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與意義
（一）研究背景
國家安全的取得和維護是通過國家實力來實現和保障的。在長期占主導地位的國際戰略理論中，評估一個國家實力強弱的指標就是經濟和軍事。早在兩千多年前，我國古代的大軍事家孫子就提出“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以軍事力量為首要國力的思想。西方學者在20世紀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也比較明確地提出了以軍事實力為中心的國力論。雖然在20世紀中後期有少數學者提出了綜合國力中非軍事力量的重要性。如，1964年約瑟夫·弗蘭克爾在他的《國家關係論》中強調了社會心理對綜合國力的影響；1980年美國前中央情報局副局長R.S.克萊因在他的《世界權力的評估》和《80年代世界權力趨勢及美國對外政策》等書中提出了“國力方程”，在這個方程中，R.S.克萊因引人注目地把“精神要素”作為綜合國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並且賦予和物質因素同等重要的地位。不過，西方關於國力的研究仍然沒有脫離強權政治的色彩，軍事安全是國家安全最主要的內容。（1）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和冷戰的結束，這種傳統的國力理論研究的思維模式被徹底改變。許多學者對冷戰進行研究後發現，在軍事上長期處於戰略守勢的美國，卻最終戰勝了在軍事上咄咄逼人的蘇聯，這並非美國的硬實力過於強大，而是美國的好萊塢電影、軟件、電視、麥當勞等文化產品夾帶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念衝毀了蘇聯東歐的防線，最終主導了對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走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前蘇聯東歐冷戰的勝利，事實上是一種文化安全戰略的勝利。冷戰的勝利讓人們第一次真切看到了文化在國家安全中的重要作用。同時，冷戰結束以後，阻礙不同地區和國家之間交往的樊籬成功拆除了，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發展，國際間文化交流的規模空前擴大，知識成為最重要的資源，文化在國家戰略中的地位迅速提升，成為綜合國力的核心組成部分。西方學者也開始把文化作為一種重要的國力形態納入到關於國家綜合實力的總體研究之中。
現在學界都比較一致的認為，約瑟夫·奈（Josesh S.Nye， Jr.）是第一個明確提出軟實力（也翻譯成軟權力、軟力量、軟國力） （Soft Power）概念並加以係統論述的人。盡管之前已有一些學者對軟實力問題進行了一些探討，但是都沒有約瑟夫·奈論述得那樣清晰。曾經先後擔任美國助理國防部長、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的約瑟夫·奈從1990年開始從事軟實力理論研究。1990年，他分別在美國《政治學季刊》（夏季號）和《外交政策》（秋季號）雜誌上發表了《變化中的世界實力的本質》和《軟實力》等一係列論文，並出版了專著《注定領導：變化中的美國力量的本質》，明確提出了“軟實力”的概念。2002年，他出版專著《美國霸權的困惑：為什麼美國不能獨斷專行》，進一步發展了其“軟實力”理論。2004年，他在其新著《軟力量：世界政壇成功之道》中集中總結和概括了他的軟實力理論。他認為，“軟實力就是通過吸引力而非高壓整治在國際事務中達到索要結果的能力。他通過說服別人追隨自己，或者別人同意自己的規範和製度，並以此方式來使別人產生自己所想要的行為。軟實力存在使別人被某種觀念吸引或者能夠決定別人喜好的能力。”按照約瑟夫·奈的觀點，如果實力是指影響別人以達到你想要達到的目的的能力，那麼有三種方式可以做到這一點：通過威脅（或者大棒），通過利誘（或者胡蘿卜），或者通過吸引和互相選擇，前兩者屬於硬實力，後者就是軟實力。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既包括由經濟力量、科技力量、軍事力量等表現出來的“硬實力”，這種硬實力表現在一個國家通過依賴經濟“胡蘿卜”誘惑或軍事“大棒”威脅別國去幹它們不想幹的事情，也包括一種間接使用實力的方法，即以文化、意識形態吸引力、政治價值觀、政策親和力和以自己價值觀、製度和偏好所體現出來的“軟實力”來設置別國的議程。這種軟實力就是通過吸引別人而不是強製他們來達到你想要達到的目的的能力。
