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諜王子——菲爾比
哈羅德·金·菲爾比是世界間諜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間諜之一。他本人是英國人，早期就信仰共產主義，1934年在維也納進入蘇聯情報機關成為情報員。1940年，他打入了英國秘密情報局，在該局步步高升，最終成為英國情報機關的一名高級要員。他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條件，為蘇聯提供了大量重要情報，成績卓著。1963年，他由於身份暴露出逃蘇聯。為表彰他的事跡，蘇聯政府給他很高榮譽，授予他“紅旗勳章”。
堅定的共產主義者
1912年1月1日，哈羅德·金·菲爾比在印度的安巴拉降生了，他的父母懷著激動的心情迎接小菲爾比的到來。他的父親在印度政府內任文職官員，是英國知名的阿拉伯語言學者。父母對小菲爾比寄予很高的期望，當菲爾比到了上學的年齡時，他便被送回到英國的學校學習。
1929年，17歲的菲爾比以優異的成績進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學習，在這裏開始了他思想上的重大轉變。
進校後；他最早的行動之一是加入劍橋大學社會主義者學會。頭兩年，他隻是按時參加他們的活動，但不參加其它活動。
和許多看到資本主義的腐朽、警告人們法西斯主義正在興起的其他同學一樣，他對政治具有濃厚的興趣，並開始進行自己的探索。經過廣泛的閱讀後，他逐漸明白英國工黨與世界左派的主流並非處於同一立場。菲爾比對工黨的信心由狂熱變為迷惘。令他難以置信的是，在1931年那場混亂和麵臨失敗的危急時刻，工黨對反動勢力所能調動的後備力量竟是那樣束手無策。而且，當時反對黨的明顯帶諷刺挖苦性質的宣傳，竟使一個經驗豐富的選區的選舉一下子出現了一邊倒的現象。結果，工黨失敗，人們對想象中的整個議會民主製的有效性產生了嚴重的懷疑。
這次事件使他第一次不得不認真地考慮自己的信仰。不久，他開始更加積極地參加社會主義者學會的活動，並擔任了該學會的司庫，這使他接觸到批評工黨的大量左翼思想，特別是共產主義的思想。除了博覽群書和不斷地評價歐洲關於社會主義的經典著作外，他還參加學會舉行的生動活潑、氣氛熱烈的討論。
這樣，一個重大但又緩慢的思想轉變過程就發生了。到1933年夏他在劍橋大學的最後一個學期，菲爾比徹底拋棄了他的最後疑慮。當他拿到大學學位離開劍橋時，他同時確立了要把他的生命貢獻給共產主義的信念。
當時，奧地利維也納的工人革命運動蓬勃興起，菲爾比欣然隻身前往。在維也納，菲爾比與蘇聯情報機關的成員發生了聯係並加入了該組織。在蘇聯人向他提出加入情報機構的建議後，他毫不猶豫地就接受了，在他看來，“人人都會不加思索同意加入一支精明強幹的隊伍”。從此，他就為這個強大的共產黨國家而盡力工作。
在中歐搞了大約1年的地下活動後，他回到了英國。他和他的政治朋友們都斷絕了來往，經常去德國大使館。不久，他還加入了英德聯誼會，並在這個納粹陣線組織中擔任不少職務。他想用納粹經費創辦一家旨在促進英德關係的商業刊物。為商談此事，他曾幾次到柏林找德國宣傳部和外交部洽談。盡管他的奇怪的富有冒險性的努力最終沒有成功，但它卻把他早期熱衷於共產主義的跡象掩蓋得天衣無逢。此間，他的正式職業是自由黨月刊《評論的評論》的副主編，業餘時間則花在追逐女人方麵，給人的印象儼然象個才華橫溢的花花公子。
菲爾比對柏林的印象極為糟糕，希特勒對猶太人的暴行慘絕人寰，對共產黨實行極端恐怖的政策。納粹分子一個個都趾高氣場，令人難以忍受。
一次，正當他訪問柏林期間，西班牙戰爭爆發了。直到返回英國後他才得知，佛朗哥將軍並沒有接近整個國家，一場曠日持久的內戰就在眼前。他的下一個任務是到西班牙法西斯占領區去，盡可能在接近要害的地方潛伏下來，全麵搜集有關法西斯戰爭準備的第一手資料。蘇聯情報機關在英國和法國給他安排了聯絡人，以便他把搞到的大量情報交給他們。
