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是日本曆來已久的對外擴張政策、當時日中兩國國力的對比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中國人習稱“八年抗戰”，是從1937年“七七”事變後國民政府發表《告全體將士書》起始至1945年9月9日日本簽訂投降書結束，曆時8年。而中國與日本的這場戰爭其實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就已經拉開帷幕了。國力急劇膨脹而國土狹小的日本早就覬覦近鄰中國， 1890年內閣首相山縣有朋在施政演說中宣稱：“蓋國家獨立自衛之道有二：一曰防守主權線，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護利益線，不失形勝地位。何謂主權線？國家之疆土是也；何謂利益線？同我主權線安全緊密相關之區域是也。”山縣有朋的理論是日本“大陸政策”形成的重要標誌。據此，山縣有朋提出要奪取朝鮮，進而進犯中國。
此後日本政府不斷把“大陸政策”付諸戰爭。甲午戰爭就是其中一例，《馬關條約》的獲利使日本國力大大增長，也助長了它們進一步擴張的野心。日本於1927年東方會議上確定“征服滿蒙”計劃，皇姑屯事件是這一計劃的序幕，“九一八”事變是日本新的侵華戰爭開端，偽滿洲國建立則是日本殖民中國的新嚐試。
由於“東北王”張作霖未完全應允日本提出在中國東北享有的種種特權，日本方麵非常不滿。關東軍私自策劃謀殺張作霖，意圖使東北陷入混亂，以便出兵占領。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製定了謀殺張作霖的詳細計劃，奉天特務機關長秦真次、土肥原賢二參與了策劃。
1928年6月4日，張作霖從關內返回奉天（沈陽），途經皇姑屯時所乘列車遭關東軍預設炸藥的襲擊，因重傷不治於當日去世。
關東軍謀殺張作霖屬私自行動，未得日本政府批準，當時引起了極大爭議，卻不得不含糊結案。政府對軍隊的失控，使得日本軍國主義愈發囂張。麵對日本人的進一步威脅利誘，12月29日張作霖之子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服從國民政府。日本謀占中國東北計劃遭遇挫折，為“九一八”事變留下伏筆。皇姑屯事件及其衍生出來的爭端，最終引發了後來日本的全麵侵華戰爭。
從法理上講，張作霖是當時中國的國家元首（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又稱安國軍大元帥，行使大總統職權），謀殺他國元首是戰爭罪。1946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理日本戰犯時，將皇姑屯事件視為日本侵華的起點。
張作霖（1875~1928），遼寧海城人。參加過中日甲午戰爭，曾投身綠林，後受招安，曆任奉天督軍、東三省巡閱使等，是奉係首領，號稱“東北王”。1927年6月在北京就任陸海軍大元帥，行使大總統職權。1928年，國民政府二次北伐，奉軍全線崩潰。6月2日張作霖聲言退出北京，返回東北。4日遭遇皇姑屯事件，重傷致死。
河本大作（1883~1955），日本兵庫縣人，曾到中國東北參加日俄戰爭。1919年加入少壯派軍人組織“二葉會”，與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等共事。1926年任關東軍司令部高級參謀，曾以“參謀旅行”名義進行了五次軍事偵察諜報活動。1928年部署謀殺張作霖，後因此被解職。此後他又參與“九一八”事變及日本人在東北的經濟掠奪活動。1941年受邀任“山西產業會社”社長。日本投降後又積極參與日軍在山西的“殘留”活動。
決定暗殺張作霖的方案，我是領導者
1928年5月上旬，在關內的奉天軍受到國民黨軍的壓迫，逐漸向北方退卻，已經呈現不能留在關內的狀態。在北京的芳澤公使根據東方會議的決議發表聲明說，國民黨軍若跟隨奉天軍進入關外，對滿蒙有特種權益的日本是不能默視的，警告了國民黨軍。於是，關東軍也於5月9日以後向奉天集結兵力，從朝鮮派遣的混成旅團也逐次向奉天集中。
接著關東軍根據東方會議的決議，為解除從關內敗歸的奉天軍武裝，準備向錦州方麵轉進。關東軍在滿鐵之外地方行動時，必待奉勅命令。關東軍司令官通過參謀總長督促該命令的下達，內閣總理田中義一卻左推右托，不履行奉勅命令的發出手續，延誤很久。此時在關內的奉天軍每天由鐵路運輸或步行回到關外，5月20日前後已到奉天省者有5萬餘人，繼續敗退的兵力約25萬人。
如是，關東軍為等待勅令空過了寶貴的時日，再向錦州方麵轉進，是腹背受敵的不利態勢，結果失掉了轉進機會，陷於進退維穀之窘境。相反奉天軍方麵連日增加兵力，呈現優勢，侮日氣氛與日俱增，日本軍將兵及日僑一般憤懣達於極點，呈現一觸即發的局勢。於此，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日夜焦慮如何脫此困境？在奉天中日兩軍的衝突雖不足懼，但難於保護散在各地的日僑及滿鐵防衛的安全。因此，隻有將奉天軍的統帥張作霖弄死，打亂其指揮係統，暫時避免彼我的衝突，此外別無良策。並且認為，盡可能在關內暗殺張作霖最好，所以擬派軍司令部附竹下中佐到北京會見北京公使館武官建川美次及天津駐屯軍司令部鈴木一馬，委托其協力解決；並決定竹下於5月25日出發前往平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