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極權主義的起源》出版，震動了整個歐洲，阿倫特卻惴惴不安，她害怕他受不了。海德格爾也真的受不了，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學生——一個在學問上永遠離不開他的女人，成為德國的名人。1960年阿倫特《人的條件》的德文版問世，她小心謹慎地寫信告訴海德格爾，這本書與“馬堡那段日子有關”，但她沒有把這本書題獻給他。她傷感而誠摯，海德格爾卻一腔憤怒：阿倫特不是雙目仰視聆聽他的教導而是獨立思考寫作已屬不恭，不把自己的書題獻給他就更是傲慢。所以他不但拒不回信，而且背後唆使另一學者拒絕與阿倫特見麵。
在局外人看來，海德格爾無論如何不夠情人，而阿倫特其實都不值得。但阿倫特有自己的理由，她說：原諒是人與人之間共處的條件之一。在《人的條件》中，阿倫特認為如果我們想在一個世界中相遇，甚至想取得一致時，我們就會從經驗中感到，我們是從不同的開端開始，並在與自己完全不同的終點結束。民主就是承認起點的不一致性，又願意討論如何重新開始我們共處一起的生活問題。重新開始是有條件的，其中之一就是“原諒”。原因很簡單，我們在行為、活動、商談時，我們就啟動了一個我們無法負責的過程，我們置人世界之中的事物，總是有過失的，這是不可回逆的。要醫治這種不可回逆性，人就要有能力原諒。通過原諒，可以把人類從某種過失——在無知情況下所做的某種過失——中解脫出來，使生命的延續成為可能。隻有不斷地從其所作所為的束縛中互相解脫，人們才能保留自己的自由；也隻有通過樂意轉變其思想並重新開始，人們才配獲得開創新的生活的權利。
很難說《人的條件》就是阿倫特對自己情感的說明；也很難說阿倫特是基於民主的某種理想來建立她對海德格爾的態度。但如果承認阿倫特情與理兼勝的秉性，而“情”的那一麵又是說不清道不明的話，我們就隻能從她陳述的“理”的這一方麵來理解她對海德格爾的愛——一種無原則的“原諒”，盡管這樣的理解是不夠的。因為這種“原諒”有著理智的成分，所以阿倫特既能在愛情中失去自我，又能擁有真正的自我。
在生命的最後幾年，阿倫特每年都來看望他，這使海德格爾越來越真切地感激她的理解和關懷。1970年以後，風燭殘年的海德格爾終於在他的書信中流露出一絲情人間應有的溫情和體貼。1975年12月，阿倫特逝世；5個月後，海德格爾逝世。
人的存在是自由的
——薩特（1905-1980）
1905年6月21日，薩特出生於巴黎一個海軍軍官家庭。父親在薩特15個月大時就因病去世，他便隨母親一直住在外祖父家。
外祖父母都是讀書人。外祖父雖然鼓勵薩特發展對優秀文學作品的愛好，卻警告其不要成為作家，因為那是個不可靠的職業。外祖父在同兒子們吵架以後，就喜歡塑造外孫的品性；薩特時而對外祖父高品位的文學價值深表忠順，時而又夢想成為一個踐履者、一個在危難中解救少女的遊俠騎士、一個與惡魔決鬥的勇士，他在確立自我身份的過程中，飽受著拉鋸戰的煎熬。
就像他後來論證的：在8歲到12歲之間，每個孩子都在為自己的存在作出某種基本的選擇。這時的他，也確信自己命中注定會成為一名作家，是命運準允他以同文字世界不可分割的方式確證他存在的合理性。他會成為某個英雄，但那武器隻會是筆，而不會是劍。所以，薩特在日常寫作中，一直寧願選擇筆，而不是打字機。不過，他還是對此產生了懷疑：
“無論我多教條，我還是懷疑一切，除了‘我是懷疑者’，我不懷疑。我用一隻手把我用另一隻手所破壞的東西建設起來。……長久以來，我把筆當劍；我現在明白：我們軟弱無力……文化救不了任何事或任何人，它沒法合理化。”
這是他關於10歲時的自傳《詞》，因為這篇自傳他被推選為1964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但他拒絕接受這個獎項和附帶的2600萬法郎，因為他不希望被賄賂，不願意顯得被資產階級的機構收買。他注意到：瑞典科學院此前從未把這個獎項授予給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的作家。
1917年，母親改嫁帶給了薩特最不幸的三年。
他不喜歡繼父，盡管繼父對他寬厚仁慈，可他還是鄙視其專斷作風和資產階級價值觀。於是，薩特開始與同學打架，並通過賣掉家裏的書或從母親的手袋裏偷錢買來糕點交換友誼。直到被家人逮著了，他才嚐到了小偷的恥辱。此後，要是一個硬幣掉在了地上，外祖父寧願自己費勁地彎腰揀起來，也不願這個不誠實的外孫收起來。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薩特突然意識到自己不再信神了。
“早晨，我同鄰居家的女孩們一起坐有軌電車……她們上女子中學。一天，我正在她們家外麵來回踱著步子，等著她們準備好出門。我不知思緒從何而來，也不知它是怎麼打動我的，然而，一切都在那瞬間，我捫心自問：‘可上帝是不存在的啊！’……反思起來，令人驚異，當時我才1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