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速增長的電子工業
世界新技術革命的興起，使建立在高技術基礎上的電子工業，更為世人所矚目。電子工業作為新興工業，誕生的曆史雖短，但深入的領域卻最廣最深，它不僅是現代化社會的重要標誌，而且成為人類探索宇宙宏觀世界和觀察微觀世界的物質技術基礎。
從一九○六年第一隻電子管發明以來，世界電子技術在經曆了電子管、晶體管、集成電路等發展階段後，已進入以大規模、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和微型計算機為標誌的新時代。微電子技術的發展，使電子產品向著日益小型化、高性能化和低成本、低消耗方向邁進，滲透到國民經濟的各個產業部門和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開辟了極其廣闊的應用天地。光纖通信、衛星通信和數字化通信等新一代通信技術的迅速興起，以及通信和計算機的結合，為各種信息的傳遞提供了更加先進、經濟和多樣化的手段，為信息社會提供了物質基礎。現在，電子技術和電子產品已活躍在人類生產和生活的各個領域，對社會經濟和社會生活已產生並將繼續產生廣泛、深刻的影響。
當代中國的電子工業，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下建立和發展起來的。三十六年來，中國電子工業取得了長足進展，實現了比較快的發展速度，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它所走過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幾經曲折起伏，其中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深刻的教訓。
八十年代，世界新技術革命正以微電子技術為核心在迅猛發展。了解世界新技術革命的發展趨向和中國電子工業發展的曆史進程，是製訂發展戰略、振興中國電子工業必不可少的課題。
本書的目的，就在於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觀點，闡明曆史，展示成就，總結經驗，為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電子工業發展道路提供必要的曆史依據。
一 電子學知識在中國的傳播
當代電子技術是建立在電子學基礎之上的。電子學又是從電學和磁學發展而來的。電生磁，磁生電，它們在電磁場內互相轉化，便產生電磁波。電和磁的研究，可以上溯到幾千年以前。中國在公元前四世紀的先秦時期，即有人開始了“磁石召鐵”的靜磁現象的研究。秦代的重要典籍《呂氏春秋》中就有“磁石召鐵”的說法。西漢初期劉安所著《淮南子》中，更有磁石“引針”“召鐵”現象的明確記載。同一時期，中國利用磁石製成了世界上最早的指南工具，當時稱做“司南”。在十一世紀中期的北宋時代，指南針已用於航海。十二世紀，中國和阿拉伯國家之間的海上交通發達起來，指南針隨之便傳到阿拉伯國家，繼而又傳到了歐洲各國。十九世紀末發現了電子，人們才認識到了電運動的真正物質基礎。電磁波和電子的發現是今日電子學的基石和起點。
自一八六四年英國人麥克斯威發表電磁波理論以來，電子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引起了各國物理學界的廣泛興趣和重視。在本世紀二十年代，中國物理學界加強了電子學理論的研究。一九二○年，上海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在電機係內設立了無線電小組，研究無線電理論並著手試製收發報機。一九二一年留美學者張廷金首先在交通大學開設無線電課程。其後，南京中央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浙江大學等相繼開設了無線電技術課程或設置了無線電專業，著手培養這方麵的技術人才。早期出版的、由陳章翻譯的美國特曼所著《無線電工程》一書，作為大學教材，在中國一直沿用到五十年代初期，為無線電技術知識的普及，起到了啟蒙作用。