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1日，初夏的延安還是好季節，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七大在這裏舉行，毛澤東在作報告。
當講到陳獨秀時，代表們靜聲聆聽他說道：
“關於陳獨秀這個人，我們今天是可以講一講，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誌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那個時候學習做白話文，聽他說文章要加標點符號，這是一大發明，又聽他說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幹部。那時候有《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我說陳獨秀在某幾點上，好像俄國的普列漢諾夫。
普列漢諾夫在俄國做過很好的馬克思主義宣傳。陳獨秀則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確的言論，但是他創造了黨，有功勞。普列漢諾夫以後變成孟什維克，陳獨秀是中國的孟什維克。……關於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陳獨秀是一個頗具影響的人物。在他的一生中，有很多閃光的東西，也有不少值得後人吸取教訓的地方。
江南鄉試.
1897年。《馬關條約》簽訂後兩年，帝國主義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戊戌政變前一年，康有為、梁啟超等正搖旗呐喊，鼓吹變法，維新運動緊鑼密鼓。中國正麵臨瓜分豆剖，與知識階層愛國圖變熱情高漲的氛圍很不適應。這時，18歲的陳獨秀第一次離開家鄉安慶，到南京參加蘇皖兩省考舉人的科舉考試——江南鄉試。陳獨秀雖出身於“習儒業十二世”的書香門第，但自幼就對科舉考試不感興趣。6歲的陳獨秀常因背不出《四書》《五經》而遭到嚴厲的祖父的毒打。1889年，祖父死後，家裏又請來塾師，教他八股文，以備應試。陳獨秀非常討厭八股文，對塾師大為不滿，學業無進。為此，家裏為他換了好幾位塾師，仍不奏效，最後決定由大哥孟吉教他讀書。孟吉忠厚老實，性格溫和，拗不過弟弟，總順著陳獨秀。孟吉知道陳獨秀不喜歡八股文，於是教他讀《昭明文選》。陳獨秀的學業決定了他日後必仕途無望。
陳獨秀性格剛強、果敢、堅毅。章士釗曾說他如“不羈之馬，奮力馳去”，具有“不峻之阪弗上，回頭之草不齧”的拚搏精神及勇氣。小時候，陳獨秀挨祖父的打，總是“無論如何毒打，總一聲不哭”，氣得祖父經常罵：“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不定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凶狠強盜，真是家門不幸。”陳獨秀還極富同情心。他曾在自傳中說，我“不怕打、不怕殺，隻怕人對我哭，尤其是婦人哭”。陳獨秀的母親查氏望子成龍心切，希望他考個舉人，看到兒子常因讀書和祖父、塾師鬧別扭，常憂傷地對他說：
“小兒，你務必好好用心讀書，將來書讀好了，中個舉人替你父親爭口氣。你的父親讀書一生，未曾考中舉人，是他生前一樁恨事！”陳獨秀自幼喪父，母親很愛他，他也很愛母親。母親的言談舉止、喜怒哀樂都對他產生很大影響。為不使母親悲傷。1896年，陳獨秀不抱希望地去參加縣府考試，以為會名落孫山，以向母親證明自己的確不是料子。
結果卻出人意料，麵對“什麼魚鱉不可勝食也材木的截答題”，陳獨秀不管三七二十一，用“文選”上所有的鳥獸草木的難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謬的古文，牛頭不對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滿一篇皇皇大文，但那篇連自己也不知道寫了些什麼的文章竟在院試中獲得第一名秀才，喜訊傳來，母親喜上眉梢。陳獨秀為自己能給母親帶來高興而感到慰藉。
院試後，查氏命陳獨秀準備參加次年的鄉試。通過院試使陳獨秀更加鄙薄科舉，但母命難違，還是違心“用功讀書”，勉強研究八股文，準備考試。
1897年夏，陳獨秀帶著母親的重望與期待，來到南京，這位少年第一次目睹大世界，帶著好奇心去感受。南京給他的印象太深刻了。思維的靈感劇烈地衝擊著那顆早已厭惡科舉仕途，僅僅為著讓母親高興而來應試的心。理智終於戰勝情感，他不能再聽從母親了，於是他轉向康梁派。江南鄉試是陳獨秀一生第一次重大轉機，科舉在他心目中壽終正寢，救國、維新在他思想中迅速醞釀。從此，陳獨秀的曆史翻開新的篇章，他開始憂國憂民。曆史也為這位後來對中國革命產生巨大影響的人物的重要思想轉變寫下重重的一筆。
思想界的明星。
當時的陳獨秀已是一位小闖將，他認準了目標，就不畏任何艱難險阻。江南鄉試後，當他認識到康梁的維新變法適乎時勢時，立即和皖省維新人士汪孟鄒、李光炯等密切交往，閱讀《時務報》，討論康梁文章。當時，康有為等正受到鄉裏“瞀懦”們的攻擊，他很憤恨，經常在大庭廣眾下“為康先生辯護”，被人指責為康黨、孔教罪人，然而他卻全然不顧。
陳獨秀接受康梁派思想的第二年，“百日維新”失敗了。血的事實證實了清王朝頑固派反對任何革新，於是一大批先進分子包括陳獨秀轉向孫中山的革命派。
