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8歲開始讀書，在韶山先後進6所私塾就學6年。1910年秋，毛澤東離開風氣閉塞的韶山，去湘鄉縣東山高等小學堂就讀。入學考試時，他在試題《言誌》的作文中，抒發了自己求學救國的誌向。校長閱卷後大加讚賞，對同事們說：“我們取了一個建國才！”這所學校實行“新法教育”，毛澤東學到很多中外曆史、地理以及自然科學新鮮知識。
他在這裏特別愛讀康有為談維新變法的文章、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受到了他們關於君主立憲主張的影響，並出於救國救民的誌向和熱情，產生了對康、梁的崇拜。
1911年春，17歲的毛澤東到長沙考取了汀鄉駐省中學。在這裏，他第一次看到同盟會辦的《民立報》，很快被革命黨人的反清愛國宣傳所吸引，他認真研究了同盟會的政治綱領，對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變革思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這時毛澤東的思想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由讚成君主立憲轉變成為反對帝製的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主義者。
他為了表示反抗清王朝的決心，帶頭剪掉了辮子。
同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暴發，他毅然投筆從戎，在湖南起義的新軍中當了半年兵。
毛澤東退伍後，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他讀了半年後，感到中學課程膚淺，並對陳舊的校規不滿，認為在校讀書不如自學，就退了學。
毛澤東寄宿湘鄉會館，開始了在湖南圖書館的自學生活。
他每天早去晚歸，貪婪地閱讀各種中外名著。
他在湖南圖書館自修半年，獲得了大量的新知識，使他更加信仰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進一步克服了所受康、梁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
1913年春，毛澤東因父親反對他自修，隻好繼續報考學校，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
第二年春，第四師範並入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第一師範是一所比較民主開明的學校，但也存在課程繁雜等弊端。
毛澤東根據尋求革命真理的需要，專心研讀哲學、史地、文學等社會科學，對其他課程不花過多的精力。
他注重自學，並製定了學習計劃，讀書刻苦用功，十分珍惜時間，有時通宵不眠。
他博覽群書，但又有閱讀重點，而且善於聯係實際，進行思考和分析。
他愛看報章雜誌，當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出版後，毛澤東很快成了它的熱心讀者。
毛澤東在第一師範求學期間，常說不僅要讀有字之書，還要讀無字之書，力求做到“周知社會。”他曾多次利用寒暑假，深入農村，進行遊學、考察，了解農村的弊端和農民的疾苦。
他擔任第一師範學友會總務後，以學友會名義辦了工人夜學，結識了窮苦工人，了解了他們的困境和願望。
毛澤東在接觸工農過程中，學到了許多從書本上得不到的知識，增強了他救國救民的決心。
1915年，毛澤東參加組織第五師範進步師生開展了反日、反袁鬥爭。他在讀了一本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和袁世凱賣國罪行的《明恥篇》後，無比義憤，在封麵上題詞明誌：
“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這年從夏至冬，毛澤東和愛國師生一直在做宣傳救國的工作，反對袁世凱稱帝。
在第一師範教師中，楊昌濟、徐特立、黎錦熙等對毛澤東的學業和思想有較大的影響。楊昌濟對毛澤東十分鍾愛，極為讚賞他的遠大抱負和傑出才華，認為是國家未來的棟梁之材，曾在日記中寫道，“資質俊秀如此，殊為難得。”毛澤東在同學中也倍受推崇，1917年學校開展“人物互選”活動，選舉範圍包括德、智、體三方麵，他得票全校之冠。
毛澤東在學生時代的一個創舉，是他和同學蔡和森等經過反複探討，決定集合同誌，組織團體，共同奮鬥。1918年4月他們在長沙發起組織了新民學會，毛澤東當選為幹事。
後來，學會在毛澤東主持下，確定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宗旨，成為當時革命性最強的團體之一，許多會員成了中國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
1918年夏，毛澤東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畢業。他後來回憶說：
“我沒有進過大學，也沒有留過‘洋’，我讀書最久的地方是第一師範。第一師範是一個好學校，替我打好了文化基礎。”
毛澤東1936年在和美國著名記者斯諾的談話中說：“我在長沙師範學校的幾年，總共隻花了160塊錢——其中包括我的許多學校報名費；在這筆錢裏，大概五分之三花在報紙上，訂閱費每月約一元。我還常常買報攤上的書籍和雜誌。我父親責罵我浪費，他說這是把錢揮霍在廢紙上。可是我養成了讀報的習慣，從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岡山時為止，我從沒有中斷過閱讀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報。
