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病，在古文獻中稱為“鬱”，是由於情誌不舒、氣機鬱滯所致，以心情抑鬱、情緒不寧、胸部滿悶、脅肋脹痛，或易怒易哭，或咽中如有異物梗塞等為主要臨床表現的一類病症。鬱病範疇較廣，根據其臨床表現及病因特點，常見於現代醫學的神經衰弱、癔症、焦慮症、更年期綜合征及反應性精神病等。
鬱病，首載於《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根據其致病原因分為木、火、土、金、水五鬱，即“五鬱學說”，並包括相應的治療大法。《金匱要略》則記載了屬於鬱病的髒躁和梅核氣兩種病症，認為其多發於女性，所創的半夏厚樸湯、甘麥大棗湯沿用至今。元朝朱丹溪從病機著眼，提出氣、血、痰、火、濕、食之六鬱論，創立了越鞠丸等名方。明清時期醫家則進一步闡釋了外感、內傷諸因素均可致鬱，並指出情誌之鬱較為多見；同時依據五行理論從髒腑病位上突出五髒之鬱，並充分注意到精神治療對鬱病具有重要意義，從而使鬱病理論得以發展，並趨於成熟完善。
第一節 名著經典精講
一、戰國《黃帝內經》：五鬱
1.《素問·六元正紀大論》：“鬱極乃發，待時而作。”
中醫史上首次提出鬱病的發病原因，認為五常之氣運行失常，影響到人體髒腑功能，從而產生鬱病。
2.《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木鬱之發……民病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脅，膈咽不通，食飲不下，甚則耳鳴眩轉，目不識人，善暴僵仆。”
闡述木鬱主症。木鬱為風氣大行，病機多為肝氣鬱滯。肝氣失於疏泄，故脘脅疼痛；氣逆犯胃，故咽膈痞塞不通、食飲難下；氣鬱而上逆，故頭眩耳鳴，甚則昏仆。
3.《素問·六元正紀大論》：“火鬱之發……民病少氣，瘡瘍癰腫，脅腹胸背，麵首四支，瞋憤臚脹，瘍痱嘔逆，瘛疭骨痛……血溢流注，精液乃少，目赤心熱，甚則瞀悶懊忄農，善暴死。”
闡述火鬱主症。火鬱為炎火流行，病機為火盛閉鬱。表現為胸腹、頭麵、四肢脹痛；甚則火熱傷心、迫血，出現血溢流注、瘡瘍、目赤、煩躁、神昏等症，易突發死亡。
4.《素問·六元正紀大論》：“土鬱之發……民病心腹脹，腸鳴而為數後，甚則心痛脅瘨，嘔吐霍亂，飲發注下，胕腫身重。”
闡述土鬱主症。土鬱為濕氣盛行，病機為濕鬱脾土、脾氣壅滯。表現為腹脹、嘔吐、下利、身重、浮腫等症。
5.《素問·六元正紀大論》：“金鬱之發……民病咳逆，心脅滿引少腹，善暴痛，不可反側，嗌幹麵塵色惡。”
闡述金鬱主症。金鬱為涼燥之氣盛行，病機為肺氣鬱閉。表現為咳逆、心脅滿、嗌幹、麵塵等症。
6.《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水鬱之發……民病寒客心痛，腰椎痛，大關節不利，屈伸不便，善厥逆，痞堅腹滿。”
闡述水鬱主症。水鬱為水寒之氣盛行，病機為寒邪鬱滯腎氣。表現為心痛、腰椎痛、關節不利、腹滿。
