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孝經》的作者
據傳，中國古代儒家的倫理學著作《孝經》是出自孔子故居牆壁藏書。而孔壁藏書相傳為孔子裔孫孔鮒於秦末時所藏，漢武帝時魯恭王擴建宮舍，推倒孔子故居牆壁時才被發現。所以，有人認為《孝經》是孔子所作。但南宋時有人懷疑是後人附會。清代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中指出，該書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遺言”，成書於秦漢之際。所以關於《孝經》的作者，曆來是眾說紛紜，頗有爭議。按年代先後有以下不同的說法。
（一）“孔子說”
漢代學者班固的《漢書·藝文誌》和劉歆的《七略》中都有這樣的記載，“《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在這之後，鄭玄的《六藝論》，東漢緯書的《孝經緯鉤命訣》等都堅持這種說法。《援神契》甚至肯定地說：“孔子製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但根據對古代禮節的考證，這種說法一定是錯誤的。《孝經》中曾參被稱為曾子，而“子”在古代是對有學問的男人的尊稱，一般用來稱呼自己的老師，如果作者是孔子，他稱曾參為曾子就是不合禮節的，孔子不可能稱自己的學生曾參為曾子。《孝經》裏的思想明顯融會了《左傳》《孟子》《荀子》中關於孝義的觀點，同時《孝經》與《論語》中論孝的觀點又不相融合，甚至有相矛盾的地方。所以，此說基本被否定。
（二）“曾子說”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記載：“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這種說法在漢代是成立的，到兩晉時期開始有人懷疑觀點的正確性。陶潛在《五孝傳》中說：“至德要道，莫不於孝，是以曾參受而書之。遊、夏之徒，常諮稟焉。”這種說法有很多漏洞，如果曾參作《孝經》，則不可能自稱為“曾子”。在《禮記》和《大戴禮記》中記載的曾參論孝的觀點與《孝經》中的觀點也多有矛盾和抵觸。比如，《孝經》主張“父有爭子”，認為子盲目遵從父之不義之令未必是孝，而《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上》則說：“父母之行，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已。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爭辯。爭辯者，亂之所由興也。”還有，《孝經》中也有《荀子》和《孟子》的思想痕跡，孟子和荀子生活的年代均在曾參之後，這在時間上是說不通的。
（三）“曾子門人說”
朱彝尊《經義考》卷二中說：“《孝經》非曾子所自為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後又引晁公武說雲：“今首章雲‘仲尼居’則非孔子所著矣，當是曾子弟子所為書”。朱熹在《孝經刊誤》中也說：“《孝經》，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子門人記之”。這種說法是比較符合實際的，“曾子門人”可以說是一傳弟子，也可以說是再傳弟子。這樣，時間也可以延至戰國後期。但是這種說法至今還沒有用以佐證的有力之辭。
據著名語言學家楊伯峻考證，《孝經》的成書年代大致在《呂氏春秋》之前，而又在《孟子》《荀子》二書流行之後。楊伯峻認為：“孟軻約死於公元前285年，荀況約生於公元前313年，與秦始皇即位相隔不久，又在呂不韋集門客著書前，《呂氏春秋》著書開始於公元前240年，成於公元前239年，僅曆二年而成，此時《孝經》自亦在取材之中。《孝經》之作，當在公元前三世紀期間。”《呂氏春秋》中的《孝行》《察微》二篇均引用過《孝經》裏的句子。因此，《四庫全書總目》說：“蔡邕《明堂》引魏文侯《孝經傳》，《呂覽·察微篇》亦引《孝經·諸侯章》，則其來古矣。”儒家經典如五經之《易》《尚書》《春秋》等，在先秦均不稱“經”，隻有《孝經》在書名內有“經”字。因此，《孝經》是儒典中稱“經”最早的一部。學者胡平生則依據《儒家者言》《公羊昭公十九年傳》《禮記·祭義》《禮記·檀弓》《呂氏春秋·孝行覽》等史料的記載，初步推斷為樂正子春的弟子所處的時代當與孟子相合。根據樂正子春與《孝經》的關係，其師承與《孝經》所記孔子、曾子言論的吻合，所處時代與《孝經》所反映的時代特征也相吻合。據此，《孝經》應該是戰國晚期樂正子春的弟子或再傳弟子所記錄、闡述師說的著作。這種說法大體上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