斂財害國阿合馬
一、李璮叛亂
李璮，濰州（今山東濰坊）人，其父李全在成吉思汗時期投降蒙古。蒙古大宗三年（1231），李全隨蒙古大軍進攻南來的揚州（今江蘇揚州），結果戰死在那裏。李璮便襲其父職，轄地稱益都（今山東益都）行省，成為獨霸一方的軍閥。蒙古幾次向李璮征兵，都被他巧言謝絕。蒙古憲宗七年（1256），又一次向李璮征兵，李璮難以拒絕，便親赴憲宗行在（古代皇帝的臨時駐地），但他詭計多端，對憲宗說：“益都乃家之航海要津，分軍非便。”憲宗也覺得有道理，又將其派回益都。從此，李璮在益都周圍攻城掠地，成為一股強大的勢力。
元世祖忽必烈中統元年（1260），剛即汗位的忽必烈加封李璮為江淮大都督，以收買人心。因為剛剛取得汗位的忽必烈，他的地位還不甚穩固，他的政敵阿裏不哥也在和林（今蒙古哈爾和林）被一部分蒙古貴族擁戴為蒙古大汗，忽必烈為了穩固後方，不得不對李璮委以重任。但就在忽必烈忙於北征阿裏不哥之時，李璮乘機據益都而反，並將三座城獻給南宋，還攻占了濟南（今山東濟南）。忽必烈麵對舊背受敵的不利局勢，急忙令蒙、漢大軍去濟南作戰。
從中統三年（1262）二月李璮叛亂算起，僅五個月的時間，李璮就告失利了。李璮在濟南城被攻破之時投身大明湖，但因湖水太淺沒有死，被俘斬於軍前。李璮的叛亂雖然隻限於益都、濟南一隅，影響比較義。，但對忽必烈的用人政策和當時的局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忽必烈即汗位以前及初期，在他的身邊凝聚了一大批漢族儒士，這些人深得忽必烈的信任，忽必烈對他們也常常言聽計從。忽必烈即汗位後，采納漢族儒士的建議，依據漢人封建王朝的傳統，頒布即位詔書，稱“皇帝”。並且，忽必烈還沿用金朝中書省的製度，任命王文統籌儒士為中書省官。不久，忽必烈即以蒙古人不花為中書右丞相，忽魯不花為中書在丞相，王文統、塔察兒、廉希憲、賽典赤為平章政事。
按照後來元朝的官製，中書省總理政務，中書令由皇太子兼領，成為虛銜。中書今以下，設右、左丞相為實任的宰相，下設乎章政事、右左丞，參知政事為副宰相。右在左之上，與漢製略有差異。
在宰相之中，王文統總理國家規模法度及財政稅賦、差發、鹽鐵諸事，權力極大。在忽必烈的漢人幕僚中，由於他們的仕途不同，一部分人原是軍閥藩府的幕僚，一部分則是業儒的文人，他們雖然不代表漢族地主的利益，但在某些方麵又意見相左。
深得忽必烈信任的王文統，原來在李璮的幕府中擔任幕僚，在李璮叛亂以前，他一直深得忽必烈的信任，被委以重任。但王文統與儒士張文謙、姚樞、竇默、王鶚、許衡等人不合，他們之間經常互相抨擊。竇默、王鶚曾在忽必烈麵前批評王文統，說：“王文統學術不正，不宜在相位。”姚樞也對忽必烈說：“王文統學術不純，他日必反。”王文統則向忽必烈建議，要求任命姚樞為太子太師、妻默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子太保，使他們幾人不能幹預政權。其實．當時忽必烈還沒有立什麼太子，姚樞、竇默、許衡便以此為借口堅辭不受官。王文統與姚樞等人的矛盾日益深化，達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王文統任李璮的幕僚之時，二人的關係就非常緊密，並將自己的女兒嫁給李璮為妻。李璮叛亂之後，那些與王文統有矛盾的儒士說他曾派其子王蕘向李璮暗中聯絡，忽必烈大怒，召問王文統說：“汝教璮反，積有年歲，舉世皆知之。朕今問汝所策雲何，控部對上。”
