自利益受到直接威脅的程度卻不相同，因而中國對它們的態度也應有所區別。在武漢，應該隻收回英租界，而法租界和日租界則暫時都不去動它。我們的行動越快，英國人就越是來不及同其他國家協調政策。這樣做，武漢革命基地和北伐都不會有迫在眉睫的危險。她的看法後為大家所接受並迅速付諸實現，同時由陳友仁負責進行有關的外交工作。
章克還談到，宋慶齡曾敦促陳友仁，要把群眾運動（特別是工農運動）看作他進行外交努力的可靠基礎。
現在來簡單地介紹一下陳友仁。
這位小個子、黑皮膚、戴眼鏡、留短髭、活潑機智、曾在倫敦上學的律師，是很奇特、很複雜的人物。他是愛國的中國人、中國的外交部長，卻不懂中文。他生在英屬西印度群島的特立尼達，有中國和非洲血統。他痛恨對殖民地人民的歧視和壓迫。當了短時間的律師後，他成為一位戰鬥的新聞工作者，用十分尖刻的英文文字為中國說話。像其他許多海外華僑一樣，他一直是孫中山的支持者。在北京主編英文《京報》時，他被獨裁者袁世凱逮捕，幾乎喪命。他寫的東西說理明快、用字簡潔，反映了他曾從事法律和新聞工作的經曆。作為外交家，他傾向於過多地依靠個人的辯才。章克所說宋慶齡勸告陳友仁的話同她當時自己思想上的變化是一致的。
起初，她曾認為知識分子（特別是在外國受過現代化教育的人）是促使中國變化的最活躍的力量。在那個時期，她不可能重視群眾運動。現在，在積累了過去幾年風風雨雨的經驗之後，她正在完成一次十分重大的轉變，從對窮苦人的同情變為對群眾的信任，並最後產生與群眾完全打成一片的自我意識。
正是勞動人民，他們在國民革命軍勝利的基礎上收回了兩處英租界，並且他們的精神和力量是如此充足，以至使英國不得不接受這一事實並在實際上向武漢政府表示一定程度的承認。
這樣，雙邊會談就成為可能。在2、3月間，武漢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與英國高級外交官歐文·聖克萊爾·奧馬利交換了照會。中方承認並保持英人在前租界內居住和經商的正常權利。這絲毫無損於收回租界一舉的劃時代意義——中國人民的意誌最終戰勝了帝國主義強國的意誌。為取得這一成果，宋慶齡作出了她的貢獻。這使她很愉快，也一定會使孫中山愉快，如果他還健在的話。
武漢（實即國民黨左派）的威望不但在國際上，在國民黨內部也在上升。1月7日，宋慶齡和陳友仁、蔣作賓聯名致電南昌的蔣介石，說明首都的軍事、經濟和外交形勢正日趨改善，特別是收回英租界“內順民心，外崇威信”，蔣介石身為國民黨領導人應到武漢來共同策進。
由此可見，盡管蔣介石在上個月曾明目張膽地試圖在南昌建立自己的黨政總部，他甚至於截留第二批從廣州去武漢的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並要他們投票讚同他的主張，武漢方麵還是軟硬兼施地希望他以團結為重。
1月12日，迫於形勢，蔣覺得還是不要像上個月所做的那樣拒絕赴漢而是去一趟武漢更為策略。武漢黨政最高領導人（包括宋慶齡在內）到碼頭歡迎，還舉行了群眾大會，會上呼的口號除對蔣等人表示歡迎外，還有擁護政府遷都武漢及要求汪精衛回國複職的內容。在當時的公眾看來，既然原來的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是因為蔣製造的“中山艦事件”而被迫出走的，那末汪的回國複職就意味著必將扭轉蔣使國民黨的政策向右轉的傾向。
但是，蔣的意圖不像武漢所希望的那樣——改善蔣同政府之間的合作（蔣作為總司令是隸屬於政府的），使北伐和國民革命繼續在更為團結一致的氣氛下前進。相反，他進行討價還價並陰謀製造分裂。但他控製武漢國民政府、實行個人軍事獨裁的企圖，在3月中旬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遭到了迎頭痛擊。
