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書法
要提起中國書法的產生，就必須提到漢字，書法是漢字發展到成熟階段的產物。商、西周時期的文字已具有用筆、結體和章法等書法藝術所必備的三個方麵的要素，書法在這時已初步形成。商、西周時期的書法主要有甲骨文和金文。
商、西周時期的甲骨文一般刻在龜甲、獸骨上，其文字記錄的是當時占卜的內容，因此又稱卜辭，是十分成熟的文字。商代甲骨文是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由王懿榮發現的。至今出土已有15萬片以上，其文字屬於商代後期。1977年在陝西岐山縣周原地區，又出土西周早期甲骨17000多片，除少數有文字外，大都無文字。商、西周甲骨文是用尖利的工具契刻的，也有用類似毛筆所寫的墨書和朱書文字。龜甲獸骨都很堅硬。
祭祀狩獵塗朱牛骨刻辭，上麵契刻的文字，筆畫瘦硬方直，線條無論粗細，都顯得遒勁和富有立體感。有粗不為重，細不為輕的感覺。也有的甲骨文筆畫比較粗壯，出現弧形的線條。甲骨文契刻時的輕重疾徐，在線條上都能細微的反映出來，表現出契刻者運刀如筆的熟練技巧。不同時期的商、周甲骨文，在書法風格上有明顯的差異，或雄偉俊邁，或纖細謹密，或草率粗放。這些風格上的差異，也是甲骨文斷代的重要依據之一。那些書寫契刻甲骨文的巫史（卜辭中的所謂貞人），無疑是當時的書法家，像著名的《大骨四版》、《祭祀狩獵塗朱牛骨刻辭》、《四方風名刻辭》、《宰豐骨匕刻辭》、《鹿頭骨紀事刻辭》等甲骨，都是含有藝術素質的精美書法作品。
商、西周時期的金文（舊稱鍾鼎文）同樣是十分重要的文字資料，但在書法上有著與甲骨文不同的藝術特色。根據《左傳》、《墨子》等書記載，中國在夏代已經開始了青銅的冶煉和鑄造，在商、周兩代發展和形成了光輝燦爛的青銅文化。在青銅器上鑄銘文，始於商，盛行於西周。這些青銅器上的銘文，現在稱之為金文。金文一般是鑄，少數是刻。金文的鑄作是先把文字書寫在軟坯上製成範模，然後用燒熔的銅液澆鑄。在金文刻範和鑄的過程中，對原來書寫的筆畫雖有所損益，但仍能更多地保留和顯示書寫時的筆意，字畫豐腴，體勢凝重，有極高的藝術性。
商朝中期，青銅器上就出現了銘文，銘文很短，一般隻為兩三個字，多為族徽。這些族徽文字，圖畫性很強，比甲骨文保留著更為原始的元素。到商代晚期才出現了幾十個字的銘文，但十分罕見。如《戌嗣子鼎》、《宰甫卣》、《小臣缶方鼎》、《帝辛四祀缶》等。商代金文的字體與甲骨文相近。筆畫首尾尖銳出鋒，中畫肥厚，收筆處時有波磔，直線條較多，圓轉的線條較少，行款錯落參差，氣象雄奇瑰麗。
西周最有代表性的是文字是金文。西周青銅器的種類和數量都大大超過了商代，銘文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主要是字數逐漸增多。出現了長篇巨製的銘文，內容十分廣泛，有冊命、賞賜、誌功、征伐、訴訟及頌先揚祖等。西周金文大致可分為早中晚三期。①早期，銘文仍很簡短，常為族徽和器主姓名，猶存殷商遺矩。後來銘文逐漸加長，如武王時期的《天亡簋》、成王時期的《眉縣大鼎》、康王時期的《大盂鼎》等。早期金文，筆畫還有顯著的波磔，但行款漸趨齊整。尤其是《大盂鼎》用筆方整，行款茂密，氣度宏偉，是西周早期金文的典型。②中期，自穆王始不僅銘文更多長篇，金文的書風也有了變化，筆畫已少波磔，肥筆很少出現，筆畫粗細劃一，均勻圓潤，布局完滿，文字十分規整。如穆王時期的《靜簋》柔和雋美，恭王時期的《牆盤》謹嚴端整，孝王時期的《大克鼎》舒展遒美，都是金文精美的代表作。西周中期金文字形已有較大的簡化和線條化。③晚期，金文已發展到高峰，夷、厲、宣、幽諸王時期的金文，呈現出多姿多彩的局麵。厲王時期的《散氏盤》字畫草率，字形扁平，奇古生動，已開草篆之端。宣王時期的《毛公鼎》用筆純熟，字跡秀勁，銘文多達490字，皇皇巨製，為西周金文之冠。另一件宣王時期的《虢季子白盤》，字呈長形，橫豎成行，雍容秀麗，疏朗整齊。從《毛公鼎》、《虢季子白盤》等金文的形體，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金文，較之商代的甲骨文，西周早期的金文已進一步穩定、規範，簡化、象形的筆意減少。筆畫分布講究均勻對稱，波磔已消失，多用粗細一致，首尾不露鋒芒的玉箸線條。行款已橫有列，豎有行，字形多為縱勢，與後來的小篆相比，結構仍未完全定型。一些字的筆畫增減，偏旁部首排列的位置，依然還有一定的隨意性，有的字結構上顯得更為繁複。所以《毛公鼎》、《虢季子白盤》被認為有可能是籀書。史籀是周宣王時人，他寫的一本字書稱《史籀篇》，書上的文字，被稱作籀書，亦即大篆。籀書作為當時教學童的識字課本，應是對以前使用的文字有所厘正和變革的新體，是西周金文已臻成熟後的產物。這種新的體勢，必然會影響到當時的金文，並成為王室器物上使用的標準字體，在書法風格上也出現迥異於前的麵貌，流風所及深深地影響到秦地的文字和書風。至於籀書是否為周宣王時史籀所作，史籀是否為人名或有無其名，現在仍有爭議。但到了西周晚期，金文的書風發生了改變，當然這是事實，但值得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