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1城鄉二元社會結構與文化差異比較
比較因素農村世界城市世界職業與農村有關的職業，種類較小，範圍小。製造業，商業，貿易，種類繁多，範圍大。環境自然環境為主。人為環境為主。共同體範圍小、人口少。範圍大，人口多。人口密度密度低。密度高。人口特質社會心理和行為模式同質性。社會心理和行為模式異質性。社會分層社會階層較少，以世襲為主。社會階層複雜，以個人成就為主。社會流動縱、橫向流動都少。縱、橫向流動多。社會互動體係人際交往頻率少，人際關係持久。人際交往多、接觸麵廣，人際關係短暫，呈表麵化，形式化。
都市人格是生活在現代城市中的人所擁有的與工業化、城市化運動相一致的行為模式、角色規範和價值取向等人格特質。作為現代都市文明的產物，都市人的基本特征在於他有較高的生活熱情和社會參與意識，是現代生活的積極分子。在實現個人計劃之時，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而不仰賴家庭背景；都市人在工作的群體中也不過分屈從於他人，而較有主見；他喜歡城市生活的刺激與機會，他不認為城市結構是僵硬不變的，相反認為自己和其它公民一樣都可以對社會變遷產生影響；城市人認為生活與事業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即使出身於較低社會地位的人，通過努力也可能實現自己的理想與抱負；都市人會盡量利用大眾傳播工具，如讀報、看電視，從中不斷學習以適應新形勢與潮流。都市人的角色關係是多重複雜的，人際關係以業緣型為主，屬於“事本位”；都市人的價值觀念與心態是強調變革、效率、進取及成就，隻要對事業和個人物質利益有益之事，就願意積極競爭。正是基於這些人格特質中的積極因素，都市人格的成長比鄉村人格要更加超前一步，所以在現代化過程中，“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城市地區提供一些重要的、直接的現代化經曆的機會也較多，同這些較多的機會接觸使城市居民比鄉村居民更容易處在現代化的影響之中。因而，城市居民往往比鄉村居民更現代。”
鄉村人格是同都市人格相對應的另一類地域型人格，它是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中形成的，與農業生產方式、農村社會體係相適應的行為模式、角色規範及價值取向等人格特質。鄉村人格是與傳統的農民文化相一致的，它的基本特征是農民在社會和自然界的力量前，很難決定自己的命運，無法掌握自己，故把自己的希望寄托於某種外在力量。狹小的農業生產方式、規模和封閉的社會文化使鄉村人有種“普遍的乏力感”和“宿命論”，人生態度與都市人相比較為消極低沉。低產出的農業經濟使鄉村資源匱乏、利益有限，從而使鄉村人注重群體內部的分配和鬥爭，鄉民之間充斥著嫉妒和相互的不信任；正象社會學家們觀察到的：“他們不願讓別人知道他們在吃什麼，因此，他們在院子周圍築起高牆，使嫉妒的鄰居看不進去”。另外，農業生產中的合作性又使鄉村人格中具有著強烈的集體主義色彩，集體淩駕於個體之上，對個體形成了強有力的控製。個體依賴於家族、宗族等各類群體，個性被泯滅、消融於集體之中。由於農業社會的規模經營差，產出極為有限，積累較少，鄉村人承受風險的能力很弱，從而形成其人格中的保守主義和經驗主義，不敢出頭露麵，具有普遍的從眾心理和趨同行為。應該看到，上述鄉村人格特征是傳統社會中較為典型的特質要素，而在現代化過程中，鄉村人格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代農民比較典型的形態是發達國家的從事農業生產勞動者，他們與其說是農民，不如說是農場生產者。他們從事的是工業化、機械化的現代農業生產，做的是市場經營，生活方式也早已趨向城市化了。當然，中國大多數的農民尚處於過渡狀態，既不是純粹傳統農民，也不是純粹的現代農民，而是有著明顯的二元人格的轉型特征。
二、城鄉二元人格對峙的焦點透視
我們曾將人格的結構內涵分解為由人的日常行為方式、角色認知、個性氣質、心理需求和價值取向構成的五層次係統。
傳統農業耕作製度決定了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由於農業生產除農忙期間外其它大部分時間都較為自由悠閑，因而在鄉村人中時間觀念較為淡薄，往往用“一頓飯”、“一袋煙”、或“日頭”來作為計時單位，很少有爭分奪秒的意識。鄉村人的生活空間是以一個村、一個鄉鎮為基本單位，一些交通不發達的內地村民特別是婦女常常把進趟縣城作為一年甚至一生中的大事。他們的交往空間也相對狹小，除了串門走親戚外就是“老婆孩子熱炕頭”，很少有與外界的聯係。與此相聯係，鄉村人的社會流動較少，祖祖輩輩以農為本、以土為根、以田謀生，使他們缺少地域的流動和職業的流動，在“父母在不遠遊”和恐懼“離鄉背井”的鄉土觀念作用下，鄉村生活處於靜止的狀態，鄉村人格穩定而缺少變化。