王文統回答說：“臣亦忘之，容臣悉書之以上。”寫完之後，忽必烈命讀之，其間存“螻蟻之命，苟能存全，保為陛下取江南”等話語，忽必烈疑慮地問：“汝今日猶欲為緩兵之計耳？”
及至後來，忽必烈查出王文統給李璮的書信中有“期甲子”之語，便問王文統：“甲子之期是什麼意思？”
王文統回答說：“李璮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即發，臣欲告陛下者久矣，隻因陛下加兵北方，猶未平定也。比至甲子，猶有數年之久，臣書期甲子，是欲推遲其反期耳！”
忽必烈說：“不用多說！朕拔汝於布衣之中，授以政柄，遇汝不薄，何負朕至此！”於是，忽必烈召竇默、姚樞、王鶚、張柔等人，問道：“汝等謂文統當得何罪？” 竇默等人都認為“人臣無將，將麵必誅。”
張柔則大聲說道：“當剮！”
忽必烈又問；“汝等同辭道來！”
請儒士異口同聲：“當死！”
就這樣，忽必烈殺了昔日寵信有加的王文統，並且對自己身邊的漢人謀士也增加了幾分疑慮，逐漸疏遠了他們。這時，伴隨著蒙古向西方擴張，西域和中亞一帶的各族人陸續隨國東來，他們原屬於不同的國家和民族，至漢族聚居地之後，被統稱為“色目人”。在朝中任官的色目人官員多以經商理財見長，自王文統、李璮敗亡以後，色目人接著猛烈攻擊漢族儒士，他們向忽必烈進讒言說：“回回雖對盜國錢物，但未若漢家秀才造反叛亂！”由於色目人多數是來自西域和中亞的個別分子，不屬於同一個國家和民族，在幫助統治者搜刮錢物之時，又不致於形成漢人軍問那樣的軍事集團。忽必烈經過一番權衡之後，決定在重用漢人的同時，開始啟用色目人，以使他們相互製約。
就在忽必烈的用人政策發生重大變化的時候，有一個叫阿合馬的色目人冒了出來。阿合馬本為中亞費納客忒（今烏茲別克西南錫爾河北）人，來到蒙古境內之後，隨侍忽必烈皇後察必的父親弘吉刺氏按陳那顏。因為這個緣故，阿合馬得以出人忽必烈及皇後家必的宮帳。通過長期的接觸，阿合馬以他的巧著善辯深得忽必烈的信任。
元世祖中統三年（1262），忽必烈任命阿合馬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專門負責財務工作。從此，阿合馬步入政壇，一手遮天，一方麵為忽必烈聚財致物、一方麵植黨專權，把持朝政達二十餘年。
二、總理財賦
元世祖中統四年（1263），剛剛入朝的阿合馬，為了急於向忽必烈表功，首先從冶鐵業入手，開始了自己的貪婪奢侈的生涯。
當時，在鈞州（今河南禹縣）、徐州（今江蘇徐州）一帶，冶鐵業比較發達，性質是民營。阿合馬認為如果將這些冶鐵戶由朝廷統一管理。實行冶鐵業壟斷，則有利可圖。於是，阿合馬請求忽必烈將冶鐵業由朝廷掌管，並發給冶鐵戶“宣牌”，得到了忽必烈的同意。阿合馬乘機括戶三千，並奏請忽必烈說：“禮部尚書馬月會乃可當此任。”於是，忽必烈讓馬月合乃以利部尚書兼領冶鐵戶之事，掌管經營事務。
由阿合馬掌握的冶鐵戶，每年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然後由朝廷專門製作成農具，大約可鑄二十餘萬件。阿合馬再差人將農具以高價賣掉，每年可得票四萬石。忽必烈非常高興，誇獎阿合馬聰明能幹。後來，忽必烈為褒獎阿合馬，借升開平府（今內蒙古正藍旗）為上都之機，以阿合馬知開平府，領中書左右部如故。
阿合馬實行的冶鐵壟斷政策，主要以唯利是圖為目的，所以由官府製作的鐵農具大都粗製濫造、質量差，價錢高。