以上2～6條可見，《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是最早對鬱病進行分類的文獻，依據自然界風、熱、濕、燥、寒五氣的異常變化對人體的影響，將鬱病分為木鬱、火鬱、土鬱、金鬱、水鬱，並對五鬱所致之病進行闡述，後世對五鬱的論述及發揮皆基於此說。
7.《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木鬱達之，火鬱發之，土鬱奪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
此為鬱病治療的五個大法，亦是鬱病治則的最早文獻記載。其後曆代不少醫家又對《內經》五鬱的治法進行闡述和解釋，並有所發揮，其中以王冰對《內經》的注釋較為全麵。他認為“木鬱達之，達謂吐之，令其條達也；火鬱發之，發謂汗之，令其疏散也；土鬱奪之，奪謂下之，令無擁礙也；金鬱泄之，泄謂滲泄之，解表得小便也；水鬱折之，折謂抑之，製其衝逆。”
二、張仲景《金匱要略》：梅核氣與髒躁
1.《金匱要略·婦人雜病脈證並治》：“婦人咽中如有炙臠，半夏厚樸湯主之。”
梅核氣是鬱病中較為常見的一種病症，東漢醫家張仲景首先提出其證治。婦人自覺咽中如有異物感，咯之不出，吞之不下，但於飲食無礙，即後世所稱“梅核氣”。本病發生多由七情鬱結，氣機不暢，津聚為痰，與氣搏結，上逆咽喉所致。創半夏厚樸湯治療本病，一直沿用至今。方中半夏、厚樸、生薑辛開苦降，辛以散結，苦以降逆；輔以茯苓利濕化痰；佐以蘇葉芳香宣氣解鬱，合而用之，使氣順痰消，則咽中炙臠之感可除。
2.《金匱要略·婦人雜病脈證並治》：“婦人髒躁，喜悲傷欲哭，象如神靈所作，數欠伸，甘麥大棗湯主之。”
髒躁也是鬱病中較為常見的一種病證，其證治方法也是張仲景首先提出。本病多由情誌不舒或思慮過多，肝鬱化火，傷陰耗液，心脾兩虛所致。一般表現為情誌不寧，無故悲傷欲哭，情緒易於波動，頻作欠伸，神疲乏力等。《醫宗金鑒》謂“髒，心髒也，心靜則神藏，若為七情所傷，則心不得靜，而神躁擾不寧也，故喜悲傷欲哭，是神不能主情也，象如神靈所憑，是心不能主神明也，即今之失誌癲狂病也。”張仲景創甘麥大棗湯治療本病，此方也同半夏厚樸湯一樣沿用至今。方中小麥養心安神，甘草、大棗甘潤補中而緩急，使髒不躁則悲傷歎息諸證自去。
三、李東垣《脾胃論》：中焦致鬱
《脾胃論》：“凡有六淫七情，勞役妄動，故上下所屬之髒氣致有虛實克勝之變，而過於中者，其中氣則常先四髒，一有不平，則中氣不得其和而先鬱，更因飲食失節，停積痰飲，寒濕不通，而脾胃自受者，所以中焦致鬱多也。”
金元醫家李東垣提出“中焦致鬱”之說，即將鬱之病位定於脾胃，不同於後世醫家認為“鬱之病位在肝、肝氣鬱滯乃致鬱主要病機”之觀點。李東垣為“補土派”的代表人物，論病多從脾胃入手，鬱病亦不例外，其行為或有偏頗，但鬱病表現為土鬱之症確實極為常見，故此論點對指導鬱病的臨床診治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四、朱丹溪《丹溪心法》：六鬱
《丹溪心法·六鬱》：“氣血衝和，萬病不生，一有怫鬱，諸病生焉。故人身諸病，多生於鬱。或寒熱之交侵，或雨濕之侵淫，或酒漿之積聚，而成鬱疾。凡鬱皆在中焦，以蒼術、撫芎開提其氣以升之。假如食在氣上，提其氣則食自降矣。餘皆仿此。”