在西班牙，他遇到了作為蘇聯情報人員以來的第一次危難。
險遭槍決
在離開英國之前，他總是將從蘇聯那裏得到的指示用密碼寫在一小張紙片上，並習慣地把它放在褲子的小兜裏。為作緊急聯係之用，在向他交待任務時，蘇聯人給了他一份密碼和一些在西班牙的秘密通訊地址。在西班牙時，他的口袋裏就有著這麼一張小紙片。正是這張小紙片差點把他帶到行刑隊麵前。
當時他的蘇聯情報站總部設在西班牙南部的塞維爾。他的身上揣的是英國護照，公開身份則是英國《泰晤士報》駐佛朗哥將軍部隊隨軍記者。
在塞維爾及其周圍鄉村緊張地工作了幾星期之後，他突然在廣告上看到下星期天將在離塞維爾100多公裏的科爾多瓦舉行鬥牛表演的消息。當時，前線正在科爾多瓦以東25公裏的蒙托羅和安杜哈爾之間的地帶上。
“能到離我尚未去過的前線如此接近的地方觀看一場鬥牛，看來是一個十分難得的好機會。”菲爾比心想。
於是，他決定在科爾多瓦好好地過一個周末，並看看星期天的那場表演。
菲爾比到塞維爾軍事司令部去辦理必要的通行手續。一位態度友好的少校一下子就把他打發走了。他說：“去科爾多瓦不需要通行證，自己坐火車去就行了。”
星期五，菲爾比登上了從塞維爾到科爾多瓦的早班火車，與他同車廂的是一群意大利陸軍軍官。菲爾比時刻也不忘記他的情報工作，於是他請他們與他一起在科爾多瓦共進晚餐。但是他們很有禮貌地解釋說，他們沒有時間，因為第二天動身去前線之前，他們得忙著去逛妓院。
菲爾比在大首領飯店找了個房間往下。在獨自飽餐一頓後，就在香氣迷人的大街上散步，深夜才回到旅館睡覺。
一陣雷鳴般的砸門聲把他從沉睡中驚醒。門打開後，兩個國民警衛隊員闖了進來，要他收拾好東西和他們一起去指揮部一趟。當他問為什麼時，其中年紀較大的那位下士隻是麵無表情地回答說：“這是命令！”
在那些日子裏，菲爾比睡得很死。當他穿著睡衣麵對這樣兩個腳蹬大皮靴、手持長短武器的人時，他感到處境十分不利。在這種半醒半驚的狀態中，他的大腦反應不如清醒時敏捷。他意識到必須處理掉藏在他褲子口袋裏的那塊小紙片，但是怎樣才能做到呢？
他的腦子模模糊糊地想到洗澡間，但是他住的房間沒有洗澡間。當他穿衣服、收拾東西時，那兩個國民警衛隊員緊緊地盯著他的一舉一動。看來，隻有在從飯店到國民警衛隊指揮部的路上想個什麼法子了。
當他們上了大街後，菲爾比才發現那樣做是不容易的。他隻有一隻手空著，另一隻手得提著自己的箱子。押送他的人顯然訓練有素，他們簡直象鷹一樣，一路上寸步不離地緊緊盯著他。直到他被帶到一間辦公室時，那塊可以置他於死地的小紙片還在他身上。
辦公室裏有一盞不帶燈罩的耀眼的吊燈，下麵放著一張很光滑的大桌子。他對麵站著的是一個身材矮孝年邁禿頂、麵帶溫色的國民警衛隊少校，他盯著桌子，漫不經心地聽著帶菲爾比進來的那個下士的報告。
少校終於要檢查他的通行證了。“是誰批準你來科爾多瓦的。”他問道。
菲爾比重複了塞維爾軍事司令部的人告訴他的話，但少校根本不理。他斷然地說這不可能，人人都知道到科爾多瓦來必須有通行證。緊接著就是一場咄咄逼人的問話：你來科爾多瓦幹什麼？是來看鬥牛？票在哪裏？還沒買到？是剛剛到達的？準備早晨就去買？如此等等。
隨著每一句顯示充滿懷疑的質問，菲爾比愈來愈不安地感覺到那個正在審問他的人是個死硬的仇英分子。當時，西班牙戰線的兩方都有許多這種人。但到這時，他的大腦已能進行正常思維了，他在那張閃亮的大桌麵上看到了一線生機。
少校和那兩個逮捕他的人帶著根本不信任的神情轉向他的箱子。他們帶上手套，以令人驚異的精細動作一道道地打開箱子，用手仔細地搜索每一件東西並拿到燈光下去檢查。在他要換洗的內衣裏沒有找到可疑的東西，他們又接著檢查箱子本身，小心翼翼地敲打，並且裏裏外外量它的尺寸。在證明沒有什麼可疑後，他們失望的歎了一口氣。
他曾盼望這件事早點結束，他們就會讓他乘頭一班火車離開那個城市，但是這個想法隻存在了一刹那。
“喂，”少校粗魯地說，“你身上呢？”
