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上法庭做證的證人的要求是，要說出實情，全部的實情，除實情之外不需要任何其他的東西。涉及中國人的時候，許多“證人”能說出一些實情，但是，他們中間沒有幾個敢問心無愧地稱自己說的隻是實情而沒有任何其他的東西；至於全部的實情，那就更沒人說過了。再博學的人，也沒有一個能夠了解中國人的方方麵麵。正因為如此，這本書麵臨著三種來自不同視角的異議。
第一種聲音或許會說，試圖描繪中國人的性格，將之原原本本地轉述給其他人，是一項注定徒勞的努力。喬治·溫格羅夫·庫克先生，倫敦《泰晤士報》於1857至1858年間派駐中國的記者，由於工作機會而得以親眼目睹處於各種不同境況下的中國人的生活狀態，依靠他那訓練有素的記者的敏銳目光，可以說他已經對中國人有了大致的了解，就像那個時代以中國為寫作對象的每一位作家那樣。在為自己的書信集所寫的序言中，庫克先生卻為他未能曲盡其妙地描摹中國人的性格而向讀者致歉：“在這些信件中，我還沒能詳盡地解析中國人的性格。這是一個巨大的遺憾。再也沒有什麼主題能夠比它更加引人入勝，再也沒有什麼題目能夠比它具有更為廣闊的施展空間，可以進行精心的假設、深刻的概括和成功的歸納。我獲得了這樣的機會卻沒有加以利用，任何一個小批評家都會因此而蔑視我。事實卻是，每當我剛一提筆記下整個中華民族的若幹非常優秀的品質時，非常不幸，我所觀察的那些人卻總是會同時表現出另外一種言行，推翻我原來的假設。為了忠於事實，我連續焚毀了一些信件。我還可以補充一句，我經常與一些最負盛名的漢學家談及此事，發現他們也總是與我觀點一樣，認為不可能得出一個關於中國人性格的整體概念來。然而，這難題隻有那些實際接觸過中國人的人才會遇到，一位聰明的、對討論對象茫然無知的作者，或許反而能夠毫不費力地完成冠冕堂皇、不符合事實的分析。而分析則應該是真實的，沒有任何臆造的成分。或許總有一天，我們能夠獲取一些必要的知識，合理地解釋中國人思想中種種顯而易見的矛盾之處，估量其總的分量和影響。但是現在，至少我自己應該感到滿意的是，我沒有去給出那些嚴格的定義，而隻是根據一些最突出的特性來對中國人[1]進行了一番描述。”
在過去三十年間，中國人已經成了許多國家各種事務中的一個因素。他們似乎是難以掌控的，又仿佛是難以理解的。的確，隻有在中國的國土上，中國人才能得到正確的理解，盡管這樣一種刻板的印象還在大行其道——即認為中國人是一群怪胎，自相矛盾，完全不可能被理解。但是，我們與中國的交往已經有了幾百年的曆史，卻始終沒有提供出一個清楚的答案來，即我們為何無法對這個民族做出一番真正的認識，就像我們在麵對其他複雜現象時所做的那樣。
另一種反對意見則更加義正詞嚴，說本書作者並不具備足夠的資曆寫作這樣一部書。一個人在中國生活了二十二年，這樣的資曆並不能保證他一定能寫出一本關於中國人性格的書來，這就相當於說，另一個在銀礦裏埋頭苦幹了二十二年的人，並不一定就能寫出一篇關於冶金學或金銀複本位製的論文來。中國是一個龐大的整體，一個僅踏足過這個國家一多半省份的人，一個僅在其中兩個省居住過的人，確實無權將自己的所見所聞歸納為整個國家的概況。這些文章最初是為上海的《字林西報》而寫的，本來並沒打算在更廣泛的範圍內傳播。
然而，其中的一些議題不僅在中國，而且在遙遠的英、美、加拿大等國都引起了公眾的極大興趣，作者本人這才應邀將這些文章編纂成書。[2]
某些人還提出了第三種反對的理由，即本書提出的部分觀點，尤其是那些有關中國人道德性格的觀點，是不公正的，有可能對人們產生誤導。
然而必須記住，一個人的印象不可能如統計結果那樣精確到小數點之後。它們更像是照相底片，沒有任何兩幅是彼此相同的，但其中每一張都可以呈現出其餘底片未能捕捉到的那部分真實。拍攝照片所使用的膠片和鏡頭不同，甚至衝洗照片時所用的顯影液不同，都會使照片產生出不同的視覺效果。
許多人在中國定居很久，對中國的了解遠遠勝過本書作者，這些人所表達出的觀點是與作者完全一致的。而在另一些人看來，如果在某些地方再潤色加工一下，就會使這幅過於“單調”的畫麵顯得更為真實，這些人的意見同樣值得尊重。在這些中肯的批評意見的鞭策下，此書得到了重新修訂。由於此次再版時間倉促，原書中討論中國人性格的部分被刪去三分之一，最重要的篇章則保留了下來，並新添了《知足常樂》一章。
中國人具備並表現出來的諸多美德，每一種都理應獲得由衷的讚譽。但與此同時，也有這樣一種危險，即先入為主地高估中國人的道德水準。盲目的讚美與不分青紅皂白的責難同樣有害。曾經有人問薩克雷[3]，為何在他的小說中好人總是笨蛋，壞人卻聰明絕頂，這位偉大的諷刺作家回答說，因為他沒有對他所看到的現象做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