“我在學校的最後一年，母親去世了，這樣我更沒有回家的興趣了。那年夏天，我決定到北京去。當時很多湖南學生打算用‘勤工儉學’的辦法到法國去留學。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用這種辦法招募中國青年為它工作。這些學生在出國前打算先去北京學法文。我協助組織了這個運動，在一批批出國的人裏有許多湖南師範學校的學生，其中大多數成為著名的激進分子。徐特立也受到這個運動的影響，他放棄了湖南師範學校的教席到法國去，這時他已經四十多歲了。可是直到1927年，他才成為一名共產黨員。”
“我陪同一些湖南學生去北京。雖然我協助了這個運動，而且新民學會也支持這個運動，但我並不想去歐洲。我覺得我對我自己的國家了解得還不夠，把我的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那些決定去法國的學生當時跟李石曾（現任中法大學校長）學習法文，我沒有這樣做。我另有計劃。”
毛澤東對斯諾說，他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的時候，來讀報的人大多數不把他當人看待。北京的生活費用對我來說太高了。我是借朋友們的錢來到首都的，到了以後，非馬上找工作不行。我從前的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師楊昌濟當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主任。這個人就是李大釗，他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位創始人，更後被張作霖殺害。李大釗讓我擔任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可以領到一筆巨款——八塊大洋。”
“由於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願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數都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那些來看報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導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抱有強烈的興趣。我曾經試圖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
“但是我並不灰心。我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會，為的是能夠在北大旁聽。在新聞學會裏，我認識了一些同學，例如陳公博，他現在在南京做大官；譚平山，他後來參加了共產黨，以後又變成所謂‘第三黨’的一員；還有邵飄萍。特別是邵，對我幫助很大。
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的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1926年他被張作霖殺害。”
“我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時，還遇見張國燾、康白情和段錫朋（現在在南京當教育部次長）。我在這裏還遇見而且愛上楊開慧。她是我以前倫理教師楊昌濟的女兒。在我青年時代楊昌濟給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後來又在北京成為我一位真摯的朋友。”
“我對政治的興趣越來越大，思想也越來越激進。我已經把這種情況的背景告訴你了。可是當時我的思想還是混亂的，用你們的話說，我正在尋找出路。我讀了一些關於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我常常和一個經常來看我的、名叫朱謙之的學生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前景。當時，我讚同無政府主義的很多主張。”
“我自己在北京的條件很差，可是在另一方麵，都城的景色是鮮豔而又生動的，這對我是一個補償。我住在一個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個人合住一間小屋子裏。當我們大家都擠在炕上睡覺時，擠得幾乎透不過氣。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園裏和古老的故宮廣場上，我卻看到了北方的早春。當北海仍然結著冰的時候，我看到白梅盛開。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頭懸著晶瑩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詩人岑參詠雪後披上冬裝的樹木的詩句：‘千樹萬樹梨花開’。北京數不盡的樹木引起了我的驚歎和讚美。”
一文不名的毛澤東要到上海，卻隻有買票到天津的錢“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國的學生一同前往上海。我隻有到天津的車票，不知道到天津後怎麼再往前走。可是，正如俗語說‘天無絕人之路’，很幸運，一位同學從北京孔德學校得到了一些錢，他借了10元錢給我，使我能夠買一張到浦口的車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們濯足的那條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鎮。在曆史性的孔廟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樹，相傳是孔子栽種的，我也看到了。我還在孔子的一個著名弟子顏回住過的河邊停留了一下，並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這次旅行中，我還登上了山東的神嶽泰山。後來馮玉祥曾在這裏隱居，並且寫了些愛國的對聯。”
