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鹹豐年間，川東重慶合州發生一起無頭命案。這件普通的基層命案能夠折射出清朝冤案產生和平反的諸多關鍵詞：破案壓力、刑訊逼供、越級上訴、微服私訪，當然還少不了強有力的權力幹預。
第一回官員破案壓力山大
清朝鹹豐年間，四川重慶府合州縣的七澗橋住著一戶姓鞠的人家，父親、母親和年輕的兒子、兒媳四人住在一起。一天夜裏，母親向氏醒來，發現丈夫不在床上，她爬起來一看，房門和大門都大開著。向氏趕緊招呼兒子，讓他出去看看。兒子很快起來，衝出了房門。向氏在屋裏等了好久都沒見兒子回來。這時候，兒媳也醒了。婆媳兩個人很害怕，不敢呼救，也不敢出去查看究竟，就躲在屋裏戰戰兢兢地熬過一夜，等到天亮了才敢出去查看情況。這一看，向氏和兒媳二人大驚失色。她們發現鞠家父子倒在了門外數十步遠的路旁，身上有刀傷，地上都是鮮血，明顯是被人殺死的。一樁殘忍的謀殺案就這麼發生了。
案子很快就報到了合州衙門。知州榮雨田按照辦案程序，帶著書吏、差役、仵作趕到現場，驗屍查看。了解情況後，他心裏不斷地叫苦：這分明就是一樁“無頭案”，無目擊證人，無現場證物，無破案線索，“三無”。榮雨田找不到頭緒，過了好多天都沒有發現線索，更不用說抓到凶手了。他的壓力越來越大。
我們現代人很難理解榮雨田的壓力。但是，當我們了解了清朝對人命案的重視程度，就能理解榮雨田為何壓力山大了。
清朝以農業為主，社會流動性差，人們生活比較簡單，很少發生人命大案。一下子就鬧出兩條人命，更是聳人聽聞。而且，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講究道德和教化的社會，大家都認為社會應該一團和氣，人際交往應該以德服人。官府和官員的一項主要工作，或者說一個主要責任，就是教化百姓，引導他們過上理想的忠君孝親、和睦團結的生活。在理想狀態下，人們是不會相互殘殺的，社會是不會出現惡性刑事案件的。如果出現了殺人、放火、強盜等惡性案件，就表明這個社會出現了問題，大家背棄了聖賢的教誨，更是表明官府的工作沒有做好，官員嚴重失職。因此，合州殺人案的發生，無異於在平靜的川東投入了一塊巨石。大家炸開了鍋，重慶府隔三岔五就嚴令合州快速破案。
事實上，清朝對惡性刑事案件的破案要求非常嚴格。根據《大清律例》的規定，命案和盜竊案發生後，案發地官府都要“立限速結”，也就是要在一定的時間內審理完畢。一般說來，人命案要在六個月內審結，其中案發地的州縣官府要在三個月內查清案情，抓住犯人，審訊完畢，將其押解到府裏，這是案子的初審程序。府裏要一個月內完成案件的核查，並把案卷和犯人押解到省城，這就是複審程序。省裏接到材料和人犯後，按察司要在一個月內完成核查，報告給總督、巡撫，總督、巡撫又要在一個月內完成案子的審查，然後上報朝廷，等待皇帝的聖裁。整個過程隻有六個月的期限。
如果是情節特別嚴重的人命案，六個月的期限就被縮短為四個月。其中，案發地的州縣官府必須在兩個月內破案，然後逐級上報。同時，各個上級的辦事期限也縮短為二十天。
應該說，這樣的時間要求非常苛刻。不能按時破案的官員要被治罪，處分極嚴。不能在限期內破案的官員要受到參奏彈劾。一直不能破案的官員，以後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接受一次參奏彈劾。前三次，官員要受到扣發俸祿、降級留任等處分。如果第四次被參奏彈劾，官員就要降一級調用。
而且，如果轄區內有殺人案久懸不破，官員不能退休，不能升職，不能調職。隻有殺人案了結了，官員才能繼續在仕途上升遷調轉。所以，府縣的官員，最不願意看到的就是轄區內出現惡性刑事案件。
如果每個基層官員都是狄仁傑或者福爾摩斯，那麼他們還有可能在短時間內偵破一切惡性刑事案件。遺憾的是，中國古代的知縣、知州、知府等官員大多數是讀書人出身，他們不是狄仁傑，也不是福爾摩斯，不可能每個案子都明察秋毫、辦案如神。他們所能做的就是，省裏不斷催促府裏，府裏不斷催促州縣，一級一級把壓力往下推。最基層的知縣、知州的壓力就可想而知了。
合州知州榮雨田就是眾多可憐的基層官員中的一個，自己的轄區發生了惡性殺人案，上級衙門和重慶知府多次催逼，態度越來越嚴厲，話說得越來越難聽。而另一邊，苦主向氏隔三岔五到知州衙門哭訴，催促破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