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一個女人的光輝
1．瓊瑤的形象
瓊瑤自稱“生來就不夠漂亮”，但是在許多見過她的作家記者眼裏，卻另有說法。
1988年，瓊瑤第一次返回祖國大陸時，著名電影導演史蜀君曾對她有過描述：
“電話裏，瓊瑤說話聲音甜美、柔和，與照片上高高發胖的形象似乎難以統一。聯係她人生中兩次痛苦曲折的愛情遭遇，不知何故，我想象瓊瑤一定是位老練、持重的富婆形象。”
但是當史蜀君真地麵對瓊瑤時，卻又另有說法：
“14日上午10時，我和老搭檔辜朗暉走進外觀樸實、內部裝飾華麗的建國飯店。瓊瑤坐在前廳咖啡座上，被一群記者包圍著。我們沒有立即打擾她，站在她六七米處，用電影的行話說，我們的焦距在她前後慢慢平移。進入我視野的瓊瑤，細眉細眼，是一個十分十分嬌小秀慧的小婦人。身高一米五五左右，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要年輕得多。她神情活潑，在她的身上絲毫也找不到一丁點兒昔日的苦難痕跡。她本人與照片上大相徑庭，但卻與她的聲音統一起來。我傻了半天，心想，這麼一個小女人，肚子裏怎麼會生那麼多有趣的故事。後來與她熟了，我打趣地提起這話時，兩人都笑彎了腰。
“瓊瑤送走記者，笑吟吟地走到我們身邊坐下，動作那麼輕捷，神態那麼嫻靜，我忍不住對平先生說：‘你夫人比照片漂亮啊！’”
瓊瑤這年回大陸，還有其他記者對瓊瑤作了跟蹤采訪。如《文學報》記者曹曉鳴談見到瓊瑤的印象：
“我才仔細地打量起她來：款式別致、色澤鮮亮的大紅毛衣，雪花牛仔褲，嬌小的身材配著這身衣裳顯得十分得體，雖化妝得濃了些，卻豔而不俗。特別引人注意的是那雙眸子異常明亮，少女式的，裏麵沒有矜持，沒有倔傲。”
2．瓊瑤的性格
當《文學報》記者曹曉鳴采訪瓊瑤時間“您認為自己是傳統女性還是現代女性”時，瓊瑤對自己性格的看法：
“我想不是傳統的，但崇尚東方的智慧。”
“我想我不是傳統的，我自幼性格中就有一種叛逆性。《窗外》很大程度上是我的自傳。自小我就任性、倔強、我行我素，為此吃了不少苦頭。‘三歲看到老’，你想我會是傳統的嗎？”
記者進一步問：“那是您的性情。在思想觀念、道德倫理、為人處世上您是否尊重和依循傳統呢？比如您是如何看待女人的幸福的？”
瓊瑤笑著回答道：
“如果這樣說我就更不傳統了，因為我是價值多元論者，女人幸福以她自己的感覺為度，沒有統一衡定的標準，不過這種各不相同的感覺都要有一個明智的前提，那就是作為一個女人要清醒地意識到在這個男人為主的社會裏女人的種種不可更變的局限，一味心高誌遠是不行的。對女人來說幸福的含義是雙重的，簡單說就是社會價值的實現和個人情感如婚姻、家庭、生兒育女的滿足。這兩種要求總是發生衝突，雙重滿足的可能性較小。所以一定要接受這一事實，坦然處之，才可能走向幸福。”
記者問：“那麼，您是否認為自己是幸福的女人？”
瓊瑤回答道：“是的，我盡力而為。我不過是得到了我想得到並且能得到的東西。”
瓊瑤把“能”字說得特別重，表現出她的自信來。
記者又問：“那麼您是否相信有永恒的愛？”
瓊瑤的回答巧妙而又出乎人意外：
“兩個人到老都有話說那就是永恒的愛了。”
記者問：“您覺得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
瓊瑤認真地思索後回答說：