“可是我到達浦口的時候又不名一文了，而且沒有車票。沒有人可以借一點錢給我；我不知道怎樣才能離開浦口。更糟糕的是我僅有的一雙鞋又給賊偷去了。噯呀！怎麼辦呢？可是‘天無絕人之路’，我的運氣不壞，在火車站外，我遇見了從湖南來的一個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薩’。他借錢給我買了一雙鞋，還足夠買一張到上海的車票。
就這樣，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一路盯著我的新鞋。到了上海，我發現已經有人募集一大筆錢，協助把學生送到法國去，還提供了一筆錢幫助我回湖南。我送朋友們上輪船以後，就啟程回長沙了。”
“記得我第一次到北方去的旅途還有過這些遊曆：
我在湖南曾沿著洞庭湖徒步環行。到保定時我沿城牆走了一圈。在渤海灣的冰上散步。《三國》裏有名的徐州府城牆，曆史上也享有盛名的南京城，我都徒步環行過一次。
最後，我登上泰山絕頂，遊覽了孔墓。這些事情，我在當時看來，都是可以同我在湖南的經曆和徒步旅行相媲美的成就。”
“我回到長沙以後，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五四運動以後，我把自己的大部分時間用在學生的政治活動上。我是《湘江評論》的主編；這是湖南學生的報紙，對於華南的學生運動有很大的影響。我在長沙協助創辦了文化書社，這是一個研究現代文化和政治趨勢的組織。這個書社，和新民學會——特別是新民學會—都強烈地反對當時的湖南督軍張敬堯——一個壞蛋。我們領導了一次反對張敬堯的學生總罷課，要求撤換他，並且派代表團到北京和西南進行反張的宣傳鼓動——當時孫中山正在西南進行活動。
張敬堯以查禁《湘江評論》來報複學生們的反對。”
“在這以後我又代表新民學會前往北京，並在那裏組織反軍閥的運動。新民學會把反對張敬堯的鬥爭擴大成為普遍反對軍閥的宣傳運動。為了推動這個工作我擔任了一個通訊社社長的職務。這個運動在湖南取得了一些成功。張敬堯被譚延闓推翻，在長沙成立了一個新政權。大致就在這個時候，新民學會開始分成兩派—右派和左派，左派堅持謀求實行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變革的綱領。”
毛澤東第二次到上海，再次見到了陳獨秀“1919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裏我再次見到了陳獨秀。我第一次同他見麵是在北京。當時我在國立北京大學。當時還見過胡適，我去拜訪他，想爭取他支持湖南學生的鬥爭。我在上海，和陳獨秀討論了我們組織‘改造湖南聯盟’的計劃。然後我回到長沙著手組織聯盟。我在長沙得到一個教員的職位，同時繼續我在新民學會的活動。當時新民學會有一個爭取湖南‘獨立’的綱領，所謂獨立，實際上是指自治。我們的團體對於北洋政府感到厭惡。認為湖南如果和北京脫離關係，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實行現代化，所以鼓動同北京分離。”
“譚延闓被一個叫做趙恒惕的軍閥趕出湖南，趙利用‘湖南獨立’運動來達到他自己的目的。他假裝擁護這個運動，鼓吹中國聯省自治。可是他一旦掌權，就立即大力鎮壓民主運動。我們的團體曾經要求實行男女平等和建立代議製政府，並且一般地讚成一個資產階級民主的綱領。我們在自己辦的報紙《新湖南》上公開鼓吹進行這些改革。我們領導了一次對省議會的衝擊，因為大多數議員都是軍閥指派的地主豪紳。這次鬥爭的結果，我們把省議會裏張掛的胡說八道的和吹牛的對聯、匾都扯了下來。”
“衝擊省議會這件事被認為是湖南一件大事，嚇慌了統治者們。但是，趙桓惕篡奪控製權以後，背叛了他支持過的一切主張，特別是他凶暴地壓製一切民主要求。因此，我們的學會就把鬥爭矛頭轉向他。我還記得1920年的一個插曲，那年新民學會組織了一次示威遊行，慶祝俄國十月革命三周年。這次示威遊行遭到警察鎮壓。有些示威者試圖在會場升起紅旗，但是遭到警察禁止。示威者們當即指出，根據（當時的）憲法第十二條，人民有集會、結社和言論自由的權利，警察不聽，並且回答說，他們不是來聽憲法課，而是執行省長趙恒惕的命令的。在這以後，我越來越相信隻有依靠群眾的行動確立起來的群眾政治權力，才能保證有力改革的實現。”
“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從政治上把工人們組織起來，在這項工作中我的行動開始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史的影響。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所發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熱切地搜尋當時可以找到的極少數共產主義文獻的中文本。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接受馬克思主義，認為它是對曆史的正確解釋以後，就一直沒動搖過。這三本書是：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考茨基著的《階級鬥爭》，以及柯目光普著的《社會主義史》。到一九二○年夏天，我已經在理論上和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同年，我和楊開慧結了婚。”
出席中共一大以後，毛澤東成為中共湖南省委的書記之一。1921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在這個大會的組織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這兩個人都是當時中國知識界領導人。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陳獨秀對我在這方麵的興趣，也起過作用。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在我一生中的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代，陳獨秀關於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上海這次具有曆史意義的會議上，除了我以外，隻有一個湖南人。其他出席會議人有董必武、張國燾、包惠僧和周佛海等。我們總共是十二個人。當年十月，共產黨的第一省委在湖南組織起來了，我是書記之一。接著其他省市也建立了黨組織。在上海的黨中央機構工作過的有：陳獨秀、張國燾、陳公博、施存統、沈玄廬、李漢俊（1927年在武漢被殺）、李達和李啟漢。在湖北的黨員有董必武（現任保安黨校校長）、許白昊、施洋。在陝西的黨員有高崗和一些著名的學生領袖。在北京是李大釗、鄧中夏、張國燾、羅章龍、劉仁靜（現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廣州是林伯渠，現任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長和彭湃（1929年被害）。山東省委的創始人中有王盡美和鄧恩銘。”