在工業化中成長起來的現代都市，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是與晝夜運行的各類機器、流水線相關聯的，因而產生了與農村行為模式截然相反的內在動因。生產的高效率、專業化導致了人們生活的快節奏和較強的時效意識。並且，現在都市的結構環境也為現代都市居民的行為變革提供了強刺激因素。英國環境心理學家C·默色曾指出現代都市和傳統的小城市相比有重大區別，主要是：規模大、接觸大量的陌生人、自然結構比過去變化急劇、專門化功能增強、科技發展、交通運輸速度快。這些重要的環境特征拓展了都市人的生存空間和交往空間，促進並實現了他們縱向與橫向的各類社會流動，從而呈現出一種全新的日常行為方式。
鄉村人格的角色認知體現為較明顯的血緣和地緣本位，血緣關係構成鄉村人際互動的主要紐帶，地緣關係在鄉村社區的各種角色聯係中占主導地位。鄉村人際關係比較單一、直接，角色行為有較強的情感性和同質性，就象人類學家雷德菲爾德在《民俗社會》一文中描述的：“一個人學會的做事和思考的方式和另一個完全一樣。換句話說一個人所知道並相信的東西也就是一切人所知道和相信的東西。”然而，“在城市社區，社會關係是在專門化和分化基礎上的契約關係。個人不再被看作一個人，而是一個角色體係和專門職能體係。”這個新角色體係中是以業緣關係為主導和本位的，職業成為人們角色互動的紐帶和社會地位的標誌，社會分工和利益的交換構成了角色行為的本質和基礎。城市中的人際關係複雜而間接，交往麵廣但趨向淺層次和短暫性，從而角色認知具有較強的專業性和異質性。
在長期封閉的社區環境中熏陶出的鄉村居民的個性也帶有強烈的封閉色彩，他們對周圍鄰裏的隱私可能耳熟能詳，但缺乏參與國內的社會發展和社區建設的動力和意識。在這些年眾多實證調查中，都顯示農民對政府決策等國家大事知曉度遠遠不及城市居民。對社會改革他們是擁護的，但對改革的內容和步驟計劃不少村民幾乎一無所知；而城市中人特別是機關幹部、知識分子、經濟管理人員對社會大政方針較為關注，有較強的參與意識，個性更為開放、積極。這種差異在國外的權威性調查中也有所印證，如80年代一項歐洲9國的萬人調查顯示：“從農村居民到大都市居民，對政治的關心度是遞增的；在政治標尺上，大都市居民站在較左（激進）的立場上，農村居民站在較右（保守）的立場上”。另外，個性溫醇寬厚和崇尚吃苦耐勞勤儉簡樸，是鄉村人的傳統美德，這點在現代化過程中仍有所體現；相對而言都市人較為精明，追求功利，更加注重個性的自由和生活的享樂。
人們的心理需求是以其物質條件為基礎的，城鄉二元人格在心理需求上的差異與其說是社區文化和成就動機的不同，不如說主要源於兩類社區的經濟水平的差距，這是造成目前鄉村人心理需求以物質利益為主導、都市人心理需求以精神發展為主導的社會根源。目前，城鄉不同的心理需求的集中體現可以用近些年來鄉村中的“建房熱”和城市中的“文憑熱”為代表。80年代一篇短篇小說《李順大造屋》（高曉聲著）準確揭示了當代農民的消費心態，剛剛擺脫貧困的農民用了多年的積累修建了房屋，一旦又有了點錢便馬上再度翻新，房屋越蓋越多、越蓋越好，構成了當前農村消費和浪費的巨大黑洞。從數字上看，1979年全國農村每戶年末使用房間數為384間，到1988年達到了545間，人均使用住房麵積從1979年的84平方米增加到1658平方米；與此同時農村房屋造價不斷提高，1984年每平方米造價為3551元，1989年就增加到8427元。這種消費不僅擠占了農民的生產資金，也影響了他們其它物質生活的全麵滿足，更扼製了精神文化消費的發展。城市人的生活熱點和消費取向則是另一番景觀，從80年代中期“文憑熱”連番升溫，不論是企業職工還是機關職員幹部、不論是中老年還是青年男女都將大量的財力和精力投入到補文化課、學新知識技能和掙各類函大、自修考試的文憑之中。90年代的都市“文憑熱”又有兩大新趨向，一是不少人以高投資掙得各類研究生、本科生的高學曆；一是全社會普遍投資學習各種財會、電腦、公關等新技能，以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