老百姓如不願意購買，便由官府強行分配，使老百姓叫苦連天。當時人胡祗遹寫成一首《農器歎》，根露這種現實詩中雲：“年來貨賣拘入官，苦（穴瓜瓜）偷俘價倍增。”對阿合馬給老百姓帶來的苦難，進行了真實的描寫，可謂入木三分。
阿合馬斂財初見成效，使他變得更加大膽。阿合馬為滿足忽必烈求財心切的願望，建議忽必烈整頓食鹽課稅，以增加朝廷收入。當時，食鹽已實行官府專賣，在產鹽的地區，設立場官，役使灶戶煎煮，工作量極大。一些大鹽商則通過賄賂手段與官吏勾結，把持行市，勒索百姓，許多大鹽商因此暴富。楊維楨在《鹽商行》中寫道：
人生不願萬戶侯，但願鹽利淮西頭。
人生不願萬金宅，但願鹽商於料舶。
…………
鹽商本是賊家子，獨與王家埒富豪。
亭丁焦頭燒海榷，鹽商洗手籌運幄。
大席一囊三百斤，漕津牛馬千啼角。
司鋼改法開新河，蓋商派大莫誰何。
大艘鎮鼓順流下，檢製就敢懸官鉈。
商對官府和大鹽商的盤剝，鹽戶為了生存隻得煮私鹽販賣，方便了廣大老百姓，以致於使許多官鹽無法出售。精於算計的阿合馬。對於官府的損失痛心疾首。當時，太原府（今山西太原）一帶的老百姓煮飯私鹽最為盛行，使得解州（今山西解縣）官鹽因此而無法出售。阿合馬通過下屬的調查，對這一情況非常熟悉，他便對忽必烈說：“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賣，民食其價廉，竟相購買而食，以至於解州官鹽無法出售，朝廷鹽課收入大減，歲入課銀才七千五百兩。請自今歲姑，歲增其地課銀五千兩，無論僧道軍匠等戶，均出其賦。如此，則聽民通用小鹽為便。”
忽必烈一聽阿合馬的彙報，見無故增加五幹兩白花花的銀子，自然而然地批準了阿合馬的請求，滿心歡喜地對阿合馬說：“自汝理財賦以來，朝中日積月漸，逐步豐矣，此汝之功也。”就在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的秋八月，忽必烈罷去中書左右部；將其職能並入中書省，阿合馬則被破格提拔為中書省平章政事，列副宰相之位，進階榮祿大夫。
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立製國用使司，專門管理財賦之事，忽必烈又讓阿合馬以中書省平章政事的身份兼製國用使司使。阿合馬主持製國用使司期間，對各地的歲課之物進行嚴格檢查，不合格者馬上替換。為此，阿合馬專門向忽必烈上奏說：“東京（今遼寧遼陽）歲課之布疏惡不能用，可以此換當地之羊。然後賣之以為國用。另外，真定（今河北正定）、順天（今河北保定）所輸之歲課金銀，多不中用，宜令其改鑄。”又得到忽必烈的同意。
阿合馬為了討得忽必烈的信任，假意規勸忽必烈說：“國家費用日趨浩繁，宜量節經用。”阿合馬之所以要如此，他的目的在於向忽必烈表明自己不僅理財是把好手，更是一位忠於王事的賢臣，這是他善於逢迎的最真實地體現。
從至元四年（1267）以後，忽必烈屢次出兵對付西北蕃王的叛亂，滅南宋的戰爭也相持不下，加之根據蒙古慣例，大汗每年需對清王勳臣進行賞賜，造成財政開支急劇增加。阿合馬為了迎合忽必烈祝財如命的心理，向忽必烈建議實行“撲買””
所謂撲買即包稅，是阿合馬模仿西域人的稅製而推行的稅收辦法。它的根本就是先確定稅額，然後由層層官吏進行承包，朝廷不再過問具體的征稅方式。這樣，承包者便可以任意向老百姓進行勒索。阿合馬實行這種稅收辦法的宗旨就是為了隨意增加稅額，以滿足朝廷日益孟浩繁的用度，忽必烈對這一稅收辦法甚為得意。