促進無線電技術知識在中國傳播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業餘無線電愛好者的興起。二十年代末期，上海一批知識青年看到世界各國，特別是美國無線電愛好者興辦的業餘無線電事業正在蓬勃發展，也興辦了亞美股份有限公司，提出了“業餘家必需之物，亞美公司皆備之”的經營方針，銷售並製造一些無線電元器件，為業餘愛好者服務。從一九三一年一月開始，這個公司編輯出版了《中國無線電》雜誌，以後，還陸續出版了一批無線電技術書籍。隨著業餘無線電愛好者隊伍的擴大，一九三三年在上海成立了“萬國無線電業餘協會”。其後，天津、南京、北京、重慶各大城市業餘無線電愛好者的群眾組織如雨後春筍，相繼出現。這些組織，通過舉辦展覽，開辦各種短期無線電技術學習班，自己動手試製、組裝電子產品，對普及無線電技術知識、培養技術人才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新中國成立後，有許多從事電子工業的技術人員就是當年的業餘無線電愛好者。
二 舊中國電信維修製造業的出現
正當中國知識界、技術界對新興的電子技術發生濃厚興趣，並迫切希望建立自己的新興工業的時候，伴隨著帝國主義的經濟和文化入侵，殖民主義者不斷利用不平等條約和通商口岸在中國開拓市場，傾銷電子產品，並通過資本輸出，在華建立外國資本經營的電信行業。正如其他領域一樣，中國的無線電事業也是帝國主義列強爭奪與壟斷的對象。一九一七年，美國通用電器公司首先在上海投資興辦了“奇異安迪生電氣公司”。一九一八年，美日集資與北洋政府交通部合辦的“中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實際上這家公司在美國注冊，向美國政府交納所得稅），是外國資本最早在中國建立的電信企業。“中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除控製上海電話公司的經營外，還代理推銷美國的電信器材和電子產品，並包攬了廣州、汕頭、杭州、北京、天津等地的電話安裝工程。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內，全國電話投資的75%由這家公司所占有。
隨著無線電通信的發展和無線電設備擁有量的激增，一些具有無線電技術知識的個人和其他行業從商業觀點出發，開始轉入電信器材的修配行業。從此，在上海、天津等沿海商埠，圍繞著小型商業電台的興起，為電信事業服務的維修電器行業及製造電器零件的廠商相繼出現，成為中國電信器材修造業萌芽時期的技術力量。與此同時，外國資本在傾銷無線電整機產品的過程中，也輸入了各種無線電元器件，一些經營元器件的商行，由於營業的需要，也不得不兼營修理業務。隨著修理業務水平的提高，又由單純的維修轉入仿製簡單的無線電零部件。這樣由商轉修，由修轉裝，再由裝轉工，開始形成了中國早期的民族電信器材修造業。
民族資本和廣大無線電愛好者結合，三十年代在中國出現了一批從事電信器材維修和製造的作坊式小廠。但是在外國資本和官僚資本的雙重壓力下，中國民族電信行業的發展十分緩慢，到新中國建立時，上海地區僅有100多家小廠，從業人員3,000多人。
在民族資本電信器材修造業發展的同時，官僚資本經營的電信器材修造業也開始發展。一九二九年十月，國民黨政府軍政部在南京籌建了“電信機械修造總廠”，主要仿製軍用無線電收發報機。一九三四年，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成立後，籌建了包括製造電機、電台、電話機以及其他無線電設備的工廠。一九三四年四月，資源委員會在上海交通大學無線電製造小組的基礎上，投資興建了“上海無線電機器製造廠”，並派人出國學習無線電技術和製造工藝，引進生產技術和設備，利用進口原材料仿製無線電通信機，職工人數達到220人。這是中國當時無線電技術力量比較集中的地方，也是國內第一家有一定規模的無線電工業企業。一九三六年，資源委員會在湖南長沙開辦了“中央無線電機器製造廠”，次年又在湖南湘潭建立了“中央電工器材廠”。
