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孰為洛神
魏武帝曹操和他的兩個以文學著稱的兒子，魏文帝曹丕和陳王曹植，都是建安文壇的代表人物。曹操首先是個政治家；曹丕在代漢立魏當皇帝之前，大約可以看成是建安文壇的領袖性的人物，這是由於他實際上是曹操的長於這樣一個社會地位所決定的。曹操很注意延覽文人，但他對於儒生卻比較提防，這有些像漢靈帝。不過動機卻與漢靈帝不完全一樣，這個問題我們後麵有機會再說。這些被招致到當時京城許都的文人，由於曹操本人一直處於軍事和政治領導地位，不能經常照顧他們，任務就自然地落到了曹丕頭上。曹丕還是一個很有見地的文學評論家，這也與其建安文壇領袖地位不無關係。但是，若要論文學上的成京，三曹當中，當然以曹植為最高。文學這個東西也怪，不能論地位，也不能論數量，更多的是要看識見、感情、才華，以及與此有關的經曆。曹植詩、賦方麵的業績，比他的父兄都要高，這看起來有一些像是偶然現象，不過，我們如果知道了曹植的生平，也許，又可以從這一偶然性中找出一些必然的痕跡來。
談曹植的生平，我們想先從曹植的一篇著名賦作《洛神賦》說起。
曹植的《洛神賦》，被公認為是建安賦作中的壓軸之作，不但其篇幅的長度，過於所有的建安賦作，而且其描寫的生動、細膩，傳達感情的真摯、微妙，也超過了此前的一切賦作。眾所周知，賦正式形成為一種廣泛運用的文學形式，是在漢代，是由於漢武帝、漢宣帝等人的大力提倡所致。但是，皇帝們需要賦，為的是這種文學形式，從大處講可以歌功頌德、粉飾太平；從小處講可以怡情悅性，等之歌舞，總之是一種禦用的文學。自然，當時的漢皇朝正處在鼎盛時期，整個朝廷和社會都有一種自信和自豪的氣魄，像司馬相如那種鋪排皇家園苑的豪華氣派的《上林賦》，正是因為符合了這種情緒，而為皇帝以下的整個上層社會所著重，至今仍可看成是漢唐氣象的一種文學上的賦形物，不應抹殺。但是，這類作品骨子裏頭畢竟包含著一種吹捧的庸人氣息，所以曆來史家和文學家們，對此總不免要講些不敬之語。後來漢家天下漸衰以後，老是吹吹拍拍，也弄不出什麼新花樣來，這就有了詠物小賦，形容某一客觀事物，精確傳神；另外，還出現了某些表達個人感情的小賦，例如《士不遇賦》，漢代就有多人寫過這一題月。詠物、抒情，結構小的，賦的路子反而逐漸趨向健康了。曹植的《洛神賦》，正是沿著這一健康路子的一個大製作。它不是詠物而是詠神，神自然還是人，理想化了的人。洛神是個理想化了的美女，在精細人微的形容中又注入感情，這樣，就使賦作的發展，有了一個新的飛躍。它的真正價值也即在此。現在，我們不妨讀一讀此賦對洛神的描繪：
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鬆。仿佛兮若輕雲之蔽月，飄播兮若流風之回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綠波。濃纖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承露。芳澤無加，鉛華弗禦。雲髻峨峨，修眉聯娟。丹唇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昧，輔靨承權。瑰姿豔逸，儀靜體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骨象應圖。披羅衣三璀璨兮，珥瑤碧之華琚。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於神滸兮，采湍瀨之玄芝。
這位神女，從容貌的婀娜動人，到衣著的輕盈飄逸，到舉止的落落大方，都極盡形容之能事。麵對這樣一個美人，曹植動心了，於是"托微波以通辭"，"解玉佩以要之"，這樣，就有了下麵一段關於神女對曹植的挑逗言行若隱若現的極美妙描寫：