本條首次提出氣、血、食、痰、熱、濕六鬱之說。元代醫家朱丹溪認為鬱病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氣機不利，升降失常，氣血失和。即“當升者不得升，當降者不得降，當變化者不得變化也，此為傳化失常。”而病因論述表明其已認識到外感、內傷均可致鬱，是對鬱病病因的重大發展。
朱丹溪根據氣血津液運化失常將鬱病分為氣鬱、血鬱、食鬱、痰鬱、熱鬱及濕鬱，並對其證候特點進行描述。指出氣鬱的主症為“胸脅痛，脈沉澀”；濕鬱為“周身走痛，或關節痛，遇陰寒則發，脈沉細”；痰鬱為“動則喘，寸口脈沉滑”；熱鬱為“瞀悶，小便赤，脈沉數”；血鬱為“四肢無力，能食便紅，脈沉”；食鬱為“噯酸，腹飽不能食，人迎脈平和，氣口脈繁盛”。進而指出“蒼術、撫芎，總解諸鬱，隨證加入諸藥。”創越鞠丸以解諸鬱，流傳後世。鬱病證治論述為後世醫家治療本病提供了較好的參考。
朱丹溪從病機角度出發，大膽開拓了專題研究鬱病論治的先河，頗得後世醫家推崇。從《內經》提出的五氣之鬱，到朱丹溪闡釋的六鬱論，反映了對鬱病認識的不斷深化，在鬱病的認識上可謂是裏程碑式的發展。
五、王履《醫經溯洄集》：鬱病病機
《醫經溯洄集·五鬱論》：“凡病起也，多由乎鬱，鬱者，滯而不通之義，或因所乘而為鬱，或不因所乘而本氣自鬱，豈惟五運之變能使然哉？”
元末明初醫家王履對鬱病的病機進行較為清晰的分類闡述，他認為鬱病的形成不僅可由外感五運之氣而成，還可因髒腑本身的氣機運行不暢及髒腑傳變而成。可與朱丹溪論鬱病因相參。
六、戴思恭《推求師意》：鬱病用藥
《推求師意·鬱病》：“蒼術，陽明藥也，氣味雄壯辛烈，強胃健脾，開發水穀氣，其功最大；香附子，陰血中快氣藥也，下氣最速，一升一降以散其鬱；川芎，手足厥陰藥也，直達三焦，俾生發之氣，上至目頭，下抵血海，疏通陰陽，氣血之使也。然此不專開中焦而已，且胃主行氣於三陽，脾主行氣於三陰，脾胃既有水穀之氣行，從是三陰三陽各髒腑自受其燥金之鬱者，亦必用胃氣可得而通矣，天真等氣之不達者，亦可得而伸矣。況蒼術尤能徑入諸經，疏泄陽明之濕。”
元末明初醫家戴思恭也認為“鬱病多在中焦”，此論與李東垣相同；但在鬱病的治療用藥方麵又宗丹溪之越鞠法，特別推崇丹溪以蒼術、川芎二味治鬱，本條實為其對蒼術、香附、川芎治療作用機製的解釋。故戴思恭的鬱病觀點可見到“補土派”對“滋陰派”學術思想的影響，其源於“滋陰派”創始人朱丹溪“旁通張從正、李杲二家之說”。
七、孫一奎《赤水玄珠》：五髒之鬱
《赤水玄珠·鬱證門》:“病有因別髒所乘而為鬱者，有不因別髒所乘而本氣自鬱者……木鬱者，肝鬱也；火鬱者，心鬱也；土鬱者，脾鬱也；金鬱者，肺鬱也；水鬱者，腎鬱也。”
明朝醫家孫一奎指出五髒之鬱的病因，並論述其與“五鬱”的相關性。五髒之鬱，或由他髒傳變，或本髒自病而成，隻要髒腑的陰陽平衡失調就會導致鬱病的發生，如同孫一奎在《醫旨緒要》中所言“五髒一有不平則鬱”。它與《內經》的“五鬱”相對應，但具體內容又有所不同，因為《內經》“五鬱”分類是以五氣失常所致的疾病為根據；孫一奎的分類則以髒腑病變為依據，其病因包括外感和內傷。
