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伊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俄國十月革命以其爆發的突然性和影響的深遠性令世界震驚，而20世紀將逝21世紀來臨前的蘇聯敗亡又以其解體的瞬息驟降和後果的變幻莫測讓全球動蕩。一個國家在不到百年的時間裏發生如此巨大、如此深刻的變化，尤其這一變化是以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興起和沉降為主要標誌的，這在世界曆史上是前無先例的。20世紀也就因為這種起始和將逝而成為世界曆史進程中獨特的裏程碑，它會讓我們這代人和我們之後的一代又一代人持續不斷地對這震驚和動蕩的歲月回憶、議論、思索，會讓人們或伏案沉思，下筆千言，或慷慨悲歌，擊節長歎……對蘇聯這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解說最初是由蘇聯人自己作出的。那本《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成了對這個國家最權威的，因而也是唯一的解說。盡管大千世界裏有著對蘇聯曆史進程的多種多樣、多色彩、多元論的記述，而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對蘇聯的認識和對蘇聯曆史的解讀的唯一源泉就是這本《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在那個“以蘇聯為師”、“向蘇聯一邊倒”的火紅年代，這是一種經典的革命解讀，是一種區分革命和反革命的標誌。當然，隨著蘇聯的解體，一係列當年被《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隱去的曆史，被社會主義神聖光環所遮掩的曆史，在世人麵前顯露了真實的麵貌。因此，人們對《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存疑就出現了並隨著蘇聯解體以及其後這個國家的曆史進程而增多和深化。
在當今的俄羅斯，對於蘇聯曆史的解讀和對於蘇聯解體的總結，論著連篇，觀點百出。在數以百千計的，並且結論如水火般相異的論著中，卻有兩個幾乎相同的特點：一是都以蘇聯解密檔案為其基礎，盡管不同的人會對相同的檔案作出不同的解說，盡管會對同一問題運用不同的檔案資料加以分析；二是都以對斯大林的評價為核心作為標誌來評價蘇聯的整個曆史進程，反對斯大林者，把蘇聯曆史說得一團糟，擁護斯大林者，把蘇聯曆史說得美妙無比。不過，所有這些論著對於中國讀者來說還是幾乎遠不可及的東西，沒有多少人能去接觸到它們，更不用說去認真地閱讀了。
在這個新時代，我們自己對蘇聯史的解讀和對蘇聯解體的分析也進入了一個新時期，並隨之出現了新的趨勢。這新趨勢的特點有如下幾點：一是，根據我們所能接觸到和利用到的蘇聯解密檔案寫出了相當數量的專題論文和專題論著，一些多卷本的《蘇聯史》也在寫作和出版過程之中；二是，對俄羅斯當今解密和出版的蘇聯檔案加以引進並解讀，而這種引進和解讀使更多的讀者對蘇聯的曆史真相有了深層次的了解；三是，翻譯出版了一兩本《蘇聯史》或者叫《二十世紀俄國史》的論著，但在這種引進出版物中卻帶有引進出版者自身的強烈政治色彩。和俄羅斯的情況幾乎一樣（隻不過我們的這種對立色彩更濃烈一些），我們的蘇聯史研究者和翻譯工作者在引進和利用俄羅斯的論著時也有這樣的趨勢：讚成斯大林路線者，引進和利用的大多是俄羅斯讚成斯大林路線者的論著，批評斯大林路線者，引進和利用的大多是俄羅斯批評斯大林路線者的論著。然而，把某種版本的論著看作是俄羅斯當今惟一的、統一的，甚至是官方的對蘇聯史和蘇聯解體的解讀和看法，這顯然是有誤差的，或者說是有某種偏見的。
更為令人關注的是，我國目前還沒有一本我國蘇聯史研究者個人的、表述自己意見和成果的一卷本《蘇聯史》。這種情況是與我們有如此眾多的研究者和讀者都對蘇聯有著特殊關注這種情況不相符合的。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講，即使他們對蘇聯史有著濃厚的興趣，他們也不可能去博覽群書，也不可能埋頭於浩瀚的文字中去尋求他們需要的答案。我們生活在一個急速變化的時代，一個急思、急辨、急解的歲月之中，因此，一本書的作用要遠比多卷本書的作用來得更直接、更實際、更有效。我之所以強調“一卷本”《蘇聯史》，是因為我有種切身的體會。近年來，我在一些大學講授蘇聯史和俄羅斯當代問題，我所碰到的最特出的問題是，聽講者對蘇聯曆史的了解少得可憐。例如，談十月革命，隻知道列寧和斯大林，而列寧和斯大林幹什麼卻不知道。如果說，十月革命中還有個不應被忘卻的人——托洛茨基，那就得從頭講起。所以，聽講者和他們的老師都常常感歎：“要有一本蘇聯史就好了！”最近連續3年，我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開了兩門課程——《曆史進程中的俄羅斯文化》和《當代俄羅斯》。聽講者人眾，但也碰到類似的問題。什麼人？什麼事？為什麼？怎麼來的？結果怎樣？一連串的問題接踵而至。所以，學生們常問：“能有一本蘇聯史的參考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