“我覺得自己是個複雜的矛盾體。在情緒上我起落較大，時而快活、時而沮喪、時而天真、時而瘋狂，說不上有什麼原因。至於人生態度，總的說來我是個悲觀主義者，相信人生下來就是受苦的，人生既痛苦又無聊，但在具體的生活中我又留戀著每一陣清風，每一片雲彩，為一點小事或喜或悲，當然最終我總是能超脫出來而不陷得太深以致不能自拔。”
瓊瑤顯然善於辭令，且還有著一副悅耳的嗓音。她隨之讓人感到她的傳統還體現在她與丈夫平鑫濤先生的關係中。
說起平鑫濤瓊瑤反而顯得平靜，甚至有點從容不迫了，全不似平先生談起妻子來時那脈脈含情的情態。
瓊瑤說：
“婚姻美滿很大程度是依賴雙方的心智素質水平，尤其是女方，比如平先生總是牽著我鼻子走卻又總讓我覺得自己贏了，而我非常重視雙方精神上的溝通，哪怕寫作再緊張，他出版社的業務忙，我們也總是要抽出相當一部分時間交換對各種問題包括對方的看法，不斷地了解對方，也讓對方了解自己。若產生分歧，我們不回避也不掩飾自己不愉快的情緒。雙方是互相依賴，又尊重彼此的獨立人格。”
瓊瑤還舉了一個例子，就是她寫作時經常忘了吃飯，全由平鑫濤到時送到麵前，所以平鑫濤開玩笑地說：“如不送飯去，瓊瑤會餓死在書桌前。”
瓊瑤說，其實平鑫濤要真地不送飯給自己，自己還是會去找東西吃的，依賴往往是對方培養的，真要依賴不到人也就會自尋出路了，難道還能在一棵樹上吊死呀？瓊瑤說完自己爽朗地大笑起來。
對於自己的作品，當記者談到有的評論家認為她是在重複自己時，瓊瑤並不願意就此多討論，隻是簡單地回答道：
“讀者被觸動的神經往往也是單一的，隻要能打動人心，重複怕什麼，不能打動人花樣再多也沒用。”
瓊瑤說她很少去考慮應該寫什麼，隻憑本性，自然的衝動寫。她告訴記者她寫的常常就是身邊發生的真實故事。像《匆匆，太匆匆》中的好孩子就真有其人，她的許多信件至今還保存在他們手中。
記者問瓊瑤今後會不會涉足其他題材領域，瓊瑤認為至少目前不會，因為她喜歡她習慣的題材範圍，輕車熟路，一往情深。
瓊瑤還半開玩笑地說：
“我有時覺得自己在某些方麵老長不大，不過我並不認為這是件壞事。”
當記者問瓊瑤是否重視文學界對她作品的評價時，瓊瑤聳聳肩漫無邊際地說：
“評論界的褒貶我並不在乎，我隻要讀者，越多越好。我覺得有這麼多的人喜愛我的作品是作為一個作家的最大成功和幸福，有什麼權威的評價能與這帶給我的快樂相比呢？”
瓊瑤還告訴記者兩件在大陸上碰到的事：一是她剛到北京不久就收到一件禮物，是一隻絨毛玩具狗，送的人沒留下名字，一張小紙條上寫著：“為了讓您喜歡它們，想起時會愉快的。”還有是接到一個電話，對方也不通報姓名，隻說了一句：“瓊瑤，我們非常非常非常地愛你。”就擱了話筒。
“我好感動，好感動呀！”
瓊瑤說著有些激動，兩頰顯出了紅暈，表現出典型的瓊瑤腔。
不過喜悅中也有苦惱事。
瓊瑤告訴記者，她發現大陸有一些冒用她名字的偽劣作品，已確證的有《蛇女》、《噴泉》和《同裏百合》。
記者看得出她極為在乎這點，很重視自己在讀者心目中的形象。
瓊瑤說這次來大陸除旅遊、探親訪友外，另一件重要事情是了解其作品在大陸的出版情況，並希望有關方麵能像台灣一樣列出她的書目並進行編號。
3．瓊瑤談創作、談女性
1988年，瓊瑤回大陸時，《中國婦女報》記者高博燕、趙世民於1988年4月11日在北京建國飯店瓊瑤下榻處采訪了瓊瑤，下麵就是這次采訪中瓊瑤談自己的創作和談女性的對話。
記者問：“您寫了四十多部長篇小說，經濟效益是否是您的目的？”
瓊瑤回答道：“最初我的一些作品是為稿費而寫的。因為我要靠它來生活。後來經濟不是問題了，但在台灣受過教育的人都會對你說：‘屬於你的，就要得到，不要放棄你應有的權利。’”
