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貿
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物產豐富，在世界經濟中有重要地位。
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礦物資源和農產品非常豐富，擁有發展經濟的巨大潛力。在燃料和礦物資源方麵，現代工業發展所必需的石油、有色金屬、黑色金屬以及非金屬礦產品，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都有豐富蘊藏。世界上已知的51種稀有金屬中，有30種全部或大部分出產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農產品方麵，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是世界稻米的主要生產地區。許多經濟作物都是發展中國家的特產，其中天然橡膠、可可、茶葉、咖啡等的產量幾乎占世界總產量的100％。
從經濟實力方麵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來，發展中國家政治上的獨立，解放了生產力，民族經濟不斷發展，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在世界經濟中越來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但由於舊的國際經濟秩序和不合理的國際分工體係的殘留，以及發展中國家自身的一些不利因素，造成了發展中國家至今在世界經貿中仍處於被剝削和掠奪的境地，其經濟實力及其在世界經貿中的地位同他們所擁有的地域、人口和資源極不相稱：從國民總產值來看，占世界總人口四分之三的發展中國家隻占有世界總產值的約五分之一。從工業在國民總產值中所占的比重看，大多數高收入的石油出口國的製造業所占比重也僅在3％～7％之間。一般的發展中國家製造業所占比重都在3％左右。從出口產品結構看，發展中國家出口產品中的製成品比重較高的，也主要集中於少數工業和製造業增長較快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產品仍以農礦產品和原料、燃料為主。畸形單一的經濟結構，使發展中國家在世界市場上無法擺脫由壟斷價格以及初級產品與製成品之間剪刀差帶來的剝削，致使貿易條件不斷惡化。
總之，盡管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貿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大了，但他們在國際政治經濟事務中的不平等、不合理的地位並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
亞洲“四小龍”經貿
近30多年來，香港、韓國、台灣和新加坡的經濟迅猛發展，它們在動蕩的國際環境中，一方麵高度依賴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一方麵又從發展中國家大量進口各種工農業初級產品，發展出口加工業，擴大對外貿易，逐漸從鮮為人知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一躍而為引人注目的貿易強國，被稱為亞洲“四小龍”。
亞洲“四小龍”位於亞洲的太平洋地區，所處地理位置優越，曆史悠久，人口稠密，文化淵遠流長，但自然資源缺乏（除台灣外）。因此，“四小龍”的經濟地理狀況，為其經濟騰飛提供了有利條件，尤其是它們優越的地理位置和狹隘的國內市場，成為促使其經濟外向型發展的內在動力。為此，近幾十年來，雖然世界經濟處於低速增長時期，但亞洲“四小龍”卻在世界經濟低調中迅速發展，成為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和地區。據統計從60年代初到80年代，全世界平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超過7％的國家和地區共有八個，“四小龍”無一不在此列，同期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平均增長率超過6％的，全世界亦有八個國家和地區，“四小龍”又理所當然地占了一半。同時“四小龍”的工業、外貿和引進外資也以驚人的速度增長。戰後“四小龍”出口增長近百倍，出口結構從紡織產品為主的勞動密集型的簡單工業品，向技術尖端的資本密集型工業轉化，已從農業社會或以貿易為主的社會，向以加工業為主的社會過渡，並正在逐漸向信息社會發展。由於亞洲“四小龍”戰後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成就，因此目前它們都已全部進入“新興工業國”的行列。