他讓菲爾比把口袋翻出來。他不能再遲疑了。他先把錢包拿出來，向那張光滑的桌子上扔去，在脫手的最後一刻，他的手腕子一抖，使錢包旋轉著滑到了桌子的盡頭。正合他意，他們三個人象老鷹撲食一樣向桌子那邊的錢包衝去。乘三人的屁股朝著他時，他從褲子口袋裏掏出那塊小紙片，連嚼帶咽地一下子就把它消滅了。
於是他輕輕鬆鬆地把口袋裏剩下的東西部掏了出來。很幸運，那位少校再沒有對他進行什麼不正當的、嚴曆的盤查，隻是幹巴巴地給他講了一通道理，說什麼共產主義者正在控製著英國政府，並命令他在第二天離開科爾多瓦。
第二天早上，當他正在結帳時，他的那兩位國民警衛隊的“朋友”也出現在休息廳裏，他們還問他是否可以和他一起乘出租車去火車站。登上開往塞維爾的火車後，他送給他們一包英國香煙。列車開動了，他們高興地向他揮手告別。
這是菲爾比早期從事情報活動的一次險遇。在以後的歲月中，他經常感到，其實真正的冒險行動並不總是帶有最大的危險性，因為人們可以事先估計到那些實際存在的危險並采取了恰當的預防措施，以避免其出現。而象上麵所寫的這類幾乎沒有什麼意思的小事卻往往會置人於絕境。
漂到核心
菲爾比在西班牙的任務完成得很出色，甚至曾得到佛朗哥這位大元帥親自授予的勳章。
1939年8月，正當戰爭的風雲在法國但澤上空迅速聚集時，《泰晤士報》要他撇下西班牙，做好派往西線的英國部隊去的任何準備。這當然是他所希望得到的美差了，因為隨便哪個有鑽研頭腦的戰地記者都可以積累大批新聞檢查部門不準發表的情報。
而且，他在西班牙的經驗已教會他如何提出巧妙的問題。
後來，英軍司令部遷到離巴黎不遠的阿拉斯。菲爾比的大部分周末時間都是消磨在那些出沒於都市的隱姓埋名者中間，而並不象他公開表現出的那樣隻是追求女人。盡管他在阿拉斯的職位不錯，但它並非十分理想。這時他的蘇聯聯絡人一再催促他說，他的首要任務是打入英國秘密情報機構。
1940年夏天，他多年渴求的機會終於來了。一天，《泰晤士報》國外新聞編輯把他叫到他的辦公室，說國防部的一位上尉問他是否“可以做些有關國際方麵的工作”。菲爾比立即答應了他的要求。
經過與幾位身份不明但顯得很有權威性的人會談後，菲爾比就被叫到英國秘密情報局去報到。他對自己輕易地被錄取感到十分驚訝。後來他才知道，對他曆史的唯一調查是例行公事地問了一下軍情五處，對方查了一番檔案後回答說：“沒有問題。”
菲爾比一開始就被認為是一個前途無量的人。他上的學校、他進的報社、他參加的俱樂部以及他的智慧和才幹；這些都注定他要飛黃騰達。不到一年時間，他就從破壞活動科調到特別行動執行處，最後又調到從事反諜報活動的第五科。
第五科的基本任務是從國外獲取有關針對英國的諜報活動的情報。他之所以選擇第五科，是出於這樣的考慮：他認為新的工作可以使他與秘密情報局的其它部門和軍情五處保持個人之間的關係。而且它還可以使他了解英國外交部對什麼感興趣，更不用說其它情報機構的興趣了。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菲爾比發現秘密情報局的檔案就存放在第五科隔壁，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
除了竊取無線電通訊情報外，他們還搞了一些其它形勢的竊取活動。他們甚至還使用過相當複雜的技術拆看外交郵袋，獵取對象是波蘭和捷克那樣的中立國和較小的盟國。其方法與拆取一般郵件大致相同，隻是手續複雜一些罷了。
首先，必須以某種方式說服信使將郵袋交給英國保管。要做到這點並不象想象的那樣困難，因為許多國家的信使製度並不完善，信使本人也不遵守紀律。在英國與歐洲大陸的聯係被切斷的那段時期，所有的外交郵袋均需空運。當時，每天都會發生飛機誤點的情況，即使在飛行條件良好時，也可以通過人的因素造成延誤起飛。信使抵達機場後，常會聽到氣候惡劣或者飛機發生技術故障的通知，接著就是無期限的等待。於是，他們隻好坐在候機室裏他們的郵袋上，或前往附近城鎮的鄉村旅館去嚐受苦頭。
這時，機場保安官員就會根有禮貌地來照料那個不知所措的信使：“老兄，你看我親自把它鎖起來，在你回來前保準不會出事。”
