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石窟寺是佛教僧侶們的修行場所，也是佛教僧俗信眾禮佛的基地。石窟寺是融建築、雕塑與壁畫等多種藝術形式為一體的綜合性藝術，它是以一整套藝術形象和藝術手段為其信仰宗旨所服務的宗教藝術，向人們宣傳著佛教的思想與理論，它們的外在形式是藝術的。因此，它的美學思想、審美情趣和審美意識等方麵，也都必然要適應宗教的內容和需要。古代的佛教信徒和製造佛像與壁畫的藝術匠師們，在進行石窟內的造像與壁畫創作時，總是按照一定的審美思想和理念製作出具有美感和崇高氣魄的尊像，使朝拜者與敬奉者們在受到情緒感染的同時，也會從中領悟佛法的真諦，從而達到更加廣泛的宗教宣傳的目的。研究這些藝術形式的源流，以及它們所反映的佛教思想與社會內容，自然是石窟寺研究的最重要的項目。但是，石窟寺又是古代文化的實物遺存，全麵、係統、深入地調查記錄石窟寺的現狀，用考古學的方法取得第一手資料，是研究石窟寺藝術的前提。
須彌山石窟是古絲綢之路東段北道上的一顆明珠，為我國佛教石窟藝術的重要寶庫。固原是須彌山石窟的創建地，其悠久燦爛的曆史文化，政治軍事地理上的要衝地位，須彌山本身幽深奇特的自然環境，加上絲路文化、中原文化與遊牧文化的交彙融合，共同構成了須彌山佛教石窟藝術在此地興起的四大要素。
一、須彌山石窟是我國現存較早的石雕藝術寶庫之一
須彌山石窟於1982年2月23日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二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存各種形製的窟龕162座，大小造像近千尊。這些造像均以石雕為主，晚期的個別洞窟內為石胎泥塑作品，題材豐富，技藝高超，是我國古代石雕的藝術長廊。
曆代藝術家以自己對佛教的理解，充分結合須彌山石質材料的可塑性和高超的造型技巧，塑造出精美的藝術作品。如北魏末期出現的那種清俊秀美、瘦削、長頸、窄肩的“秀骨清像”風格和“褒衣博帶”式服飾，呈現出時代的特征，其民族化、世俗化的成分日趨濃厚；北周時期的造像，在繼承前代傳統的基礎上，都有著顯著的變化，雕刻純熟，形式多樣，表現手法趨於寫實，完全擺脫了北魏清秀的、程序化的傳統格式，代之以敦厚的風格；在雕刻技法的處理上，采用直平階梯形的刀法來表現衣紋，刀法圓潤流暢，衣褶層次多，使北方民族大融合和南北文化交流這一時代特征在佛教藝術方麵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同時也從另一個方麵反映出中國化的北周式洞窟的藝術風格；隋代的造像風格繼承了北周的遺風，但也有所創新，逐漸形成了一種豐滿圓潤、作風寫實的新風格。如菩薩膝部微屈，使身體略呈“S”形，近似初唐風格，具有動感；唐代洞窟的造像雕鑿技巧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在經過北魏、西魏、北周、隋代各個時期的演變和發展，到唐代已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藝術風格，無論佛與菩薩，還是弟子、天王、力士等都雕造得豐滿圓潤，生動健美。此時的藝術家以他們豐富的想象力和高度的情感，使用各種雕刻藝術的表現手段，衝破宗教藝術的一些清規戒律，大膽地接受一切足以提高他們表現能力的藝術方法，用簡練生動的造型，概括洗練的手法，創造出神采奕奕、豐滿多姿、有血有肉的藝術形象。如第5窟內高達20.6米的彌勒大佛像，其雕造規模之宏偉，藝術設計之精工，形象刻畫之完美，是唐代須彌山石窟的代表作，也是這一時期物質和精神力量的體現，在中國雕塑藝術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須彌山石窟各個時期的石雕造像特色鮮明，比例協調，布局、裝飾、對比、刻畫等均可謂恰如其分，達到了佛教思想和造型藝術的高度和諧與統一，具有永恒的藝術魅力。
二、須彌山石窟的開鑿是絲綢之路繁榮的標誌
世界宗教文化的交融與碰撞，是得力於絲綢之路的。佛教文化東入中土，是逐漸隨著外貿、外交途徑沿著絲綢之路進入的，作為絲綢之路東段北道必經之途的固原須彌山，所受佛教文化的影響自在其中。須彌山石窟所在的固原是絲綢之路上的曆史重鎮，其位置正當北上大漠，西出隴右的要道。十六國時期的前秦、後秦及北魏佛教盛行，對當時的原州（今寧夏固原）影響頗大，尤其是北方少數民族統治者占據中原地區之後，佛教在固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表現，不僅使須彌山石窟應運而生，而且為北魏以後各代洞窟的開鑿及唐代大佛的雕鑿奠定了基礎。尤其是北周和唐代都在此進行過大規模的鑿窟造像活動。唐代的須彌山已成為一座規模宏大的石窟寺院，開鑿的大小洞窟近百座，雕像數百尊。至今還保存有唐、宋、明各代殘存的彩塑壁畫及漢、藏文題記和碑刻。
隋唐以來原州著名的石門關就在須彌山石窟的南端，是絲綢之路東段北道的必經之地，在當時具有一定的戰略地位和作用，它不僅是都城長安通往西域的要道，也是西域文化傳入中原的必經之地。當佛教石窟開鑿最興盛的時候，當中原佛教文化與西域佛教文化再度融合的時候，須彌山石窟即誕生在絲路古道上。須彌山石窟從開鑿到衰落的三百餘年間，石窟開鑿並未間斷，表明了這條絲綢之路的存在和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