亞洲“四小龍”經濟的這種迅速崛起，雖然原因十分複雜，但是依據本國本地區的實際情況，選擇合適的經濟發展戰略則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四小龍”的經濟發展戰略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一樣，按經濟開發戰略來分類，基本上經曆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50年代，台灣、韓國和新加坡先後實行了以進口數量限製、高關稅壁壘和幣值高估為主要特征的進口替代型發展戰略，所謂進口替代型戰略的主要內容，在於盡可能增加本國的工農業生產，即把原來依靠進口的比較簡單的生產資料和人民生活用品，在本地區生產，盡量少進口或不進口，以逐步改變對外國的依賴，實現經濟自主。但是，到了60年代初期，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替代進口”戰略遇到了一係列難以克服的矛盾。首先，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之下，能夠替代進口的生產部門和活動範圍是很有限的，實際上隻是減少了一部分消費品的進口，至於國民經濟各部門所需要的機器設備和原材料，大部分仍然要依賴進口；其次，這個時期“四小龍”的出口產品主要是農產品、水產品和礦產品等原料性初級產品，而這些產品的出口，由於受到自然條件限製，其增長率比較低，而且換回的外彙也很少，工業部門卻需要用大量外彙進口機器設備和原材料，由於這些進口產品多半是重工業產品，附加價值比較高，因而進口額增長率還會超過“替代進口”部分，而這些設備和原材料又多是發展“替代進口”產業所必需的。結果“替代進口”反而引起進口的增加，“替代進口”的過程能否繼續進行下去，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進口的增加；再次，由於本地生產的產品成本高、質量差、政府又采取保護關稅政策，因而所生產的產品，無論消費資料還是生產資料，其銷售量都是有限的。同時，“替代進口”工業的生產基本上麵向本地市場，而本地市場範圍很狹小，因此，到50年代末期，許多“替代進口”企業的生產，都因銷路不暢而關閉；此外，“四小龍”大都資源缺乏，工業部門所需要的許多原材料和能源都要依賴進口，但缺乏進口這些原材料和能源所必需的外彙儲備。“替代進口”政策不僅限製了外國商品的進口，而且也限製了本地商品的出口，這種政策對本地企業的自由競爭，提高經營積極性，積極投入國際市場，利用外國資金和技術發展經濟等都極為不利。政府雖竭力以此擺脫對外國的依賴，但是在現代科學技術迅速發展，國際經濟關係不斷擴大的時期，這種閉關自守的經濟政策，對於既缺乏資源和資本，又缺少技術和設備的“四小龍”來說，隻能是自己束縛自己手腳，不能使經濟迅速發展起來。由於“替代進口”戰略陷入了上述種種矛盾之中，使“四小龍”難以推進工業化進程，因而紛紛采取改革措施，另謀出路。進入60年代以後，也即進入第二階段，“四小龍”相繼轉而實行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把出口貿易作為經濟增長的發動機，把振興出口政策作為經濟發展的前提，推動了整個經濟的發展。
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具有有利於資源分配，有利於享有規模經濟的效益，有利於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有利於擴大就業比重等優越性。因此，“四小龍”出口導向型戰略的實行，使它們的出口貿易發展速度突飛猛進。自六十年代起，“四小龍”的出口貿易增長速度遠遠超過經濟增長速度，大多數年度的出口貿易增長率保持在10％以上，大大高於五十年代的出口貿易的增長率，出口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同時，“四小龍”的出口商品結構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出口商品中，原料性初級產品減少，工業品比重增加。從戰後初期到五十年代末，“四小龍”出口商品主要是農產品、水產品和礦產品等原料性初級產品，其比重達75％以上，工業品出口僅占很小比例，進入60年代後，隨著出口貿易的擴大和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初具規模，“四小龍”工業品的出口比重逐漸增加，原料性初級產品的出口比重逐漸下降，直至占很小比例，到80年代“四小龍”工業品出口比例均高達90％以上。