相當多的信使都接受這種勸誘，如釋重負地出去參觀當地的名勝去了。當然，那些保安官員會樂於滿足他們的各種要求的。
信使剛一走開，保安官員就會通知等候著的第五科的專家們，並把郵袋交給他們處理。在拆開每個郵袋和裏麵的東西之前都要進行一番仔細的研究，必要時每個繩結和封條都要經過測量、複製和拍照，有時還要進行化學檢驗。
然後，開始解開郵袋的繩結，啟下封條，取出裏麵的東西進行拍照。最後，也是最艱巨的工作是把郵袋裏的東西一絲不差地放回原處，並且極其精確地照原樣重新係好繩結、貼上封條。
菲樂比從愈來愈多的情報的分析得知，德國人正在西班牙策劃一個代號為“博登”的行動。在這一行動中要使用先進的技術設備，破壞直布羅陀海峽的通航，其措施是在直布羅陀海峽安置一套偵察夜間通航情況的設備。由於這個裝置會給西地中海供給線帶來新的危險、菲爾比認為應通過外交途徑對這事加以解決。
最後柏林對馬德裏發出了斷然命令：“博登行動必須完全停止。”
隨著菲樂比的表現越來越好，他的職責範圍也越來越大。二戰後期，他的活動範圍已擴大到北非、意大利等國。
大功告成
早在對德戰爭結束之前，英國秘密情報局的高級官員們便開始把他們的思想轉向了下一個敵人。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們的很大一部分力量是投入到對蘇聯的滲透以及保護英國不受布爾什維克的影響。眼看軸心國就要失敗，他們的思想又回到了他過去的老路，打算成立一個第九科來從事同樣的工作。
由於第九科的活動開始時過份保密，使菲爾比無法接觸到他所需要的文件，工作上很被動。顯然，第九科的情報對於蘇聯人來說是極其重要的。
菲爾比同他的蘇聯聯係人對第九科的前途問題進行了長期的討論，他為此寫了好幾份報告並同聯係人進行詳盡的分析。他認為，按照事物的一般發展進程，戰爭結束之後，經濟工作將會加強，秘密情報局的力量將會急劇縮減，極不可能讓第九科和第五科兩個反間諜部門同時存在：一個負責處理大量至關重要的蘇聯問題；而另一個則隻負責一些可管可不管的諸如新法西斯主義這類瑣碎的事。隻要有這種合並的可能，新合並的單位在秘密情報局中將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
蘇聯聯係人問他是否能在他們科裏得到一個較高的職位，他說或許有這種可能，但不敢肯定。在此之前，非爾比感覺到他似乎已得到擢升的暗示。當時在秘密情報局的高級官員中，充斥著人們對戰後會有多大改組的種種揣測，而且也不可能知道和平時期的人事安排將會怎樣。
對這個問題討論幾次後，聯係人提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要是讓你擔任現在的第五科科長這個職位，情況將會怎樣？”
菲爾比回答說：“這將意味著重要的擢升，我將會有更好的時機決定事情的進程，其中包括我的職務和我的工作。”
聯係人對這個答複感到很滿意，他說希望在下次見麵時能帶來明確的指示。
指示果然來了。總部通知，他必須盡一切努力保證自己成為第九科的科長，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保證自己成為未來反間諜部門的負責人，而不管采用什麼方法。這就是說必須搞掉第九科的科長居裏和第五科的科長考吉爾。誰都知道，居裏的任命不過是一個過渡，搞掉他不難，麻煩的是考吉爾。考吉爾在秘密情報局裏可以說是根深蒂固，而作為菲爾比的老上級，他很喜歡他、尊敬他，有許多事情還得感激他。但是他現在是橫擺在菲爾比事業麵前的一個障礙物，非得搬掉他不可了。他認為，為了這一重要的職位，暫時犧牲一點名聲是很值得的。
總部還指示他要小心謹慎地行動；盡管大部分的具體作法必須靠他自己的判斷和創造，但還得有一些總的指導原則。為了這個目的，他必須采取神不知鬼不覺的手法，萬一以後出了事，也得顯出他的職位是強加給他的。在這場鬥爭中的每一步行動，隻要有可能，都必須由別人去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