記者問：“開始讀您的《窗外》和《我是一片雲》，很喜歡，可再讀其他的，感受似乎都差不多了。”
瓊瑤感動地說：“這就是我的味。在台灣有人批評我，說我的作品總是一個風格，沒有突破自我。我說你不必到四川館子去吃北京菜。我可能是一道川菜，你要覺得可口，就吃，不喜歡，可以上別的館子。台灣的雜誌多，作家也多嘛。在以後的寫作中，我還要保持這樣的味，這是人的個性。”
記者問：“您一定了解大陸的瓊瑤熱吧。有人說：‘瓊瑤的小說是戀愛教課書。’有的說：‘瓊瑤給我的心提供了純淨的棲居地。’特別是有的中學生讀了您的書茶飯不思，功課無心，整天躲在幻想中，您是否考慮到您的作品的社會影響？”
瓊瑤回答道：“作家有寫作的自由，讀者讀書也有選擇的自由。我是寫我的情。不一定隻寫男女之情，也寫父子、手足、朋友之間的感情；我也不隻寫愛也寫恨。至於我的書給人帶來狂熱的幻想，那是因為讀者也有情，也有我的這樣的心態。其實《戰爭與和平》也給人帶來幻想，《西遊記》更令人想入非非，隻是幻想的指向不同，除非你的書沒有深度，沒有人情味。”
瓊瑤又說道：“我在創作過程中，沒有刻意的追求和預期的目的。我對自己隻有一個要求，必須通過自己這一關，而這可能比任何人對我的要求都嚴格。我喜歡中國的古代文化，我是在唐詩中長大的，我寫書常借鑒詩詞的形式和意境，常常不露痕跡地把中國‘根’的東西，借現代語言傳達出來。我的作品沒有色情和暴力，而是寫人類的愛，這怎麼會給人們帶來傷害呢？”
記者問：“您是一個女人，一個作家，一個妻子，一個母親，這麼多社會角色，您是怎麼承擔的呢？”
瓊瑤道：“二十多年前，台灣評選‘十大傑出女青年’。當時我二十多歲，有人讓我參加，我不肯，因為“傑出’的定義很難下。在台灣，女性大多是崇尚傳統美德的，一個女人不但要在社會上做事，還要把家庭弄得很好，但這二者非常抵觸。如果要兼顧，通常是放棄事業。因為上帝創造了兩性之間的不同，從生理上講男性高大，健壯，是支柱，女性能夠成為附屬品，也不錯，隻要她甘於附屬。那麼打仗呀，衝鋒陷陣，男人去做。女人本身就很嬌弱，男人覺得有保護你的快樂，你何不享受被保護的快樂呢？”
瓊瑤繼續說：“我的小說中多是極端個性的女人，一方麵非常倔強，一方麵又非常脆弱，這也是我的一種心態。女人作為女人必須獨立的時候，要有獨立精神，但當有人保護你，愛你的時候，要放棄自己的獨立，肯於犧牲，因為世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事。
“我很早就有一個孩子，他今年26歲了。我當時就知道，男女不會平等，因為女人要生孩子，帶孩子，為了孩子甚至可以放棄工作。這種感情男人也有，但不會像女人這麼強烈，母親哺育孩子是本能，不是義務或責任，無法選擇。
“我覺得真正做到男女絕對平等，女人是不會幸福的，除非上天調整，男孩歸男人生，女孩歸女人生，夫婦商量好，想生什麼誰就辛苦。”
記者問：“那麼您怎樣看待女性的自由呢？”
瓊瑤回答道：“我覺得女性真正的自由就是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生活。我選擇的是順其自然，像河水那樣自由地流淌d可河流常常有衝擊，遇到石塊和急彎，一定會濺起浪花，這個浪花也是自然，你見過浪花的河流嗎？我是一條會濺起浪花的河流。
“我有孩子後，還想寫作，這樣和第一任丈夫發生了衝突，和他離了婚，麵對生活的挑戰，我不會說‘唉呀，算了吧？’我會說：‘那麼好吧，就讓我們戰吧’！我仍在追求自己的事業。我現在的丈夫平鑫濤是個出版家，我們的合作實在是太好了，我寫書，他出書，他不僅是我的經紀人，保護人，更是我的讀者。我成了他的太太，好幸福呀，因為他理解我對生活的自由選擇。”