可能就在這個時候，蔣在漢口日租界內設立了一個秘密機關，專門收買武漢方麵的官員（特別是軍官），收買不成就進行顛覆。但這樣做對他來說還是太緩慢，所以他回到南昌之後就一心希望占領上海後攫奪大權。他將把這座富庶的城市作為基地，依靠他素有聯係的上海富豪，必要時還可以依靠強大的外國勢力，以壓倒武漢並製止群眾運動（由於群眾運動對他的軍事進展很有用處，所以他對這個目的暫時秘而不宣，還在口頭上說群眾運動的好話）。
在軍事上，通往上海的道路逐步打開，為此作出了很大的犧牲（傷亡的主要是那些有親武漢情緒的部隊）。負責全線指揮的蔣介石使用了他最喜歡用的辦法——這種辦法在廣東的東征戰役及以後的許多戰役中都用過——戰事一起，他聰明地把自己的總部設在距前線較遠的安全地帶，並盡可能不調他的嫡係部隊（這是他的軍事和政治資本）參戰，讓其他部隊去付出傷亡的代價。但在勝利臨近時，他就立即率領這些經過休養生息、武器兵員完整無損的嫡係部隊趕往前線，以便把新占領的地區控製在自己手中。
但上海的情況卻非蔣介石始料所及。這座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不是由軍隊而是由周恩來為首的地下共產黨員領導的工人武裝起義，從軍閥統治下奪取過來的。1926年10月，上海工人就舉行了第一次武裝起義，因組織不善而告失敗。1927年2月的第二次起義雖然準備工作較為充分而且有30萬人參加罷工，但仍被鎮壓下去。驚惶失措的軍閥當局使用了極為殘酷的手段，許多共產黨人的首級被割下來掛道旁示眾。8月21日，全市再度實行總同盟罷工，80萬人參加，第三次起義開始。到23日，軍閥部隊逃離上海。中國第一大城市——除外國租界外——歸於工人手中。
上海的大銀行家和大買辦們（絕大多數已住進租界）被工人起義嚇壞了。中小工商業者對“赤化”和列強幹涉也存在恐懼心理，所以當這些中間分子被邀請派代表參加新的革命的市政府時，他們都不敢參與。勝利了的上海工人仍然把國民革命軍看作是自己的隊伍，正準備熱烈歡迎。而上海大資本家的密使也已到了總司令部謁見蔣介石，請求這位總司令趕快派兵到上海來解除工人武裝，把群眾運動鎮壓下去。作為回報，他們答應給蔣大量財政援助，並告訴蔣，已有外國重兵駐守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將保持“善意中立”。
蔣答應了這筆交易。經公共租界工部局主席美國人斯特林·費森登和法租界當局同意，由蔣向上海“青幫”頭子、販賣鴉片起家的杜月笙（蔣曾是他的門下）供應步槍5，000枝和其他裝備。按照西方列強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任何攜帶武器的中國人本來是不許通過外國租界的。但現在他們自己卻違反這一規定，讓杜手下的人帶著蔣供應的武器、乘坐他們提供的有篷卡車通過租界。工人糾察隊受到來自背後的突然襲擊，有的被抓住斬首，有的還沒有明白過來是怎麼回事，就被反動派的子彈擊中犧牲了。
1927年4月12日是中國現代史上黑暗的一天。蔣介石派出自己的軍隊去對付為他掃清了進城道路的工人群眾，屠殺了數千人。根據他的密令，由國民黨右派軍官指揮的部隊在南京、廣州和農村地區也進行了同樣的大屠殺。
