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經的由來與演變
何為“經”？
東漢經學家、文字學家許慎在《說文解字》中注：“經，織縱也，從糸、巠聲。”織之縱絲為經，橫絲為緯。
南朝（梁）文學理論家劉勰在《文心雕龍·宗經》中注：“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經即永恒的道理，不可更改的基本規律。
早在先秦時期，即有《詩》《書》《禮》《樂》《易》《春秋》儒家六經。六經亦稱六藝，是儒家經典最早的傳世之作。在被尊為“經”之前，就已經在社會上廣為流傳了。
相傳春秋末年，孔子發現了六經的教化作用，於是本著“取可施於禮義”的原則，對其作了刪定，然後“以詩、書、禮、樂教”（《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禮記·經解》）
後來，《樂》經亡佚了，隻剩下“五經”。對於《樂》經的亡佚，有人將其歸罪於秦王朝那把大火，也有人懷疑是因為《樂》經沒有文字，隻是配合“詩”或“禮”進行演奏的樂譜，久而久之，那些樂譜變成了“古樂”，欣賞的人少了，也就漸漸亡佚了。
西漢以後，隨著儒家經典地位的不斷提高，“經”的數量不斷增加。從東漢開始，“五經”增加到“七經”：《周易》《詩經》《尚書》《儀禮》《春秋》《論語》《孝經》；從唐代開始，“七經”增加到“九經”：《周易》《尚書》《周禮》《禮記》《儀禮》《詩經》《左傳》《穀梁傳》《公羊傳》；從宋代開始，“九經”增加到“十三經”：《周易》《尚書》《周禮》《禮記》《儀禮》《詩經》《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
這些經典至十三經定型，主導和影響中華文化的發展數千年之久，已經深入到社會的各個層麵，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和核心。
就傳統觀念而言，《周易》《尚書》《儀禮》《詩經》《春秋》謂之“經”，《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屬《春秋》之“傳”，《禮記》《孝經》《論語》《孟子》為“記”，《爾雅》即漢代經師的訓詁之作。在這十三種文獻中，當以“經”的地位最高，“傳”“記”次之，《爾雅》又次之。
十三經的內容極為廣博。從表麵上看，《周易》是占卜之書，其外層神秘，而其中的內蘊和哲理至深至弘；《尚書》即上古曆史文獻彙編，內容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之間的談話記錄；《周禮》則彙集了周王室官製和戰國時期各國的製度；《禮記》是秦漢以前有關各種禮儀的論著彙編；《儀禮》則記載了春秋戰國時代的禮製；《詩經》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詩歌總集，分“風”“雅”“頌”三部分：“風”為民間歌謠，“雅”乃西周王畿的正聲雅樂，“頌”即上層社會宗廟祭祀的舞曲歌辭；《春秋》三傳即圍繞《春秋》而作：《左傳》重在史事的陳述，《公羊傳》《穀梁傳》重在論議；《論語》是孔子及其門徒言行的記錄；《孝經》為論述封建孝道的專著；《爾雅》訓解詞義、詮釋名物，經學家多據以解經；《孟子》記載了孟子的言論、思想和行跡。
十三經作為儒家文化的重要經典，其地位之尊崇，影響之深廣，是任何典籍所無法比擬的。曆代統治者不但從中尋找治國平天下的大計方針，而且在對臣民思想的規範、倫理道德的確立、民風民俗的導向方麵，也是將十三經奉為圭臬。可以說，十三經施於社會的影響無時不在、無處不在。要了解和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不能不了解十三經。
起初的儒學是為國家、為社會培養官吏的學說，是“士”的文化。“儒”出身於“士”，而又以教育和培養“士”為己任。孔子說：“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論語·子路》）。孟子說：“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而荀子則把“士”歸於“以仁厚知能盡官職”（《荀子·榮辱》）的人。
孔子把“仁”作為士君子最根本的道德規範，“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論語·裏仁》）。“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論語·雍也》）。“克己複禮為仁”（《論語·顏淵》）。
孟子進一步發展了孔子以“仁”修身的思想，大力推行“仁政”學說，堅信“人性本善”，認為每個人都有“不忍人之心”“惻隱之心”“仁愛之心”，並以“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孟子·盡心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推恩”理論，闡述實行“仁政”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