記者問平鑫濤的出版社出三毛的作品，是否對瓊瑤有衝擊時，瓊瑤回答道：“不，我是三毛的朋友，雖然我們的作品風格不一樣，在台灣也有文人相輕的習氣，我倆之間不存在。這次回大陸，我邀請她：‘一塊去吧！’她想了想：‘不，我們的方式會不一樣！’她說得對，我要走進都市，找一個好飯店，生活得舒服，才能玩得好。三毛就不了，她背個布袋，可能就浪跡荒原了。我說：‘好，各走各的，回來我們交流觀感。’”
4．批評之一：局限性
對瓊瑤小說的批評實在是很多，很泛濫，也是很容易。這裏，我們選擇一些有代表性的說法來看看吧。
其一，批評瓊瑤小說缺乏社會意義，具有局限性，題材過於狹窄。
如有這樣的議論（見郭建平《細膩深沉的抒情藝術》一文）：
“瓊瑤的小說由於過分地追求了刻畫人物的個性，從而忽略了這些人物所存在的典型環境，致使人物也就失去了社會意義。作品本身在人們匆匆讀過之後，也仿佛成了逝去的煙雲，不過是曇花一現罷了。文學藝術是社會生活的反映，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而瓊瑤的小說獨立地將幾個人物組成了超脫社會生活以外的空中樓閣，在狹小的天地裏生活，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
又如，《漫談瓊瑤的小說》（聞居廷、張弛）一文中，也有同樣的評論：
“瓊瑤是一位擅長描寫戀愛和婚姻、家庭的小說家。她的小說很容易引起青年讀者心靈上的共鳴。但是，她的愛情故事帶有明顯的局限性。
“事實上，瓊瑤小說最能誘引讀者的是曲折離奇的故事情節和悒鬱悱惻的感傷情調。在她的多數作品中，那些少男少女的離合無常的愛情遭遇和突兀奇變的三角關係，特別是體現在女主角身上的那種近乎絕望的愛情追求中、那種愛與仇的靈魂搏鬥中的莫可名狀的、令人迷惘和惋歎的意緒，對於讀膩了那些充溢著政治、道德說教或柏拉圖式風範的讀者，尤其是“不知愁滋味”的青少年讀者來說，的確是夠神眩目奪的了。然而這也正是她的局限所在。瓊瑤過多地沉湎於對才子佳人式的愛情悲歡的描寫，並且也圍困在自己的這種似乎一成不變的感情模式裏，因此不能站在一個超越自我的高度上向讀者展現廣闊豐富的生活畫麵。她的小說，例如《煙雨蒙蒙》、《彩雲飛》、《雁兒在林梢》、《心有千千結》、《月朦朧，鳥朦朧》等等，盡管寫的都是發生在台灣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愛情故事，但讀者卻很難從中看到理應通過人物性格和人物間的相互關係顯現出來的社會關係的狀貌與品格，即環境的變化，有的仿佛隻是至高無上的愛情、愛情、愛情，——不是愛情虛妄的勝利，就是愛情空泛的破滅，不過是一群理想化了的“情聖”、“情癡”而已，幾乎再也找不出更多的底蘊，也極少能傳遞出新鮮的時代社會生活的信息。瓊瑤作品中主人公的生活環境往往局限在家庭、客廳、咖啡廳，極少呈現台灣廣闊的社會現實背景。此外，瓊瑤對她的女主角們，例如陸依萍（《煙雨蒙蒙》）、陶丹楓（《雁兒在林梢》）等，多采取哀其不幸、豔其心跡的態度，她的小說格調，基本上也可用“哀豔”二字歸結；這種“哀豔”，雖然也含有些許與世俗抗爭的意味，但又往往被淹沒在兒女情長之中，淹沒在愛情折騰裏，因此顯得軟弱無力。總之，瓊瑤作品的社會批判力是十分微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