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降，有兩本書曆來作為領導者政治教育必修的參考書，為有政績、有業績的君臣將相所悉知，一本是從正麵講謀略的《資治通鑒》；一本是從反麵講謀略的《反經》。對於前一本書，統治者不但學習、運用，而且不斷的宣傳出版；對於後一本書，統治者往往隻用不說，避而不談。實際上，就從事領導的人來說，《反經》在某種意義上比《資治通鑒》更具實用價值。
《反經》的作者趙蕤是唐代人，字大賓，四川籍，據史籍雲，趙蕤“博學韜鈴，長於經世，夫婦皆有隱操。開元中召之不赴。有長短要術，大旨主於實用，非策士詭譎之謀。”他站在萬物正反相生這一哲學的大原則上，從另一角度考究曆史上的人和事，看到曆代統治者依據興衰成敗的史實而總結製定的治國安邦之法規，無論其多麼完善嚴密，終究不能避免實施過程中的負作用。作者用心良苦，以精辟獨到的立論，豐富深刻的曆史事例，提醒當政者在製定、實施任何一項法規時，不要忘記曆史的反彈。
《反經》的整體框架以謀略為經，曆史為緯，交錯縱橫，蔚然成章。作者打破時空界限，從宏觀上鳥瞰了上至堯舜、下至隋唐的曆史全貌，圍繞權謀政變和知人善任這兩個重心，時而引經據典，雄辯滔滔；時而動籌帷幄，馳騁沙場；時而審時度勢，策劃於密室；時而縱橫捭擱，遊說於諸侯。既有五侯爭霸的刀光劍影、百子爭鋒，又有三國割據的金戈鐵馬、鬥智鬥勇。奇謀疊出，電擊雷鳴。鋪述曆史，或則白描淡線，或則濃墨重彩。有理論上的探討，有策略上的權衡，有人物的品評，有得失的反思。因此可以說，《反經》既是對唐以前曆史的多角度、全方位的審視，也是曆代政治創意與謀略之集成。《反經》付印後，乾隆皇帝親自題詩雲：
郪縣創為救弊論，愛憎毆業匠和函。
向時雖類縱橫說，憂耒原歸理道談。
宋刊棄自教忠堂，通變稱經曰短長。
比及亂時思治亂，不如平日慎行王。並親自加注，概述此書主旨的原委。可見其重視程度。
現在，我們正處在世紀之交的曆史關頭，許多推進曆史的戰略性決策將出自我們之手。在這樣一個曆史大變革的時代，反觀《反經》振聾發聵的高論和令人警惕的教訓，對決心振興中華民族的誌士仁人——無論是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還是實業家——來說，都是必修的一課。
《反經》原文是比較艱深的古文，為方便讀者，我們逐段進行了意譯。
對於原文，我們依據古籍整理的原則，不但力求保持原著的完整麵貌，而且將作者原《序》置於卷首，後附《四庫全書》的總編紀曉嵐的《提要》。原著經文和作者的雙行小注間雜並行。為示區別，我們在編排時，凡雙行小注一律以[]標出，譯文中對原注的翻譯也以[]表示。
原文所引典籍，或許是由於作者的疏漏，或許是由於刊印時的舛錯，時有衍漏，我們都予以校勘，但為閱讀方便，在正文中未做一一標注。
古人寫文章，許多典故、曆史人物、事件因在當時盡人皆知，故而行文特別簡略。可是對於今人，就不知所雲了。在這方麵，我們做了大量工作，但未用傳統的注釋形式反映出來，而是為了讀者閱讀的方便，全部不留痕跡地體現在了譯文中，讀者在對比原文和譯文時亦不難發現這一點。另外，對於其中一些今天的讀者已不甚了了的曆史事件，我們在翻譯時做了適當的擴展，或者在譯文的順序上稍有顛倒，以便有助於讀者對經文中的一些議論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這可能有背於傳統的翻譯原則，然而也是不得已而為之，隻好敬請讀者體諒了。
為了更好地體現“古為今用”，同時點明作者的主旨，我們間或以“按語”的形式對個別段落加以評述，意在與讀者共同探討商榷。但也隻能點到為止，無法麵麵俱到。
盡管如此，由於我們學識水平所限，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懇請方家不吝垂教。
一九九六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