1901年，陳獨秀在日本參加青年學生革命組織“勵誌社”。1903年，沙俄拒不撤出中國東北，於是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組織拒俄義勇隊，準備開赴東北戰場，當時清廷要求日本政府解散義勇隊，陳獨秀十分氣憤，和鄒容、張繼、翁浩、王孝慎五人闖入學監姚文夫家中，當場揮剪剪去姚的辮子，抒發割發代首之恨。此事在留學生中轟動一時，陳獨秀也因此被遣返回國。
歸國後，陳獨秀立即在安慶組織拒俄愛國演說會，憤怒控訴沙俄在我國東北奸淫擄掠、殘殺無辜的罪行，號召大家“思起而救亡”。1904年，陳獨秀懷著滿腔愛國熱情，以喚醒民眾趕走侵略者，推翻滿清統治為己任，在蕪湖創辦《安徽俗話報》。陳獨秀用“三愛”的筆名在第1期至19期上發表了近50篇作品，用流暢的白話文，以古喻今，多種文體揭露和批判列強瓜分中國的罪惡。同時，陳獨秀還把啟發民眾和直接革命鬥爭結合起來。1905年，他組織革命團體“嶽王會”，自任會長，以武力反抗清政府。嶽王會在辛亥革命時期，為安徽和江南革命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中華民國建立，清王朝統治被推翻，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卻被袁世凱奪去。袁一上台，就加緊打擊革命勢力，在政治上廢除國會和約法，在思想界大肆提倡“尊孔讀經”，企圖複僻帝製。極端仇視民國的陳煥章、康有為等也成立孔教會，鼓吹“定孔教為國教”，宣揚綱常不變，要人們維護封建社會的三綱五常、三從四德，掀起一股複古逆流。
麵對袁世凱篡權，世風日下的狀況，孫中山先生仍以大無畏的精神和勇氣，進行反袁鬥爭，以圖民國真正實現，而這時陳獨秀卻在醞釀著另一條救國救民的道路。
當時有一個問題始終困擾著陳獨秀，就是：為什麼英美資產階級革命及日本的明治維新順利進行？而中國的變革如此艱難？經過認真的思考，通過對中西變革史的深入比較和研究，他找到了這一問題的答案：中國人民還未覺醒。“吾國這維新也，複古也，共和也，帝製也，皆政府黨與在野黨之所主張抗鬥，而國民若觀對岸之火，熟視而無所動心。”他認為中國人沒有覺悟是造成今日危殆之勢的根本原因。為此，必須進行啟蒙，把人民從封建專製和它的意識形態的束縛下解放出來。
1915年9月15日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日子，上海群益書社出版了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誌（自2卷1號易名《新青年》）。《新青年》如一聲驚雷，預示著春天的到來。《新青年》的創辦，標誌著新文化啟蒙運動的開始。陳獨秀則是領導這一運動的核心人物。
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思想武器是民主和科學，陳獨秀高舉這兩麵大旗，在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對封建製度及其思想體係作了堅決的鬥爭。他說：“我們現在認定，隻有這兩位先生（“民主”和“科學”）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陳獨秀首先倡導的是民主思想，他把歐美的民主立憲政體作為理想的政治製度，認為“吾國欲圖世界的生存，必棄數千年相傳之官僚的專製的個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要達到此目的，首先，人必須具有獨立自主的人格。陳獨秀認為所謂獨立自主的人格就是人的解放，就是：“脫離夫奴隸之羈絆”。是非榮辱、善惡行為，以自身為本位，訴諸自身的意誌而課以功過，不聽命於他人。“一切操行，一切權利，開發信仰，唯有聽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斷無盲從隸屬他人之理”。陳獨秀熱烈呼喚著人的解放，“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絕不認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要使國民真正建立自主意識，必須對壓抑、束縛自主意識的封建思想進行徹底否定，因為封建思想的主要特征就是把人變成聽話的工具。
陳獨秀說：中國固有的倫理、法律、學術、禮俗都是殘民害理的妖言，尤其是儒家三綱之說，把人們束縛在羅網之中而不自知，“君為臣綱，則民於君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父為子綱，則子於父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夫為妻綱，則妻於夫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為臣、為子、為妻，而不見有一獨立自主之人者，三綱之說為之也。緣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詞，曰忠、曰孝、曰節，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為以己屬人之奴隸道德也。”陳獨秀還大聲疾呼：青年男女們，應努力奮鬥，脫離附屬品的地位，完成自我。國民要自覺地居於國家主人之地位，自己建設政府，自己議定法律，不要對偉人抱任何幻想。