嗟佳人之信修兮，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琚以和予兮，指潛淵而為期。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收和顏而靜誌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彷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鬱烈，步蘅簿而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爾乃眾靈雜遂，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遊女。歎匏瓜之無匹兮，永牽牛之獨處。揚輕（衤圭）之猗靡兮，翳修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陵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退難期，若往若還。轉盼流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餐。……動朱唇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悼良會之永絕兮，衷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效愛兮，獻江南這明壋。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
禮與情的矛盾，這大概是一切封建社會男女相處中最根本的矛盾了。曹植正是抓住了這一矛盾，外加上人與神的矛盾，展開洛神內心世界的猶疑、動搖、進退、往返，竭盡描繪之能事。此後的一切才子佳人小說、戲劇，在描繪女性主人公的動搖、猶疑上，大多都不出曹植所寫的這個範圍，其概括性就可以想見了。
曹植在《洛神賦》前麵有個小序：
黃初三年，餘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
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
遂作斯賦。
黃初是魏文帝曹丕代漢為皇帝以後的年號。曹丕上台當皇帝後，曹植的日子就困難了，詳細情況我們後麵再說。總之，這是曹植已處於逆境時寫下的賦作。關於創作這篇賦作的動機，後人有許多猜測。這些猜測，說來倒也都並非無根無據，多少有些曆史根據。一種猜測是：曹植胸有大誌，希望建功立業，但是其誌不得伸，於是借洛神的形象，寄托自己的理想。這原是古代最早的賦作的傳統，例如屈原賦中的美人香草，就是借以寄托自己理想的事物，小序中提到的宋玉的《神女賦》，也是借神女以言誌的作品。這仍然堪稱一種較易為人們所接受的說法。但是，還是一種十分有趣的猜測，說曹植喜歡他的嫂嫂、曹丕的甄皇後，由於這種愛慕隻能耽於空想，所以曹植就寫了《洛神賦》。這樣一來，原來是虛無縹緲的洛神就有了實指。正因為這個猜測十分有趣，我們不妨看一看有關曹丕的甄皇後的事跡，並作一點展開和分析。也許，這對我們理解曹植，可能獲得一些超乎猜測以外的意外收獲。
甄皇後的事跡，見《三國誌·魏誌·後妃傳》，及傳中所附的裴鬆之注。大體來說，甄皇後原是漢太保甄邯的後代，其父甄逸，為上蔡令。甄後是甄逸最幼小的女兒，在她三歲時，甄逸死了。甄後十餘歲時，遭逢漢末亂世，天下兵亂饑饉，百姓都賣掉金銀珠玉以換取糧食。這時的甄家藏有大量穀物，於是便用穀物換取金銀珠玉。甄後對其母說："世亂而多買珠寶。匹夫禾罪，懷璧其罪，不會有好結果。鄉裏鄰人均處於饑寒之中，不如把這些穀物賑濟親族鄰裏，廣施恩惠以結人情。"
全家都讚同她的主張，就依此而行了。
從這裏可以看出，漢代儒生官僚家庭的教養，同一般沒有見識的貪官汙吏是不一樣的。後來，袁紹聘"甄後"(甄後在傳中無名字，前後皆以甄後稱。這是古來史傳的常用寫法，我們隻能沿用舊法。但受聘於袁熙為妻時即稱甄後，令人看起來實在有些不解，故加上引號)為其於袁熙之妻。後來曹操攻下袁紹的根據地鄴州，曹丕便進入袁紹府第，搜尋袁紹的妻子劉夫人和袁熙之妻甄氏，即此後的甄後。甄氏因為害怕，頭伏在劉夫人的腰上，劉夫人也嚇得兩手緊攥。大約甄氏的美貌已有名聲在外，曹丕本是慕名而去袁府的。所以曹丕就："劉夫人不必驚慌，讓新婦把頭抬起來。"於是，劉夫人捧著甄氏的頭讓她仰起頭來，曹丕走上前去用毛巾揩拭甄氏的麵也，仔細端詳，果然傾國之貌，估計曹丕此時已被甄氏的美色震驚而失態了。曹丕走後，劉夫人對甄氏說："你被曹丕看中了，我們不必擔心會被曹操所殺了。"曹丕不久就征得曹操同意，由曹操出麵，迎娶袁熙之妻甄氏為曹丕之婦。其後，在曹丕登上帝位的黃初二年六月，正式立甄氏為皇後，後來因為曹丕另有新歡，甄皇後失意以後有怨言，曹丕便將她賜死，這正是曹植寫《洛神賦》的前一年。不過，因為甄皇後的親生兒子曹睿後來繼位成為魏明帝，所以在魏明帝登基之後，甄後又被尊為文昭皇後，得以顯身於後。