早在3月20日曾發生過一起“南京事件”。據說有幾個外國僑民被蔣的士兵殺害，停泊在下關江麵的西方列強軍艦就開炮向城內猛轟，大批中國人死難。事後，英、美、法、意等國向蔣發出了最後通牒。但在蔣叛變之後，就再也不提起這份最後通牒了。原來，這些外國的行動和威脅不過是對蔣和國民黨右派發出的訊號，告訴他們現在已是他們放棄反帝、把槍口轉向自己同胞的時候了。當時英國外相奧斯汀·張伯倫後來確實曾在下院吹噓道，英國的目的是“幫助保守派對付激進派”。
也是在4月間，在蔣發動上海政變之前幾天，首都北京的軍閥政權同所謂“條約國”外交使團合作進行了一項反革命行動。這個外交使團把外交豁免權本來是看作神聖不可侵犯的，但這隻是對他們自己而言。蘇聯大使館在“使館區”內，而“使館區”是由他們管理的，他們卻違反外交豁免權，允許軍閥政府的警察對蘇使館大事搜索並取走了文件，抓走了19位中國進步人士。這些文件有的後來公開發表（夾雜著另外一些顯然是偽造的文件），作為破壞中國現存秩序的“布爾什維克陰謀”的證據。被捕的人大多是上一年“三·一八慘案”（軍閥政府用機槍掃射舉行反帝示威的群眾）後到蘇使館避難的。他們被捕後很快被絞死。
主要的犧牲者是李大釗。前麵已經提到過這位北京大學教授、1919年“五四運動”和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同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中進行合作的談判代表、國共兩黨北方組織的領導人。他是孫中山和宋慶齡的朋友，也是毛澤東的朋友——“五四”時期毛還是一個青年時曾在北大圖書館在他手下工作過。他就義時同平時一樣，滿懷信心，無所畏懼。當時他還不到40歲。中國革命所遭受的損失沒有像他的犧牲那樣令人極度悲痛。宋慶齡深深地悼念他。
4月18日，距“四·一二”反革命叛變不過幾天功夫，蔣介石就在南京建立了他自己的“國民政府”。這一對武漢政府（他是由這個政府委派任職的）明目張膽的篡權和反叛行為卻成了他的政權宣稱具有“合法性”的基礎。
蔣叛變之後，革命的政治聯盟又維持了3個月，但隻是在武漢政府的轄區之內。它的成員現在隻剩下“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武漢政府下令將蔣介石撤職，他就用封鎖來對付武漢，切斷武漢同上海及長江下遊的交通。武漢有許多原料來自這些地方，大部分產品靠長江外運，因此被封鎖之後市場短缺現象日趨嚴重。工商業者開始抱怨經濟蕭條，工人農民則變得越來越激進，不斷加強他們的組織。北伐的軍隊繼續從武漢向北挺進。在這些軍隊中，有一部分小地主和城市中產階級家庭出身的軍官，希望仿效蔣介石的榜樣。在武漢政府內部，這時又有了一個新的領袖汪精衛。他是當年4月從歐洲回來的。作為一個一度被認為是孫中山的“天然繼承人”的他，本來是可以為武漢的左派增添威信的。但他的“站在左邊”隻不過是因為他的對手蔣介石站在右邊的緣故。
在這樣的形勢下，宋慶齡成為一個越來越重要的政治象征，因為她是孫中山的夫人，她堅持孫中山的原則，並且在孫中山思想發展的最後階段同他在一起。那些嫌她礙事的人想破壞她的名聲，或者把她拉到他們一邊去，至少也要使她保持中立。但她堅定地維護孫中山的革命遺教，站在武漢政府一邊，反對蔣介石。4月22日，她聯署了一個給全國各地的通電，尖銳譴責蔣介石在上海的叛變。在這封通電上簽名的還有鄧演達、何香凝、陳友仁及其他國民黨左派，以及毛澤東、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惲代英等共產黨人。他們在通電中指出，“一切帝國主義之工具，皆麇集於其（反共”旗幟之下，以從事反革命”，“凡我民眾及我同誌，尤其武裝同誌……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總理之叛徒，本黨之敗類。民眾之蟊賊。”武漢及由武漢政府領導的地區開始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蔣群眾運動，要求深化革命，作為對反革命的最好回答。