其時，“四小龍”大宗出口商品也由六十年代的勞動密集型向70年代的技術密集型產品轉變。60年代以前，“四小龍”的出口商品中，很少有超過1,000萬美元的大宗出口商品，進入60年代以後，超過1,000萬美元的大宗出口商品逐漸增加，在出口中占有相當的比重。但這個時期形成的大宗出口商品，主要還是局限於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入70年代，這種情況起了變化，大宗出口產品逐漸從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變，船舶、鋼材、機械、水泥、電子產品等出口量迅速增加，在工業製成品的出口中，輕工業品的比重逐漸下降，重工業品出口有明顯的增長。
隨著出口貿易的迅速增長和出口商品結構的顯著變化，“四小龍”的出口商品適應性增強，出口貿易地區逐漸擴大，從近鄰發展到遠洋，從發展中國家擴大到發達國家，並爭取貿易多邊化，不斷加強同我國、東盟各國及西亞地區的貿易往來，並力求在拉丁美洲和非洲開辟市場。目前，“四小龍”的對外貿易對象已遍及世界各地，且大多集中在美、日、西歐等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正是由於“四小龍”出口導向型經濟戰略的實行，使“四小龍”的出口貿易增長速度迅猛，在近30年中，“四小龍”一躍而成為令日本和美國擔心的競爭對手，韓國甚至被稱為“亞洲新出現的第二個日本”。
然而，全部實行“出口導向”開發戰略的香港、台灣、韓國和新加坡，從優先發展的經濟部門來劃分，又可分為兩類戰略：韓國和台灣實行的是強調發展重工業的戰略，而香港和新加坡則較為強調發展多元化的綜合發展戰略。
從60年代開始，韓國在“出口導向”的總戰略下，實施“五年經濟發展計劃”，為以後優先發展重化工業奠定了基礎；進入70年代以後，韓國在工業現代化建設方麵，過份偏重發展重化工業的路線更為明顯，以扭轉重化工業落後局麵，改變整個工業結構的畸形狀態，保證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的貫徹實施。台灣實施重工業戰略的經濟基礎相對堅實，從農業發展到輕工業，然後再發展重化工業。韓國和台灣這兩個地區，為了維持其自身的經濟發展，都通過實施重工業化戰略，來穩定人心，提高經濟實力，但是由於在具體實施步驟和方法不一樣，所以結果亦不盡相同。韓國選擇過分偏重發展重工業的路線，使經濟不平衡狀況十分嚴重,70年代全力以赴追求擴大經濟規模的做法，導致了國際收支的惡化和外債膨脹，成為80年代未能解決的一道難題。而台灣實行重化工業的戰略，貫徹平衡發展的原則，實行進口替代戰略時，在高額關稅和進口限製保護下，發展非耐用消費品工業；土地改革的成功，通過糧食供需關係好轉和農民購買力的提高，又促進了輕工業的發展，在此基礎上再實行重化工業的戰略，保證經濟協調、迅速發展，不僅在直接生產部門和基礎設施，所有經濟部門都保持合理的發展比例，自1971年以後（1974、1975年除外）對外貿易一直保持順差，從而不斷增加外彙儲備，和韓國外債負擔沉重形成鮮明對照。
在“四小龍”中，香港和新加坡的部門發展戰略，多少有點相似之處。地域狹小，市場容量有限這樣的地域經濟狀況，如果僅讓經濟發展依賴於個別行業或依賴於某一部門、某一產品的生產，產品不以世界市場為目標，這樣的經濟就無法適應世界經濟競爭的變化，無法發揮地區的經濟優勢，而且，香港和新加坡都需要進口原料和燃料，資金、技術對國際市場依賴性很強，因此兩地工業發展的最大特征都是與對外出口聯係在一起，工業產品的生產大部分不是為了自銷，而是為了出口。在西方國家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韓國、台灣的工業競爭力量的崛起的形勢下，香港、新加坡選擇的戰略隻能是產品多元化、部門多元化和市場的多元化。
由於香港、台灣、韓國、新加坡在經濟發展中，戰略運用得當，處於資金貧乏之際。為解決資金不足問題，“四小龍”從而使它們在六十年代的經濟相繼起飛成為可能，並為它們以後的經濟高速、穩定及相對持久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與此同時，“四小龍”還采取了一係列的扶持政策，在工業結構、出口貿易、引進外國資本和技術人才培養等方麵，實施了一係列推進經濟發展的大政策。
