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贏的哲學概述
現實社會一再向人們昭示：人活著就是在進行一種生存的競爭，整個世界就是一個永不停息的競技場。在這種殘酷的競技中，人們不禁要問：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是否要應用於人類社會?麵對生存的競爭，人們選擇怎樣準則：是甘心退出，還是置對方於死地；是同歸於盡還是攜手合作?
古人飽含智慧的哲理啟示我們，要立足於社會現實，在人生的長途中，要取得成功就必須摒棄傳統那種“置對方死地而後生”的觀念，樹立共存共榮的“雙贏”觀念，隻有雙贏理念，才能走出社會殘酷競爭留下兩敗俱傷的陰影，才能進入由於合作而營造的和諧社會之中。
雙贏，是人們智慧的結晶，是對現實的理智選擇，盡管有時我們放棄一點自身的利益；向對方作出一點讓步；多給對方一些實惠，但從全局和整體來看，這種少量的舍棄不僅給對方帶來更大的利益，而且給自身也帶來更大的利益，這就是“雙贏”，是雙贏理念的最好表現。
雙贏，是營造和諧人生和和諧社會的前提和基礎，隻有以雙贏理念，與人合作，互惠互利，才能產生社會的和諧，人情的融合。在這樣的環境和社會秩序之下，人們才能融於社會，融於生活，與他人共創美好的人生。
先哲智慧
翻開悠長的曆史畫卷，我們可以看到明智的先哲們給我們留下了多少閃光的思想精華，啟迪我們如何生活，指引我們如何在坎坷之途中前進。在激烈競爭的當代社會，重溫這些先哲的智慧思想，對我們生活觀念的更新，生存行為的定位是大有裨益的。
1.尋找中庸之道的現代魅力
貴和持中、注重和諧的中庸之道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儒家學說的基本精神之一。不論人們是褒之，還是貶之，其魅力猶在。無怪乎，一些國學研究者認為：在充滿競爭的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庸之道將成為中國商人的成功法寶，關鍵是商人在實踐中如何理解之、運用之。
中庸之道是儒學創始人孔子早在2500年前，去魯桓公宗廟觀禮時，從一個歪傾的瓦罐獲得的感悟。當時孔子問守廟人，為什麼不把瓦罐扶正?守廟人說：“這是‘佑座之器’——欹，無水時歪斜，裝上一半水就正過來，裝滿水時，卻反而傾倒了。”中庸之道簡單、樸實、無華，卻意味深長，充滿了智慧和辯證法，充滿了人生的哲理。
宋代著名理學家朱熹給中庸之道作注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四書·中庸》)令人遺憾的是宋代以後，尤其是明清之際，中國的許多古代優秀文化被糟踏，被曲解，把中庸之道詮釋和演繹成處世圓滑、缺乏個性、毫無主見的代名詞，受到人們的批判。其實，正本清源，中庸之道是一種境界，一種水平，是一種對平凡的超越。如果敢於競爭、敢冒風險的現代商人能夠真正感悟到中庸之道的真諦的話，那麼，他一定能在商場上左右逢源，遊刃有餘。
現代中庸之道，並不否認競爭，而是強調競爭中的和諧及和諧中的競爭，主張東方的王道，而不是西方的霸道。所謂中，就是不要偏激，不要走極端，不要不及，也不要過頭；發了財不要為富不仁，受了窮不要人窮誌短；既逐利，又講義；既不愚忠，也不奸詐；既不讓天下人負我，我也不負天下人；既不好高鶩遠，也不自暴自棄；不卑不亢，不左不右……世界是平衡的。盡管人的本能是在各項利益的比較中選擇自我的最大利益，但是，個人利益的最大化，隻有在與他人利益的協調中才能實現。商場上決沒有隻賺不虧的事，暫時的虧，有時會帶來長期的賺；一時的賺，有時會引來不斷的虧。商界的競爭不能走向血淋淋、赤裸裸的極端，也不能無所用心、隨波逐流。而應中庸著點、悠著點，保持一顆平常心參與競爭。沒有競爭的和諧和沒有和諧的競爭都是不完備、不正常的。
中國古代有個商人的故事，說的是有兩個商人，一個漫天要價，一個拚命殺價，各執一端，互不相讓，不但生意不成，而且唇槍舌劍，互傷情感。這時走來一個第三者，分別讓買賣雙方的手伸進自己的大袖筒裏討價還價，一殺一抬，一砍一讓，生意成交，買賣雙方皆大歡喜，中間人也從中賺了一筆。居中者有利可圖，有錢可賺，足以說明，心凶則命窮，心狠則財短。