軟實力理論把文化因素作為國家綜合國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把它看作是一種影響國家興衰和世界進程的重要力量，從此文化實力與政治實力、經濟實力、軍事實力一樣，成為國際力量平衡對比的重要力量。軟實力理論的提出也大大改變了國家安全形態的內在結構，國家文化安全戰略隨著軟實力的提出而進入到了一個更加重要的位置：國家安全戰略層麵。文化實力作為與政治實力和經濟實力等“硬實力”相對應的一種“軟實力”，日益成為一些國家實現其政治擴張目的的重要手段，主要表現是擁有相對文化優勢的西方國家在冷戰後的國際戰略中不斷加強運用文化實力製約、影響國際事務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進程，其中在對外文化擴張方麵尤以美國最為積極。美國前總統布什在1992年9月公布的《美國的複興日程》指出，“我們的政治和經濟的聯係由於美國文化對全球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補充。這是一種新的我們可以利用的軟力量”。（2）在此以後，美國曆屆政府在製訂美國的安全戰略時，美國式的民主和價值觀都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核心內容。而西方國家文化擴張主義和文化霸權主義的興行，給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嚴重的文化安全壓力與挑戰。所謂文化安全是指國家防止異質文化對本民族文化生活滲透和侵蝕時，保護本國人民的價值觀、行為方式、社會製度不被重塑和同化。文化安全是相對於“文化滲透”、“文化控製”而言，是一種相應的“反滲透”、“反控製”、“反同化”的文化戰略。（3）
不過，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擴張主義的興行隻是文化安全問題受到重視的直接誘因，而真正將文化安全提到和政治安全、軍事安全同等地位的更深層因素，還是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的全球化和信息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發展為文化安全問題的凸顯提供了發展環境和舞台。
發韌於15世紀的“全球化”，其標誌是西方資本主義體係的萌生。不過有人考證，“全球化”正式出現在西方人的著述中，還是在1944年。1961年“全球化”一詞被正式收入權威版本的《韋伯斯特新大學詞典》之中，從此“全球化”概念開始在西方世界普及開來。至20世紀末，全球化己成為社會各階層的流行話語，其深刻的影響也早已滲透到國際社會的各個方麵，成為當代國際社會最典型的發展特征。而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發展，極大地拉近了世界各國之間的距離，世界文化在前所未有的廣度、深度和頻度上相互交彙、碰撞，這使每一個國家都難以成為文化孤島，難以隔絕與外部的信息交流。這種頻繁的國際交往，使國家安全的外部環境日趨複雜化，文化安全問題隨之凸現出來。一方麵，全球化導致了文化的商品化、促使了文化的大眾化、衝擊了文化的封閉性，促使不同區域文化的相互交融與碰撞增強；另一方麵，全球化加深了民族文化認同的危機感，同時也使所有的國家，包括發達國家，都產生了擔心本國文化將被外來文化侵襲或吞噬的不安全感。而且全球化與國家文化安全問題成正相關，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國家文化安全問題日趨凸現。現在不僅發展中國存在文化安全問題，發達國家也存在文化安全問題，隻不過發展中國家文化安全問題更為嚴重罷了。因此，可以說，全球化不僅是國家文化安全問題形成的一個重要背景，而且是國家文化安全衍進的一個重要變量。文化安全問題也因此日益成為國家安全理論關注的焦點。
（二）研究意義
隨著全球一體化的到來，國家間的政治、經濟、科技等方麵的競爭已進入白熱化，而在以“文化論輸贏”的時代，不同國家間的文化競爭更是日趨激烈，這意味著國家間的競爭正日益從“硬實力”的競爭轉向“軟實力”的競爭，從而凸顯出文化安全的重要地位。同時，與國家政治意識形態對立、經濟侵略與科技封鎖等表麵化的、對抗性的競爭方式相比，不同文化間的交流除了受到曆史形成的文化傳統的影響之外，其他方麵幾乎是不設防的，或者無法有效地設防，這就使得對國家文化安全的研究具有更大的迫切性。因此，確立“國家軟實力與文化安全研究”課題，是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際應用價值的。它不僅可以使我們對當今文化發展與文化交流的趨勢有更深入、更明確的洞察，而且使我們在未來的文化競爭中未雨綢繆，掌握國際競爭的主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