抗日戰爭時期，這些廠輾轉內遷。到了一九四六年，資源委員會又將內遷的工廠重新組合，在上海設立“中央無線電器材有限公司”籌備處，在南京建立“中央無線電器材公司南京廠”和“中央有線電器材公司”，在天津建立“中央無線電器材公司天津廠”和“中央電工器材有限公司天津製造廠”，在南京建立“南京電照廠”（在廠內附設電子管小組）。這些工廠連同國民黨政府國防係統的“重慶電信機械修配總廠”，“南京雷達研究所”，國民黨政府廣播係統的“上海廣播器材修理所”（解放後遷北京），以及國民黨政府交通部係統的“瀘州電信機械修配廠”等，有從業人員3,000多人左右。按一九八○年不變價格折算，當時的總產值不到360萬元，僅占當時全國工業總產值的0.02%。連同民族資本經營的電信器材修造小廠在內，總共隻有200家工廠，從業人員7,000人左右。這就是舊中國慘淡經營的電信器材修造業的全部家底。
三 革命根據地電信事業的創立
在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領導下的電信事業，從無到有，譜寫了一部自力更生的艱苦創業史。早在一九二八年，中共中央就在上海著手開展無線電密碼通信工作，並由李強等人負責開辦無線電訓練班，培訓機務和報務人員，開始編製密碼。一九二九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了一部電台，同時派人到廣東建台。一九三○年一月十五日，黨中央與廣東省委開通了第一次無線電密碼電報通信。一九三一年，紅軍在江西開始建立無線電通信。一九三三年在福建沙城戰鬥中又繳獲了敵人的一個兵工廠，遂開始在革命根據地建立起電信器材修配廠，利用從國民黨統治區買來的電子管等元器件自製無線電台。
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共中央同全國各抗日根據地的通信聯絡變得至關重要。各人民軍隊由於作戰指揮的需要，對通信裝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適應形勢的需要，在延安建立了通信材料廠，由軍事委員會第三局局長王諍負責兼管。段子俊、陸亙一、耿錫祥、程明、孫俊人、王曙等先後任該廠領導。抗戰初期從國民黨統治區來延安參加革命的羅沛霖、錢文極、孫友餘等一批知識分子，以及一批熟練的技術工人進工廠任職後，使工廠增添了新的力量，推動了生產的發展。全廠上下團結一致，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開始組裝軍用電台，並於一九四○年試製成功電話交換機，一九四四年試製成功小型短波報話機。到一九四六年冬，該廠生產的通信設備計有15瓦至500瓦收發報機、手搖小型發電機、5門至50門電話交換機、小型短波超短波報話機、攜帶式電台和固定式較大功率發射機、四燈收信機等。革命根據地最早建立的延安新華廣播電台，就是由該廠利用周恩來一九四○年從蘇聯帶回的一部廣播發射機改裝的。
中共中央和邊區人民政府對這個廠的建設非常關心。周恩來為解決工廠的器材和資金困難，曾一次批款3萬元銀幣，並委派專人前往武漢、香港等地，通過當地共產黨組織與愛國人士，購回大量元器件、電源和其他金屬材料。
一九四○年五月，在延安通信材料廠慶祝建廠兩周年之際，朱德和邊區人民政府領導人參觀了工廠及其舉辦的“自製電信器材陳列展覽”，並親切地詢問了職工的工作、學習和生活情況。一九四四年，由申仲義等組織試製的小型短波報話機成功，毛澤東在延安棗園親自使用這種小型短波報話機與王家坪通話，並為該廠寫了“發展創造力，任何困難可以克服，通訊材料的自製，就是證明”的題詞，極大地鼓舞了全廠職工的創新熱情。
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全麵內戰，一九四七年中共中央及其領導的軍隊撤離延安，延安通信材料廠也隨軍遷往晉西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還在晉冀魯豫、晉察冀、東北、山東、晉綏等革命根據地建立過8個電信器材修造廠。這些廠在技術力量薄弱、物質條件極端困難的戰爭環境中，修理和裝配了各種無線電發報機和通信器材，這些通信設備除裝備部隊以外，還用於新華通訊社、廣播電台、氣象和郵電等部門。其後，在晉冀魯豫革命根據地，王士光等人將繳獲的國民黨飛機上運載的兩部地麵導航台改裝成兩部廣播發射機，安裝在邯鄲。由於中共中央撤離延安，延安新華廣播電台被迫停止播音，而這兩部電台的使用，使新華廣播電台能夠繼續廣播。王士光等人因此受到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