現代商務談判中最核心、最棘手的環節是最終的價格談判。一方總是通過闡述各種各樣的理由，表明所開的價是如何地合情合理，如何地優惠讓利；另一方也總是擺出為談判所收集的各種市場行情，表明這樣的開價是如何地無利可圖。其實，談判雙方都有一本賬，心裏都有上、中、下三種對策。隻要雙方是理智的、客觀的，隻要能在中策上達成生意，雙方彼此是會認可和滿意的。因此，中者成也，端者敗也；中者和也，端者裂也。有些商人非常精明，能言善辯，這無疑是能人高手。但是，在接近最後成交之際，仍無視大局，據理力爭，往往會因小失大。因為，你的中上，必然是對手的中下，這種中下會引發對手的失敗感而放棄這筆生意。高明的商人常常是精明與爽氣兼備，最後的爽氣者名利雙獲，他使雙方都具有成就感，使棘手的談判有一個圓滿的結局。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中庸之道神韻無窮，充滿睿智。世界的一切並沒有像想象的那麼好，也沒有那麼壞。每個商人都有一把算盤，想要把對方的算盤珠由你如意地撥弄既不可能，也不現實。保持平衡的心態，左右取中，上下求中，方可左右逢源，上下和諧，立於不敗。
2.“和為貴”的現代理念
常言道：“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為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是現代中國商人的成功之道。
中國有個典故，說的是戰國時代，秦(秦國)強，趙(趙國)弱。秦王常常給趙王出難題，趙國有個藺相如勇敢機智，聰明過人，總是在關鍵時刻幫助趙王化解難題，深得趙王的信任，很快封為上卿。趙國武將廉頗極為不滿，認為藺相如靠張嘴，居然爬到我頭上，要給他一點厲害看看。藺相如則時時躲避廉頗，猶如老鼠怕見貓似的。對此，許多人困惑不解。
藺相如對手下說，不是我怕廉頗，而是為了趙國的利益。秦國之所以對趙國不敢輕舉妄動，是因為趙國武有廉頗，文有藺相如，如果我們將相不和，秦國必然有機可乘。廉頗知道這一切後，深感內疚，並負荊請罪。此後他倆成了好朋友，同心協力保衛趙國。
“將相和，邦國興”。這是就一國而言。就一個公司或企業而言，如果能內部和諧、團結一致、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那麼，就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於不敗。中國有句老話叫“一個好漢三個幫，一道籬笆三根樁”。一個人能力再強、本領再大也不可能孤軍作戰，獨闖天下。個體單幹，永遠成不了大氣候，有人說，中國人一個人就像條龍，三個人一起像條蟲。而日本人一個人時像條蟲，而三個人一道像條龍，無怪乎日本人自稱為“大和”民族。起源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和為貴”思想，居然成為日本的民族精神，成為日本商人構建企業文化的重要思想支柱。
在現代社會商人應該有自己的主見和個性。人的本能是樂於個性的展示和情緒的宣泄，隨心所欲是痛快的。但是，人是社會的人，每個人都有自尊，尊重別人就是尊重自己，在乎別人就是在乎自己。宣泄的痛快往往會帶來宣泄後的痛苦，創造和諧不容易，引起矛盾和衝突則易如反掌。要籌辦一桌宴席是複雜的，要掀掉一桌宴席是簡單的，合作是一種人生緣分，應該珍惜之。但是，正如《三國演義》開篇之首所言：“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與人合作必然有矛盾，有分歧，尤其與能人合作，大家都有自尊心，不可隨心所欲。在商戰中，能人自有能人的價值，看到能人的價值的商人是有遠見的，能吸引眾多能人一道合作的商人是高明的。“士為知己者死”，是中國能人的共同特征，作為業主的商人應虛懷若穀，方能容納百川。要王道，不要霸道。
現代商人的和為貴理念並不是不講原則，沒有衝突。同一個公司發展計劃、同一個銷售策劃，往往有幾種不同的方案，會有不同的認識、不同的視角、不同的意見，隻有充分地探討、比較、權衡，才能從中擇優，統一思想。在商場上，“一言堂”或“言而無策，議而無決”，獨斷專行或凡事和好都是注定要失敗的。有分歧才有比較，有比較才有鑒別，有鑒別才能產生更好的意見和方案。商人應該具備發掘下屬才幹、歸納下屬思想、調動下屬積極性的能力，使合作者和員工既能保持良好的個性和創造性，又能形成合力和“和力”。
日本索尼公司創始人盛田昭夫曾與田島先生(曾任索尼公司要職)為工作之事發生了激烈的衝突。田島先生憤然提出辭職，他不願意呆在一個意見相左的公司裏。一般人是不能容忍這種衝突的，但是盛田昭夫則說：“如果您和我在所有問題上都意見一致，那我們兩人才完全沒有必要在同一個公司效力，我們當中才真正有一位要辭職的呢。索尼公司之所以能不犯錯誤，將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不正在於你我之間的意見相左嗎!”為了公司的整體利益，任何事都能求大同，存小異。因為同在一個利益共同體內，分則兩敗俱傷，和則相輔相成。