在工業結構上，“四小龍”建立了具有靈活彈性的結構形式，從而有效地利用了多變的國際市場環境。亞洲“四小龍”原有的工業基礎比較薄弱，工業門類不全，在五十年代時僅有一些傳統的紡織、纖維、食品等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工業，工業總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很小，進入60年代後，工業發展迅速，工業結構發生很大轉變，逐漸從單純的勞動密集型工業轉變為勞動、資金、技術密集型相結合的工業結構。“四小龍”發展工業采取的是順應國際經濟形勢，利用外部機遇，發揮本國（本地區）特長，分階段、有重點、不同時期發展不同產業的方針。60年代初期，在全球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國際分工開始出現新格局，一些發達國家致力於利用科技新成果發展收益更高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把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轉移到勞動力成本低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四小龍”乘此良機，利用本國（本地區）廉價的勞動力，建立了比較發達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如印刷、成衣、橡膠工業等，同時擴大出口，加快了經濟發展速度和資本積累。70年代，世界發生了兩次能源危機，發達國家又把一部分大量耗用原料、燃料的重化工業部門向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轉移，“四小龍”抓住機會，發展了以汽車、造船、鋼鐵、石化為代表的重化工業。進入80年代以後，“四小龍”著重經濟重組，產業結構向高技術化調整，重點發展電腦、生物工程和智力服務行業，促使產業結構現代化。如韓國的“科技立國”、新加坡標榜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台灣所稱的“科技升級”、香港提出的“工業多元化”。產業結構高技術化使“四小龍”工業進一步發展，經濟實力更強。
亞洲“四小龍”還是世界上出口貿易發展最快的國家和地區。在近20多年中，平均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增長，其中增長最快的的一年達40％以上。至1987年，台灣、香港和韓國的出口額分別達535.5億美元、450億美元和460億美元，大大高於50年代每年出口僅10億美元左右水平，且分別比1986年增長34.7％、28.6％和32.6％。目前，“四小龍”的貿易對象已遍及世界各地，產品主銷美國、日本和歐洲等發達國家和地區。
“四小龍”出口貿易的發展，與其一係列經濟政策密切相關。“四小龍”采取的政策的共同特征是：以出口貿易為中心，促使整個國民經濟圍繞出口部門運轉，推動出口貿易的發展。首先，“四小龍”都建立以出口貿易為中心的經濟發展規劃，把工業生產的目標轉向國際市場，集中一切技術設備、資金和原材料生產出口產品，再用出口收入買進原材料和中間產品進行再加工後銷往國際市場，通過參加國際循環，促進出口增長。其次是選擇外彙換取率高、技術工藝不太複雜、容易在短期內取得成果，並能隨時根據國際市場變化改變產品品種的行業，作為出口產品的開發重點，並從財政、稅收、原材料等方麵給予優惠。第三，建立出口加工區，給予種種優惠政策，使加工區的企業麵向國際市場，給出口提供穩定的貨源。第四，在國外廣設貿易網點，加強市場動態調研和技術情報收集工作。第五，采取符合實際的彙率和放寬外彙管製的政策，允許資金流動自由。第六，加強對出口企業的管理和服務。第七，采取全方位、多層次的國際貿易策略，把鄰近國家和西歐作為分散市場的重點開拓地區，以減輕對歐、美市場出口的高度依賴。第八，針對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四小龍”鼓勵企業對外投資，利用被投資國的出口產品配額出口，或向被投資國出售，藉此繞開出口產品配額，擴大出口。第九，促使企業提高在國際市場的開拓力和競爭力，讓其在國際市場競爭中求生存、求發展、求成功。同時，由於經濟起飛需要大量資金投入，而“四小龍”當時又積極創造條件，成功地引進了外資，為經濟起飛奠定了物質基礎。它們一方麵製定科學合理且有法律保障的優惠政策，鼓勵外資進入並規劃其投向，提供良好的基礎設施，為外商投資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創造適宜的環境；另一方麵“四小龍”投資培養了一大批素質較好且工資較低的勞動者和有關專業人員到外資企業就業，從而保證了外資投資的順利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