具體來說，心鬱是指“神氣昏昧，心胸微悶，主事健忘”；肝鬱是指“兩脅微膨，噯氣連連有聲”；脾鬱則指“中脘微滿，生涎，少食，四肢無力”；肺鬱指“皮毛燥而不調，欲嗽而無痰”；腎鬱指“小腹微硬，精髓乏少，或濁或淋，不能久應”。孫一奎鬱病理論對本病的診治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
八、張景嶽《景嶽全書》：情誌三鬱
1.《景嶽全書·鬱證》：“凡五氣之鬱，則諸病皆有，此因病而鬱也；至若情誌之鬱，則總由乎心，此因鬱而病也。”
根據鬱病的起病特點，明朝醫家張景嶽將之分為“因病而鬱”和“因鬱而病”，相當於現代醫學原發性和繼發性疾病。“因鬱而病”之“鬱”即情誌之鬱，現代中醫內科學將之視為狹義鬱病。此外，張景嶽在《類經》一書詳述了鬱病的病機特點為“結聚不行，乃致當升不升，當降不降，當化不化。或鬱於氣，或鬱於血，或鬱於表，或鬱於裏，或因鬱而生病，或因病而生鬱。”
2.《景嶽全書·鬱證》：“予辨其三證，庶可無誤，蓋一曰怒鬱，二曰思鬱，三曰憂鬱。怒鬱者，方其大怒氣逆之時，則實邪在肝，多見氣滿腹脹……又若思鬱者，思則氣結，結於心而傷於脾也。及其既甚，則上連肺胃而為咳喘，為失血，為膈噎，為嘔吐；下連肝腎，則為帶濁，為崩淋，為不月，為勞損……又若憂鬱病者，則全屬大虛，本無邪實……此其戚戚悠悠，精氣但有消索，神誌不振，心脾日以耗傷。”
張景嶽對情誌三鬱的具體證候特點進行詳細分析，並指出治療關鍵為必須從病因出發，重視精神心理療法，即“若思鬱不解而致病者，非得情舒願遂，多難取效。”具體來說，怒鬱的治療要點為：①“暴怒傷肝，逆氣未解者”宜選取解肝煎，或六鬱湯，或越鞠丸；②“怒氣傷肝，因而動火者”宜化肝煎；③“怒鬱不解或生痰者”宜溫膽湯；④“怒後逆氣既散，肝脾受傷者”宜五味異功散，或五君子煎，或歸脾湯。
思鬱的治療要點為：①“初有鬱結滯逆不開者”宜和胃煎加減主之，或二陳湯，或沉香降氣散，或啟脾丸；②“婦人思鬱不解，致傷衝任之源者”宜逍遙飲，或大營煎；③“思憶不遂，心肺不攝者”宜秘元煎；④“思慮過度，肝腎不固者”宜固陰煎；⑤“思鬱動火，經脈錯亂者”宜保陰煎；⑥“思鬱動火，陰虛肺熱者”宜四陰煎，或一陰煎；⑦“思結枯腸，心脾受傷者”宜壽脾煎，或七福飲；⑧“心膈氣有不順或微見疼痛者”宜歸脾湯，或加砂仁、白豆蔻、丁香等以“微順之”。
憂鬱的治療要點為：①“初鬱不開，未至內傷者”宜二陳湯、平胃散，或和胃煎，或調氣平胃散，或神香散，或六君子湯；②“憂鬱傷脾者”宜溫胃飲，或神香散；③“憂鬱傷脾肺者”宜歸脾湯，或壽脾煎；④“憂思傷心脾者”宜五福飲、七福飲，甚者大補元煎。
九、趙獻可《醫貫》：五鬱相因
《醫貫·鬱病論》：“木鬱則火亦鬱於木中矣，不特此也，火鬱則土自鬱，土鬱則金亦自鬱，金鬱則水亦鬱……凡鬱皆肝病。”
根據五行生克乘侮之原理，明朝醫家趙獻可提出五鬱相因，強調木能生火，木鬱則火亦鬱於木中，而且鬱則膽木少陽不伸，則易下克脾土導致金水並病等，故本病關鍵在木鬱，其他諸鬱均繼發於木鬱，即木鬱主症為諸鬱所共有，是鬱病的證候特征，提出“鬱皆肝病”的觀點，與既往醫家主張“鬱病多在中焦”有所不同，獨樹一幟；而且指出諸鬱之間有一定的內在聯係，對指導臨床具有實際意義。基於以上分析，對於鬱病的治療，趙獻可認為應首選逍遙散以使肝膽之氣舒展，則諸鬱均可因木鬱得解而自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