盡管普通民眾極為憤怒，一些以“左派”聞名的國民黨政客也發出特別憤怒的聲音，但他們中已有人在開始謀劃“退路”。他們想更多地依靠那些還在他們的旗號下的職業軍官，以保護他們自己免受來自蔣介石和群眾運動這兩個方麵的可能傷害。對於工農群眾迄今為止對北伐的支援以及把革命推向全國的要求，他們是滿意的。但對於群眾的社會要求、他們有一種出於階級本性的恐懼，因為他們和他們部下的軍官都有許多親屬是地主或工廠主，而農民要分地主的地，工人要廠主大大提高低得可憐的工資，這是同他們的利益有抵觸的。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孫中山的夫人和忠實信徒的宋慶齡不可避免地成為各方注意的中心和風暴的中心。在武漢和南京兩者之間，她堅定地站在武漢一邊。在武漢那些圖謀私利的動搖分子和勞動人民兩者之間，她站在勞動人民一邊。國民黨內各派的政客和軍人都竭力要拉孫中山這麵大旗來裝裹自己。因此，如果宋慶齡反對或揭露他們，他們就必然要千方百計對她造蕩中傷，或施加威脅，或——如果可能的話——把她爭取過去。
對她的攻擊和造謠——政治的和個人的——真是無奇不有：但對年輕的孫夫人來說，對她擲去的汙泥再多，也不可能把她抹黑。
盡管她的外表看去柔弱，想要用命令（蔣介石確實對她下過一道命令）或勸說（即使來自她的家人）使她改變立場，卻是辦不到的。對她的弟弟宋子文，兩邊也都在拉他。他猶豫不決，幹脆丟下武漢政府財政部長的職責，溜到上海，住進莫裏哀路宋慶齡寓所。她試圖說服他返回武漢；但他正倒向蔣介石，反而想要她也來上海，最後歸順——至少不要妨礙——蔣政權。她的妹妹美齡（未來的蔣夫人）從上海趕到武漢，一時報章盛傳她將使慶齡回心轉意，同返上海）。“很明顯，她是來把孫夫人帶回去的——把上海報紙上由主觀臆測而來的謠傳變成事實。但她在武漢沒有果多久，就一個人回到上海。”這是一位目擊者的回憶。慶齡所摯愛的母親也來勸說，但同樣無濟於事。宋慶齡長期以來一貫的特點——對公眾的責任感大於家庭私情——絲毫沒有改變。
關於她的家人，據有人記述，她曾說過這樣的話：“他們最看重的是安全，蔣比我能給他們更多的安全。”但這不是她的價值觀。
因此，不論是威脅還是引誘，都不能使她做出違背原則或良心的事來。（她常常用“良心”[Conscience]這個詞，可能是所受基督教教養留下的習慣，但以後主要的含義是指政治上的正直。）
有兩位當代美國記者記述了在1927年5—6月間（即武漢政府時期）她的言行和立場，為人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一位是合眾社的蘭德爾·古爾德，另一位是作家文森特·希恩，當時在“北美報業聯盟”工作。
下麵先引用古爾德所發電訊中的幾段。這是一篇對宋慶齡的訪問記。她明確表示，繼續支持處於包圍之中的武漢政府（她是這個政府的成員），反對南京的蔣介石政權。她還駁斥了後者對她的造謠和攻擊——這位記者根據自己的觀察也對之作了反駁：
見上引陳思蘭書。
“‘中國的革命必須進行下去。我們不能容忍任何阻礙……我沒有改變……我仍然相信國民政府……我覺得，隻要我們保持良心，沒有任何一種反對我和這個政府的力量能夠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