當時，安西生府相官趙炳對阿合馬說：“陝西課稅歲額一萬五千錠（銀五十兩為一錠），如盡心措辦，可得課稅四萬錠。”阿哈馬就讓趙炳具體辦理，還將稅額任意增加至四萬五千錠。及至後來，貪婪無比的阿合馬還認為陝西課稅不實，要求進一步核驗，使趙炳為之進退兩難，十分焦慮。
撲買不僅是阿合馬殘酷剝削老百姓的一種手段，就連原來以收稅漁利的官吏也受到損害，常常因完不成定額而受到責罰。有的官吏為了完成任務，居然興起喪葬稅。當時，任翰林學士的漢族儒王磐指責說：“現在害民的官吏，以轉運司最甚，竟然稅人白骨（即喪葬稅），宜罷去，以蘇民力。”因此，忽必烈罷轉運司，這使阿合馬大為頭疼。到至元十二年（1275）、元兵南侵之時，由於國用不足，阿合馬又乘機奏請設立轉運司，以督收課稅。
阿合馬負責製國用使司期間，對於銀礦的開采也進行嚴格的管理，使用一切手段增加朝廷收入。他曾對忽必烈說：“桓州（今內蒙古正藍旗市區以北）所采銀礦，已達十六萬斤，每百斤礦石可煉銀三兩、錫二十五斤，采礦所需費用以賣錫所得支優”忽必烈聞言大喜道。“汝總理財賦，朕無後顧之憂矣！”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六年（1270）正月，忽必烈罷製國用使司，立尚書省，以阿合馬平章尚書省事。因阿合馬善於多智巧言，唯利是圖，朝中的色目人官員皆在忽必烈麵前稱讚其賢能。更因為阿合馬與丞相線真、史天澤等人爭辯論事，屢次以口才獲勝，忽必烈更加奇其才，授之以權柄，以至於達到了言聽計從的地步。從此以後，阿合馬不僅為朝廷聚斂財物，也逐漸開始專權用事，黨同伐異成為一代權奸。
三、怙侍寵信
按照元朝的官製，阿合馬所在的尚書省與前代有所不同，它不是總理政務的機構，而是繼中書左右部、製國用使司之後，忽必烈設立的又一個管理財賦的專門機構。尚書省不設令和丞相，隻設平章政事，阿合馬平幸尚書省事之後，一直把持朝中的財政大權。但阿合馬欲望太大，逐漸伸手朝中政事。
當時，中書省石丞相為安童，他是木華黎的四世孫。至元二年（1265）秋八月，忽必烈任命安童為光祿大夫、中書右丞胡。至元三年（1266）忽必烈對漢族儒士許衡說：“安童尚幼。未更事，宜善輔導之。汝有嘉謀，當先告之以達朕，朕將擇焉。
許衡答道：“安童聰敏，且有執守，告以古人所言．悉能領解，臣不敢不盡心。”
安童在許衡等人的熏陶之下，頗知漢法，成為忠誠的漢法捍衛者。是當時漢族儒士在朝中的靠山。安童自任中書省右丞相之後，反對任用色目人，對阿合馬更是深惡痛絕。安童議事，必請漢族儒士參加，他曾為此專門上奏忽必烈說：“內外官須用老成人，宜令儒臣姚樞等入省議事。”
忽必烈推說：“此輩雖閑，猶當優養，其令人省議事則不可。”這實際是忽必烈逐漸疏遠漢族儒士的征兆。
早在至元五年（1268），忽必烈打算設立尚書省時，朝中的色目人官員夥同阿合馬。預謀將擁護漢法的安重排擠出朝廷，由阿合馬親自出馬向忽必烈說：“請以安童為三公！”忽必烈將阿合馬的奏請讓漢儒商議。
漢儒商挺一向擁護安童，及聞有此等奏請，不覺大怒。商挺對忽必烈說：“安童，國之柱石，若以之為三公，是崇以虛名而實奪之權也，甚為不可。”其他儒士也認為是這樣，其事遂罷。阿合馬與安童較量的第—回合，其陰謀便被戳穿，以失敗而告終。但阿合馬貪欲沒有滿足，並沒有就此罷手。
過了不久，阿合馬又諷喻其心腹之人，讓他們奏請忽必烈將中書省、尚節省合而為一，以安童為三公，阿合馬為丞相。阿合馬的企圖在朝中引起混亂，漢儒王磐奏道：“合兩省為一，而以右丞相安童總之，實便。不然。則直仍舊。三公既不預政事，則不宜虛設。”