貴和是理念，沒有這種理念，一個係統很容易崩潰。當然，分與和的把握是商人水平的體現，判斷分與和，最忌情緒化，圖痛快。當然，有時候果斷的分，也是為了更好的和，關鍵是決策者的理性定篤。
3.以義為利的處世哲學
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裏仁》)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谘詢孟子：“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回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這就是義與利的關係及以此處世原則的最早的來源，雖然人們對它們的關係及孔子、孟子的話有不同的理解，但以義為利的思想是他們思想的內核，並為後世接受而運用於實際的準則。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般應理解為統治人民的管理者(君子)，應該明白如何分配成果才合理，才合義；而被統治的勞動者(小人)，隻知道自己能得多少利。管理者知道“義”的原則，所以不能隨便取利，“見利思義”、“義然後取”(《論語·憲問》)，如果不合理，那麼再好的東西也不要，這就是“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孟子回答梁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也不是“重仁義輕功利，重倫理輕經濟”的意思，首先梁惠王所說的“利”，趙歧、朱熹都解釋為“富國強兵”，顯然是指公利。因此，孟子那句話的意思應理解為“梁國的富國強兵並非先務，當務之急是推行仁義”。因為“苟為後義而先利”，就會造成“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的後果。從全文出發，那“上下交征利”，是指上下級之間互相取利，也是指各級官吏交相向百姓榨取財利。這樣就失掉了正常的經濟秩序，必然激化各種矛盾，導致國危。孟子主張的“先義”，就是關於經濟秩序的政策或製度。而他所謂的仁政，也以正經界，均井田、“分田製祿”、“製民之產”為中心內容。農業則征什一之稅，商業則“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任人民以時捕魚采樵。這些關於生產、分配方式的主張，是孟子遊說諸侯的中心議題，據孟子對仁義關係所下的界說，也可知其屬於義的範圍。“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仁是居心之安宅，而義是所由的道路。則知以仁愛為原則的王道仁政，所由實現的道路，正是通過製定有關生產與分配的政策或製度，也就是由義來實現的。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儒家重義，就是看重與“利”有關的合理的生產與分配的政策或製度，輕利，就是輕視那些與合理的生產與分配製度相抵觸的那一部分私利。籠統的認為輕利是不要利，或者以為利不重要，可有可無，這不是儒家的思想。
其實，儒家看重公利，孔子對老百姓主張實行“富之”的政策，提出“因民之利而利之”，這就是興公利。也說“義以為上”，重視的正是國計民生的經濟製度。孔子說：“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所要推行的也正是這一“因民之利而利之”的政治經濟主張。孟子主張“製民之產”，通過“薄稅賦”等政策使民“富”起來。他又提出：在市場上劃出地方免稅提供給商人儲藏貨物；如果貨物滯銷，就依法征購，不使積壓；在邊境口岸設立關卡，對往來商人隻稽查不征稅，以發展商業。所有這些，都說明孔孟十分看重公利。他們的“重義輕利”是針對統治者說的，是要求他們以仁義為重，不與民爭利。孔子十分痛恨統治者們為了私利去搜刮民脂民膏，為了私利驅趕民去當炮灰，發動不義之戰。他把這種行為斥之為“苛政”，並說“苛政猛於虎”(《禮記·檀弓》)，他要求統治者對老百姓“斂從其薄”(《左傳(哀公十一年》)，當冉有為季氏“聚斂”時，孔子不僅罵冉有“非吾徒也”，而且發動其弟子對冉有“鳴鼓而攻之”(《論語·先進》)。孟子把陷民於饑寒的統治者罵為“率獸而食人”。《孟子·離婁下》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又說“愛人者，人恒愛人”。這些話都是從維護統治地位出發，告誡統治者重義輕利，即注重仁義，注重民利，不與民爭利。它體現了儒家王道政治的基本要求。