城鄉居民價值觀中的差異，是二元人格結構中具有主導影響的、也是最深層的對峙因素。文化人類學家在分析鄉村人的世界觀時發現：“鄉民的道德體係和價值體係，對世界與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的觀點，清楚地顯示出鄉民生活中病態的一麵。鄉民被關在一個不利於自己的世界中，這個世界決定鄉民要一輩子在都市的統治階層下過著貧困的生活。他們的地位無論在哪一方麵都被壓抑，對自我的看法也被破壞無餘。”的確，鄉村社會結構和關係均不利於鄉民自我主體意識的形成，因而中國鄉村人格的價值取向也具有突出的“他人取向”特征。在以農業為生存經濟的傳統中國社會，為了防止分配上的糾紛破壞了人際的安寧，便建立了一種強調等級關係的權威式社會結構；同時，為了使大家安於這種社會結構便從小要訓練他們以家族的興盛與人際關係的維護為重，而以個人的意見愛憎為輕，以使人安於本份，使個人溶入以家族為主的群體生活之中。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傳統的農民便形成了一種以人際關係為中心的行為認知和價值傾向。在這種人際關係網絡中，個人依附於長輩、權威和群體而缺乏人的個性，注重群體利益而不關心個人的需求及自身的價值實現，這便是鄉村人格的“他人取向”。在城市化過程中，權威式社會趨向瓦解，代之而起的是一種民主的、大眾化的、平權式的社會結構，突出了個人依靠自己的努力與能力而發展、成功的機會，從而激發了個人獨立自主的自我意識，形成了以自我尊嚴、自我價值實現為中心，盡量發揮自己的潛能，注重在社會生活中表現自我個性的新人格特質——自我取向。應該肯定，“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他人取向的減弱與自我取向的增強，顯然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在某種範圍以內，他人取向蛻變成自我取向的程度愈小，個人的幸福收益便會愈高，”台灣社會心理學家十幾年前的認識與判斷，對我們今天分析二元人格的價值取向仍有較強烈的現實感和借鑒意義。
三、雙向城市化：邊際人格的二元性整合
城鄉二元人格的存在是現代化、城市化中的必然產物，並且這種存在形式又有兩重表現，一是城鄉兩類社區中兩類不同性質的群體人格的對峙，一是在個體人格內部同時並存著城鄉兩類文化基因，導致個體人格的分化和雙重自我的邊際衝突。這種人格衝突是由城市化帶來並強化的，但演化到一定程度，它不僅不利於現代人的健康發展而且也會給現代化、工業化帶來消極作用。因此，必須及時地探討如何緩解和消除這種二元性衝突。
社會學家早就發現：“城市改造著人性，而且每一座城市都在產生著自身的個性類型”。“城市生活所特有的勞動分工和細密的職業劃分，同時帶來了全新的思想方法和全新的習俗姿態，這些新變化在不多幾代人的時間內就使人們產生巨大改變”。所以說“城市環境的最終產物，表現為它培養成為的各種新型人格”。在現代社會中城市已成為國民經濟、文化、政治、交通、信息的中心，成為新文明的主要發源地，因此，二元人格的社會整合和新人格的塑造不僅要積極促進城鄉文化的融合，更重要的是加快城市化進程，發揮城市的整合效應。就城鄉二元人格的整合來看，我們認為當前要做的工作就是從兩方麵實現城市的聚集效應和輻射效應，加快“雙向城市化”的社會進程。
“雙向城市化”表現為：
第一，鄉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集中以及城市區域的不斷擴張，從而增強了城市作為區域中心的聚集效應。這是城市化的首要涵義也是主要的社會功能，也構成了現代化專家心目中社會整合的重要內涵。著名學者E·布萊克教授在總結“整合社會”階段的實質時指出：“人們從農村向城市的大遷移使得相對自主的地區化、組織化、職業化群體的社會結構轉變成高度分散的社會，個人在其中是相對分離的。……個人與大的也更分散的都市和工業網絡的聯係卻被加強了。這種關係的轉變給個人在一個更靈活的社會提供了更多的良機，並使其在教育、消費品、各種服務方麵的資源分配上占有更大的份額。”在都市生活環境中，各種傳播媒介、教育、文化和現代通訊事業都在潛移默化地改變著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新的城鎮，也會體現出同社會組織中的現代觀有關的原則，如合理性、秩序和效率等。在某種意義上，這個城鎮本身就是現代性的一個學校。”都市環境和文化不僅改變著遷移到其中的鄉村人，也不斷改變著原來便生活在其中的城市居民。它通過統一的秩序和規範使原有的二元人格和角色模式逐漸趨同，最終將塑造出新一代的未來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