又據《三國誌·魏書·王衛二劉傅傳》裴鬆之注，曹丕任五宮中郎將時，當時名列建安七子的劉楨被曹操任為五官中郎將文學。曹丕宴饗文學諸士，酒酣時，命夫人甄氏會見賓客，所有參加宴會的賓客都伏拜甄氏，隻有劉楨平視。此事被曹操知道了，將劉楨下獄論死，後以服勞役減輕刑罰。這件事也說明甄氏的美豔在當時是很有些知名度的。
《三國誌》裴鬆之注所搜羅的材料極廣泛，但其中並無並於《洛神賦》是寫甄後的記載。這說明，在六朝的劉宋年間以前，還並沒有關於洛神是甄後的猜測。直到唐代李善為《昭明文選》作注，廣收唐以前的筆記資料，才從某本筆記中引出此說，其大意是：
曹植曾求甄逸之女為妻。曹操沒有同意，而將甄逸之娶為曹丕之婦。曹植心中十分不平，日夜思念，寢食難安。曹植在黃初年間入京朝見魏文帝曹丕，其時，甄後已被郭皇後向曹丕進讒而被賜死。曹丕賜死甄後以後，不免後悔，便將甄後所用的玉縷金帶枕賜給曹植。曹植朝見曹丕後，帶著玉縷金帶枕回歸，經過洛水，夜思甄後，迷茫見到甄後出現，對曹植說："這本心是願意嫁給你的，便是此心難遂。這個枕頭是我在家所用，出嫁時帶著，過去給五官中郎將(曹丕為帝以前的官名)所用，現在歸你所用了。我用過出枕頭能夠-直陪著你、靠在你出頭旁，我實在太高興了，語言不足以表達我的高興之情。隻是我現今被郭皇後以糠塞口，頭發也披下來，這樣被毀的容貌，不能在人麵前出現。"話說完後，甄後就不見了。隻派人送一顆明珠給曹植，曹植也回贈了玉佩，當時悲喜交集，便寫了一篇《感甄賦》。後來，魏明帝（即甄後所生的兒子）見到這首賦後，為它改了個名字，叫《洛神賦》。
故事是編得頭頭是道。一些曆史細節也都頗有根據，例如關於甄後口中塞糠的傳說，亦見於《三國誌·魏書·後妃傳》附裴鬆之注，書上說，甄後賜死後，曹丕新立的郭皇後在葬甄後時，"令被發覆麵，以糠塞口"。後來，魏明帝知道這種事後，便逼殺郭太後，為生母報仇，在葬郭太後時，魏明帝吩咐對郭太後同樣要"被發覆麵，以糠塞口"。
不過，這個故事裏有一個基本事實與史實不符，即曹丕、曹植兄弟之間的關係，此時已十分緊張，贈枕之事，根本不可以發生。這顯然是後代文人借一些曆史由頭而作的創作。其寫作時間大概是在劉宋以後到唐初之際。因為《三國誌》裴鬆之注成於劉宋時期，而李善生於唐貞觀年間，死於武則天年間。魯迅先生說，唐以前的人，寫神怪故事，大部分是當做實有的事而記的，到唐代人已作意好奇，有意創作神怪故事，即當作虛構的小說寫了。這則故事，已露出了一種"作意好奇"的唐人寫作風氣，大有可能是唐初的作品。這一故事，在虛構中又有某些合理的成分。其一，兩漢雖然以儒學為官方學術，董仲舒亦已提出了三綱的理論，但在現實社會中，儒家禮法並不像趙宋以後那樣嚴密而普及。在男女問題上，整個社會一直特比較寬泛的態度，再加之漢末儒學體係因儒生在現實政治中的一再碰壁而處於衰竭地位，人們把儒家紮法看得更為淡泊。曹氏父子們則更超脫，即如甄後原是袁熙之秦，曹氏父子都並不在乎她的再婚身份；曹操的卞夫人，本來就是娼家女。所以，曹植若是對嫂嫂的美貌產生了愛慕之心，反映到文字上，以當時出社會環境及曹氏父子思想來說，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之事。何況在這則故事中，曹植與甄後的關係，也還是發乎情止乎禮的。其二，曹植在與哥哥曹丕的矛盾鬥爭中，是一個受壓迫的弱者，人們的心情，總是同情弱者的，後之文人，覺得曹植後半世受盡了曹丕的欺淩，想幫他出口惡氣，所以編出來的故事中，連曹丕的皇後都是向著曹植、愛慕曹植的，以符合人們打抱不平的心理。由此看來，這則看來近於創作的故事，又有其某種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