年邁的王鶚則斷然拒絕，說道：“吾以衰老之年，無以報國，即欲舉阿合馬為相，吾不能插驢尾矣！”阿合馬的奸計在朝臣的反對之下，又一次落空。
設立尚書省之初，忽必烈有旨說：“凡銓選官員，吏部擬定資品，呈尚書省，由尚書省谘中書省聞奏。”阿合馬的企圖在一次次被挫敗之後，他便借助忽必烈這一聖旨，為非作歹，越權辦事，將中書省撇到了一邊，與忽必烈直接聯係。起初，身為中書右丞相的安童，因為阿合馬的背後有忽必烈作為靠山，自己隻有怨恨而已。但時間一長，安童終於忍無可忍，他上奏忽必烈說：“尚書省、樞密院、禦史台官各司其職，依黨製賽事；其大者依臣等議定之後奏聞。令阿合馬與尚書省一切預聞，凡事不經中書省，似違前旨。”
忽必烈說：“汝所言極是。阿合馬豈能以朕之信用，敢如此也！其不與卿議事非是，宜如卿所言。”
後來，忽必烈問及阿合馬。阿合馬竟然不知羞恥地答道：“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忽必烈也不以為忤，安童所奏。也就被輕輕鬆鬆地一筆帶過。
安童又上奏說：“阿合馬所用部官，左丞許衡以為多非其人，然而且得旨意宣付。今請試其能，如不稱於職，且罷免他們。”忽必烈雖十分讚同，但卻沒有采取什麼行動，使得阿合馬更加張狂。
阿合馬窺視政權的苗頭早在中統三年（1262）就有所表露。當時，阿合馬領中書左右部，總管財賦之事，就曾經對忽必烈說：“自今臣欲專奏請，事不白中書。”忽必烈召群臣商議。
漢族儒主張文謙說：“分製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聞，則無是理也。若中書弗問，天子將親蒞之乎？”
阿合馬一言不發。
忽必烈說：“文謙之言是也。”事情暫時告一段落。
隨著忽必烈對阿合馬的日益寵信，阿合馬的個人野心也日益暴露出來，終於達到了自己夢寐以求的“事不白中書”的目的。這時的阿合馬是何等的得意，心目的飄飄然筆下實難形容，真可謂小人得誌便猖狂，忘了來日必遭殃。
麵對得意忘形的阿合馬，安童無法，隻得對其退讓，以顧全大局，他上奏忽必烈說：“自今以後，唯重刑及升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事並付阿合馬。”忽必烈莫名其妙地同意了安童的奏諸，將自己以前下的聖旨拋到了九霄雲外，這更加助長了阿合馬監植私黨今僅用事的氣風朝中陰雲密布，眾臣緘默不敢言，任其胡作非為。
當時，任京師宿衛的秦長卿宜徽職小，但其人尚風節，好論事，他對阿合馬專機用事深為不滿，便上書忽必烈說：“臣愚昧無知，卻能識阿合馬之奸，其人為政擅生殺人，人畏憚之，固莫敢言，然怨毒亦已甚矣。觀其禁絕異議，杜塞忠言。其情似案之趙高；私蓄踰公家貲，凱覦非望，其事似漢之重卓。《春秋》雲：‘人臣無將。’請及其未發誅之為便。”
秦長卿的奏折下至中書省，阿合馬想治他的罪，但經中書省官員的大力解救，事途寢。但從此以後，阿合馬對秦長卿大恨不已。由於阿合馬不能直接參與中書省事，他便上奏朝廷，讓案長卿出任興和（今河北張北）、宣德（今河北宣化）同知冶鐵事，最終借用自己的權力誣陷秦長卿貪汙數萬紹，逮其下獄，沒收其家產賠償官府。接著又派遣獄吏殺之，獄吏以濡紙塞其鼻口，使秦長卿死在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