儒家尚且重義輕利，即注重仁義，注重民利，不與民爭利。那麼，我們共產黨人更是應無一己之私利，要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實利。今天，我們製定各項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就是看人民是不是得到利益，人民是不是滿意，人民是不是擁護。如果是，則雙方滿意，謂之雙贏。
其實，儒家也承認正當的私利。孔夫子辦學，要收取束，每個學生得給孔子十塊幹牛肉。可見儒家並不是反對一般的私利，正當的私利可以得，不得也不對，立功不受賞，升官不增祿，當得不得，應取不取，都不是儒家的主張。孔子說：“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論語·微子》)就是說，君子當了官，就是管理者，管理者的責任就是合理的分配各方麵的利益，首先是物質利益。在現代管理中，我們要對被管理者給予激勵，也必須堅持物質利益原則，給勞動者以物質利益，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所決定的，人們進行社會活動，直接地或間接地都是為了物質利益，這是馬克思主義關於曆史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也證明了實行物質利益原則的必要性。不過，“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儒家隻反對以不正當的手段獲利。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論語·裏仁》)還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孟子也說：“安富尊榮”，如果不合乎義，就是“祿之於天下，弗顧也，係馬千駟，弗視也”。(《孟子·萬章》)根據儒家的觀點，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獲利，是義。科學家賣發明專利，獲得很多錢，這是合理的，是義；企業家承包企業經營有方，賺了很多錢，按合同提取利潤分成，錢雖多，也是義，如果拿出其中部分錢去讚助文化教育事業和慈善事業，那也是義；如果不取，反而不義。這應該是21世紀管理者所要注意的問題。實際上，這是按勞分配原則的具體體現。該取不取為不義；不該取而取，更為不義。從現在看來，不義的表現很多，拜金主義驅使人出賣道德良心和人格。為了金錢，有的人不講職業道德，製造假冒偽劣商品，甚至不顧他人死活，製售假酒、假藥、假食品；為了金錢，有的人不顧國格、人格，叛國投敵出賣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情報；為了金錢，有的昧著良心拐賣婦女兒童，有的人不顧廉恥和人格，屈膝賣笑，出賣肉體。在拜金主義者眼裏，“人”已經成了單純的“經濟動物”，什麼肮髒的交易都可以成交，隻要有錢。我們有少數管理者以權謀私，為了達到貪汙受賄的目的，挖空心思，絞盡腦汁，不斷改變犯罪手法。有的采取“三人不談事，兩人不簽字”、“一對一”、“二人轉”的手法，偷偷摸摸地幹；有的打著改革開放的旗號。借用集體的名義，堂而皇之地幹；有的以“借”為幌子，或以傭金，信息費、手續費、勞務費為理由，躲躲閃閃地幹；有的為了轉移目標，慫恿家屬子女出麵，“曲線受賄”，拐彎抹角地幹；有的還通過電腦等新技術作案等等，這些犯罪形式和手法，具有極大的隱蔽性、欺騙性和破壞性。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玩弄法紀，對抗法紀。“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這些無法無天的犯罪分子，最後還是一個個被挖了出來，被人民繩之以法。古語說得好：多行不義必自斃。因此，我們看重以義取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