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語境與大眾文化——上海都市文化空間分析》一書，共由五個章節——上海大眾文化公共空間的形成與重構、“海派戲曲”與大眾文化建構、鏡像內外：電影與當代都市生活、“城市地圖”與消費主義意識形態、圖像上海與讀圖時代的上海——所構成。論著從公共空間、電影、戲曲、雜誌和圖像等方麵，對上海一百多年來的多種形式的大眾文化及它們的形成和發展過程，進行了考察並梳理。雖然這種考察和梳理遠非全麵和深入，但是我們已經從中發現了不少有意思的內容，並形成了自己的觀點，其中，最引起我們重視的是：看似散漫無邊的、時生時滅的、此消彼長的大眾文化有著它自身獨立的發展邏輯：它們有自己的發展曆史，有現實的存在，更有發展的未來。它們與政治的、經濟的乃至文化的發展有著或互相依存，或互相排斥的聯係，但是，它們依然是某種獨立的存在。
一
我們注意到，在上海大眾文化發展的過程中，有著與世界各國大眾文化發展過程中同樣存在的不被承認、不被重視的受排斥、貶低的曆史。在西方的文化曆史上，大眾文化有兩種名稱，一為massculture，另一為popularculture，所謂mass，即是烏合之眾，是下層民眾、苦力、流民等等的總合。而popular，是指流行的，大眾的。所以，massculture是一種下層民眾的低級的、粗鄙的、混雜的文化；popularculture則指為大多數人們所接受、認可而流行的文化。這兩種名稱之間，對大眾文化的貶斥程度顯然是不同的，我們還不能確切地知道，這兩個名稱是否同時存在，抑或由前者向後者轉化，並且是什麼時候、什麼樣的情況下轉化的，但是，僅就這樣的名稱看，對於大眾文化的貶低之意是一目了然的。在國內，即使在上海這樣大眾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區，對於大眾文化的貶低、甚至歧視都是始終存在的。在“五四”新文化時期，提倡新文化的知識精英們曾發動了一場對於市民文學——“鴛鴦蝴蝶派”的口誅筆伐；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當時的計劃經濟體製則對大眾文化進行了政治化的整合。然而，值得人們反思的是，無論在國外，還是在國內，大眾文化的發展勢頭從來沒有被真正壓製下去過。在作為現代西方文化代表的美國，其電影、電視等文化產品已經發展成為龐大的產業，並以大眾文化的名義蠶食著許多國家的文化市場。而回顧我國的大眾文化的消長起伏，自是別有一番滋味。在20世紀的頭三十年，上海等地區的大眾文化的發展，已經可以比肩於世界上最發達國家的水平。然後，經過20世紀中期以後三十餘年的一片空白之後，在20世紀的後三十年裏，國內的大眾文化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先是港台地區大眾文化樣式的引入，接著是本地大眾文化樣式的興起。從通俗文學到流行音樂，再到生活方式的擴展，其勢頭自是不可抑製之。20世紀的頭三十年與後三十年，遙相呼應，而其間的空白也非純粹的空白，自有某種潛流暗中溝通連接，所以20世紀的頭三十年的大眾文化的種子在20世紀的後三十年裏，能夠“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一般，重又猛烈地燃燒起來。考察這樣的曆史，麵對今天的現實，我們不能不驚異於大眾文化那頑強而茁壯的生命力，它麵對著精英文化、政治文化、傳統雅文化等多重壓力，卻依然迂回曲折地、頑強茁壯地成長著。
它究竟具備何等樣的充沛底氣，使它能夠一如既往地發育生長？
從我們的考察中，我們認為：至少有如下幾個方麵的因素，是中外大眾文化發展的基本原因所在。
（一）由大眾文化的本質所決定
大眾文化的根基深深地紮在人性的內麵，而不是來自某些理論的、抽象的、概念的認識。我們在“圖像上海與讀圖時代的上海”一章中，引用了魯迅先生提供的佐證：“我們那時有什麼可看呢，隻要略有圖畫的本子，就要被塾師，就是當時的‘引導青年的前輩’禁止，嗬斥，甚而至於打手心。我的小同學因為專讀‘人之初性本善’讀得要枯燥而死了，隻好偷偷地翻開第一葉，看那題著‘文星高照’四個字的惡鬼一般的魁星像，來滿足他幼稚的愛美的天性。昨天看這個，今天也看這個，然而他們的眼睛裏還閃出蘇醒和歡喜的光輝來。”（《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圖〉》）。當魯迅先生溫馨地回憶其幼年師塾裏的生活時，還掩飾不住那份對圖畫的美的渴望和滿足。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在兒童的天性中，對於感性的圖像一類的需求，遠在文字、理性一類的需求之前、之上。比之文字，圖像更能滿足他們關於美好的外麵世界的想象，因而也就更接近他們的天性。
在“上海大眾文化公共空間的形成與重構”一章中，我們采用了另一則也許更有說服力的材料，20世紀70年代在上海的某一次秘密家庭舞會的記錄（摘編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