陳獨秀倡導的獨立人格精神及國民政治思想，在五四時期具有巨大的感召力量，它啟蒙了一大批青年，使他們在五四運動中，走上街頭，高呼“民主”、“自由”的口號，昭示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到來。
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舉起的另一麵大旗是科學。科學在五四時期被理解為一種思想方法。陳獨秀說科學就是我們對於事物的概念，綜合客觀的現象，訴之主觀的理性而不矛盾之謂也，也就是主觀與客觀的一致。陳獨秀吸收孔特關於人類思想進化的第一階段是宗教迷信時代，第二階段是玄學幻想時代，第三階段是科學實證時代。
新文化運動成效最顯著的是文學革命。陳獨秀是五四文學革命運動最早的一位勇猛戰士。早在1916年秋他即與遠在美國留學的胡適討論文學革命問題。當他收到胡適寄來的《文學改良芻議》時，十分快慰，立即在《新青年》上發表，緊接著自己又寫成充滿戰鬥激情的《文學革命論》。陳獨秀認為單純的政治革命，不能改造社會，還必須輔以思想意識、文學藝術的革命，而中國現在的文學不過是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
因此，陳獨秀旗幟鮮明地提出文學革命的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文學革命論》的發表，掀起了文學革命的高潮，也引起了反對派的非難。麵對來自各方麵的攻擊怒罵，陳獨秀表示：國語文學，達意狀物，天經地義，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認為中國古代文學皆有肉無骨，有形無神，目光不越帝王權貴，神仙鬼怪。受這種文學熏陶，國民阿諛、誇張、虛偽、迂闊等劣根性，要有盡有，此的確是革新政治的大障礙，因此革新文學勢在必行。他還發誓：若有明目張膽高呼文學革命者，“予願拖四十二門大炮，為之前驅”。
在陳獨秀的推動下，中國新文學誕生了。魯迅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便是這一時代的產物。它們開辟了中國文學史上前無古人的大事業。魯迅說，陳獨秀先生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胡適說，如沒有陳獨秀先生不容匡正的堅決態度，就不會有文學革命。可見，陳獨秀在文學革命中的主將地位。
陳獨秀連放重炮，發起呼喚新世界的陣陣轟鳴。以其新穎的思想，飽滿的熱情和才華橫溢的文章贏得了青年的尊敬與喝彩。1917年，毛澤東說：“現在國民思想狹隘，安得國人有大哲學革命家，大倫理革命家，如俄人托爾斯泰其人，以洗滌國民之思想，開發新思想……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誠非今日俗學可比。”20多年後，雖然陳獨秀已脫離共產黨，毛澤東仍沒忘懷陳獨秀對他的影響。他對斯諾說：那時，“我特別喜好陳獨秀和胡適的文章，他們替代了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模範。”1919年，在陸軍預備學校學習的葉挺寫信給陳獨秀，希望給他們坐在黑獄之中的青年以指導。
在陳獨秀與他主編的《新青年》啟發下，中國青年衝破封建枷鎖的束縛，脫穎而出。
五四時期，許多青年在毫無依托的情況下，毅然走出家門，到外麵的大世界探求新知。
在“五四運動”中，陳獨秀走出研究室，像普通戰士一樣投入槍林彈雨之中。1919年6月11日，他親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並在北京新世界散發，被反動當局拘捕。當陳獨秀被捕的消息傳出後，全國震驚，營救運動在各階層人士中展開。毛澤東說，陳獨秀因平日揭櫫“賽因斯”和“德莫克拉西”，才被當局所懷恨，他才被拘捕，我們要營救他，因為他是“思想界的明星”。
總書記的悲劇。
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因陳獨秀當時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沒能參加中共“一大”，但鑒於陳獨秀在新文化時期的顯赫聲望與他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組建中國共產黨方麵的重大功績，“一大”選舉他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
9月，陳獨秀離開廣東，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蔡和森、高君宇、王盡美、向警予、施存統等12人，代表全國黨員195人。
大會選舉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高君宇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陳獨秀任委員長，禁和森接替李達任宣傳委員，張國燾任組織委員。
1923年6月在廣州舉行的中共“三大”通過了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決議，陳獨秀關於國民黨的領導地位的觀點占了上風。“三大”宣言中寫道，“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