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裏人民抗英鬥爭
鴉片戰爭爆發後，英軍入侵，使勞動人民蒙受了深重災難，也損害了地主士紳的利益。因此，廣大人民群眾和愛國士紳對英國侵略者同仇敵愾，鬱積了強烈憤恨。清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五(1841年5月25日)英軍攻占廣州城北四方等炮台後，四出騷擾，無惡不作。尤其是經常到泥城、西村、三元裏、蕭岡一帶村落，殺人放火，奸淫婦女，搶劫糧食、牲畜，甚至盜掘墳墓，盜取陪葬品。城鄉各地紳民便利用舊有的社學為聯係紐帶，集眾會盟，誓師抗擊英軍侵擾，保衛家園。初七，清將奕山與英軍訂立《廣州和約》，廣州城鄉人民義憤填膺，奮起反對，議定聯防抗英。初九早晨，一小股英軍又竄入距城北約6裏的三元裏村東華裏，適遇菜農韋紹光(約1810―約1901)的妻子李喜外出拜神，被英軍攔截，恣意侮辱。韋紹光見狀，忍無可忍，與敵力搏，鄉人群起相助，當場打死英軍八九人，其餘狼狽逃竄。三元裏人民料定英軍必來報複，立即在東華裏門外的三元古廟(供奉北帝的道教小廟，道教所指的天、地、水為“三元”，故名)前齊集，誓願齊心合力，共同禦敵。他們取出廟中北帝神座前的三星神旗(黑底，白三連星，白牙邊)共同舉手對旗宣誓:“旗進人進，旗退人退，打死無怨。”據說旗上的白色三連星象征天時、地利、人和，因此，三元裏村民把它作為同英軍戰鬥的指揮旗。愛國士紳番禺縣蕭岡鄉(廣州市境內)舉人何玉成以地跨南海、番禺兩縣的懷清社學領導人身分，向廣州城東北、南海、番禺、增城諸路各村發出“飛柬”，要他們集合丁壯，準備抗英。下午，附近103鄉群眾代表聚會於南海、番禺交界的牛欄岡，共商組織群眾聯合抗英的部署，一致決定:一、三星旗為總指揮旗，各鄉自成一個戰鬥單位，各備鄉旗一麵，推選領隊，指揮作戰；二、吹螺、打鼓進兵，隻許前進，不許後退；三、各鄉準備大鑼數麵，一有警報，一鄉鳴鑼，各鄉皆出；四、不正麵進攻，誘敵深入至丘陵起伏、人民武裝主力埋伏的牛欄岡圍殲；五、16歲至60歲男丁一齊上陣殺敵，老弱疏散至西海、茶頭、潭村一帶，婦女在後方煮飯接濟糧食。還派專人與鄰鄉村民和社學、書院等社團組織以及附近的打石工人、城西高基圍的紡織工人(機房仔)取得聯係，以求支援。這樣，一支有組織、有紀律、有共同指揮標誌的抗英義勇隊伍迅速組織起來。其中主力是貧苦農民，另有絲織、打石和燒炭工人，漁民，秘密會黨成員和愛國士紳。而愛國士紳是主要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四月初十清早，經過一夜繁忙準備的各鄉義勇1萬多人，打著各色斑斕旗幟，手持大刀、長矛、鳥槍、鋤頭、鐵鍬、木棍、石錘，浩浩蕩蕩向英軍占據的四方炮台挺進佯攻。英軍司令臥烏古率手持新式武器的1000多英軍負隅頑抗。在戰鬥中，臥烏古曾下令炮兵發射火箭、火炮。義勇隊伍按原定計劃，誘敵深入，進到牛欄岡附近。忽然，螺號、戰鼓齊響，伏眾四起，漫山遍野，猛衝下來，圍殲敵人。義勇顏浩長手持長矛衝殺在前，挺矛刺死英軍少校畢霞。英軍被迫轉入防禦。下午2時，大雨滂沱。英軍陷在泥濘裏難以動彈，槍炮淋濕不能使用。相反，由於義軍用刀矛、地理熟、打赤腳等特點，卻能不受雨天的限製，發揮出自己的長處，越戰越勇，乘機分割包圍，痛殲敵人，“殺之如切瓜”。英軍舍命突圍，無奈人積如山，圍開複合，各棄其槍枝，“徒手延頸待戮，乞命之聲震山穀”。直到晚9時，在四方炮台守敵的接應下，逃出丘陵地帶，溜回四方炮台。在這場圍殲戰中，“三元裏前聲若雷，千眾萬眾同時來”，“婦女齊心亦健兒，犁鋤在手皆兵器”，“少壯爭禦侮，老弱爭齎糧”，組成了一幅人民戰爭的畫卷。牛欄岡圍殲戰，計殺死英軍5人，擊傷英軍官兵23人，義勇犧牲20餘人。抗英義勇乘勝追敵，當夜包圍了四方炮台。第二天，四月十一日，廣州附近佛山、番禺、增城、花縣、從化等各地義勇民眾，不約而來者，竟至數萬人，把英軍團團圍困在四方炮台，刀矛如林，殺聲震天。義律、臥烏古無計可施，便密派奸細混出重圍，投書廣州知府餘保純，威脅說:群眾“示威運動”如不製止，便立即“恢複敵對行動”。奕山、兩廣總督祁貢派餘保純和南海、番禺兩知縣前往威脅、誘騙紳民，強迫解散抗英隊伍，英軍得以解圍。十二日，英軍上船撤離廣州，退出虎門。英軍在三元裏遭到痛擊後，貼出布告把敗退說成“寬容”，三元裏等村民亦大張檄文，表達“我們義民……不用官兵，不用國帑，自己出力，殺盡爾等”的豪邁氣概。三元裏抗英鬥爭，是近代中國人民自發的武裝反抗外國侵略者的第一聲，並取得了“自從航海屢交鋒，數萬官軍無此績”的輝煌戰果。1950年廣州市人民政府為三元裏人民抗英鬥爭豎立紀念碑，碑文為“一八四一年廣東人民在三元裏反對英帝國主義侵略鬥爭中犧牲的烈士們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