“同時在法國，許多勤工儉學的人也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組織，它幾乎是同中國國內的組織同時建立起來的。那裏的黨的創始人中有周恩來、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同時也是創始人中唯一的婦女。羅邁和蔡和森也是法國支部的創始人。在德國也組織了中國共產黨支部，隻是時間稍後一些；其成員有高語罕、朱德（現任紅軍總司令）和張申府（現任清華大學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發起人有瞿秋白等人。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1922年5月，湖南省委—我當時是書記—已經在礦工、鐵路工人、市政職工、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幣廠工人中組織了二十多個工會。那年冬天，開展了蓬蓬勃勃的工人運動。當時共產黨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學生和工人身上，在農民中間做得非常少。湖南大部分大礦的工人已經組織起來，學生也幾乎全部組織了起來。在學生戰線和工人戰線，鬥爭頻繁。1922年冬天，湖南省長趙恒惕下令處決兩個湖南工人—黃愛和龐要銓，結果引起了廣泛的反對趙恒惕的宣傳活動。被殺死的兩個工人之一黃愛，是右翼工人運動的一個首領，這個工人運動以工業學校學生為基礎，而且是反對我們的。可是，在這次事件以及其他許多鬥爭中，我們都支持了他們。無政府主義者在工會中也很有勢力，這些工會當時已經組織成為湖南省總工會。但是我們同無政府主義者達成了妥協，並且通過協商，阻止他們許多輕率和無益的行動。”
“我被派到上海去幫助組織反對趙恒惕的運動。那年（1922年）冬天，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我本想參加，可是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找不到任何同誌，結果錯過了這次大會。”
“我回到湖南後，大力推動工會工作。第二年春天，湖南發生多次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待遇和承認工會。大部分罷工都是成功的。五月一日湖南舉行了總罷工，這標誌著中國工人運動的力量已經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國共第一次合作，毛澤東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四一二”事變後，毛澤東提出拉隊伍“上山”。
923年6月，毛澤東出席在廣州召開的中共第
三次全國代表大全，他在大會上作農民問題的重要報告。大會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國共合作、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問題。
毛澤東和多數代表一起，批評張國燾等懷疑國共合作的“左”傾觀點，認為必須堅持共產黨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
會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共三屆一次執委員會推選毛澤東為中央局成員之一，擔任中央局秘書，協助中央局委員長陳獨秀處理中央日常工作。
“三大”後，毛澤東赴廣州出席孫中山主持召開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大會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執行委員。
會後，毛澤東從廣州到上海，在任中共中央局秘書的同時，兼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委員，“協調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行動”。
他因病於同年12月離滬回湘休養。利用養病的機會，他在韶山領導開展了半年的農民運動，辦了農民夜校，建立了秘密的農民協會和中共韶山支部。
1925年10月，毛澤東從湖南到廣州。不久，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主編《政治周報》。毛澤東為這個刊物撰寫了許多文章，揭露和反擊以戴季陶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分裂國共合作的行徑。
1926年5月，毛澤東主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他親自給學員講課，引導學員養成理論聯係實際的學風，並重視對學員進行軍事訓練，為北伐戰爭中全國農民運動的蓬勃發展準備了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