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電影版圖上，成立於1934年的電通影片公司並不是一間極具代表意義的電影公司，與其同時代的影片公司相比，在滿足市民消費趣味方麵它不及“天一”；在描繪都市生活、製造中產階級消費情趣方麵它不及“明星”；在藝術探索和文化品味建設領域，它又比不上“聯華”；從營業之初到黯然“關門”，它隻經曆了大約一年零八個月的時間，出品的影片也隻有四部──《桃李劫》、《風雲兒女》、《自由神》和《都市風光》，甚至比起先“左翼”後“右轉”的“藝華”，在社會影響力方麵都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當我們展開“電通”公司的角色構成和發展曆史時又會發現，這間短命的公司曾經潛伏著中國電影事業太多的“風雲兒女”，而且這些人物在新中國成立後，一度走上了權力的巔峰，盡管那並不是一個擅權的時代，但“身份”和“重要”的標簽卻貼在他們的身上，他們曾經是開拓者、規劃者、建設者乃至翻雲覆雨者，他們之間的人事交往和人生糾葛，甚至可以稱得上新中國電影曆程當中最為刺目的部分。
在這間公司的所有核心角色當中，幾乎每個人都可以稱得上擲地有聲，他們包括：司徒慧敏（前文化部副部長、電影局局長）、袁牧之（首任中央電影局局長）、應雲衛（前上海江南電影製片廠廠長）、許幸之（曾任左翼美聯主席、前上海科教電影製片廠副廠長）、孫師毅（前中國電影資料館顧問，行政待遇13級）、陳波兒（前中央電影局藝委會副主任）、藍蘋（即江青，前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非核心人物也不是凡俗之輩，比如在“電通”時代幹過攝影師的吳印鹹曾任東北電影製片廠廠長和北京電影學院副院長。隻扮演過小配角、擔任過美工的蔡若虹也在後來走上了文化部藝術局副局長的崗位。即使後來沒有與權力沾過邊，在“電通”有過核心地位的王瑩和唐納，前者以“6742”的身份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而令人扼腕。後者雖然早早地隱居巴黎，但他與江青“不能不說的故事”常常引來傳媒和著作者的好奇。
對這些重要角色而言，“電通”之於他們電影生涯的意義，絕對不是一個短暫的驛站，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是經由“電通”走上了電影事業的道路。相當一部分，是從電影業當中的微末角色，比如美術師、錄音師轉換成了攝影場主任和導演。
由此，這也使得“電通”在這些“風雲兒女”的成長曆程中，具備了不可動搖的重要意義，而所有與“電通”相關的緣起與發生，所有隱含在曆史現場裏的交互與交往，都顯現出了令人倍感神秘的色彩。
其實，神秘又遠遠不止如此。
翻檢主流中國電影史的經典文本會發現，“電通”一直是一間不可忽略的電影公司，上世紀60年代，由程季華主編的《中國電影發展史》【1】中，“電通”作為“左翼電影運動的新陣地”以專節的篇幅加以描繪，它被定格為“是黨直接領導電影工作的成就，是這一時期電影戰線上的反‘圍剿’的重大勝利之一”；書寫於新世紀、被廣泛作為大學教材、由李少白主編的《中國電影史》【2】，在提及“電通”的四部影片時則說，“左翼電影人的社會觀念和電影意識在這些影片中得以集中體現。而與明星公司不同的是，電通公司是專為拍攝有聲片而成立的，並將有聲片的藝術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在電影史料研究中，曹懋唐、伍倫編著的《上海影壇話舊》【3】和朱劍、汪朝光著寫的《民國影壇紀實》【4】曆來是非常值得關注的著述，兩著對“電通”也都有專文描述：曹、伍著中的《“電通”與黨的電影小組》一文說：“電通”剛剛宣布成立，反動派就到處散播謠言，說“電通公司是共產黨的公司，左翼的公司，危險人物的公司”，甚至影片還沒有拍出，就向電影院進行恫嚇，不能放映“電通”的影片。電通攝影場周圍，也經常為特務和“密探”所注視。朱、汪著中的《“電通”始末》一文說：1933年末的搗毀“藝華”事件以及隨之而來的對進步的左翼電影的“圍剿”，使中共電影小組意識到……固守陣地固然必要，而開辟新的左翼電影陣地就更為迫切。因此決定著手建立左翼影人自己的製片公司。
不難看出，無論“大寫”的主流電影史，還是注重細節和發現的史料研究，都強調了“電通”與左翼甚至與共產黨的關聯。
饒有意味的是，這種影史書寫和史料支撐，並沒有使“電通”確鑿地成為共產黨革命鬥爭中的“秘密外圍組織”，1983年5月26日下發的《中央組織部關於確定黨的秘密外圍組織、進步團體及三聯書店成員參加革命工作時間的通知》組通字〔1983〕34號，也沒有將“電通”列名其中。
這就必然地影響了後來許多“電通”影人的政治命運。比如“電通”第一部影片《桃李劫》的導演應雲衛。應雲衛的兒子應大白說，他父親生前最耿耿於懷的是其妻子程夢蓮參加革命工作的時間比他還早，程夢蓮“解放後”正式參加了影劇協會的工作，“參加革命工作的時間”填寫為1950年，而應雲衛“解放後”在私營國泰影業公司任製委會主任兼導演，要到1952年並入國營的上海聯合電影製片廠才能算“參加革命工作”，這一情況一直維係到應雲衛去世後。“文革”後，應雲衛主持的中華劇藝社被追認為黨領導的革命組織，應大白說：“因此，至少1942年父親就應視作參加革命了。”【5】
要知道，何時“參加革命”、何時入黨、生前有無出版過回憶錄，以及身後在什麼級別的報刊上刊發“訃告”，一直是那個年代的影劇界人士及其親屬普遍關注的問題。對應雲衛而言，他的痛正是在“參加革命時間”這個“根”上。
這也就是說，關於“電通公司”，電影史的書寫和組織史的判別是存在著一定差異的，其差異存在的原因何在？它為何無法被列為黨的“秘密外圍組織”？那麼多擁有過權力的“風雲兒女”為何沒有“改正”這一問題？難道隻是因為這間公司太過短命？
而僅就“短命”而言，其謎相也非常之多，慣常的說法多是“因為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公司被封”，持這種論點的，既包括《中國電影發展史》這樣的權威電影史，也包括諸多個人回憶。比如夏衍在《懶尋舊夢錄》中的回憶；陽翰笙在《泥濘中的戰鬥》中的回憶；甚至包括當事人、資方代表司徒慧敏在《散記“左聯”的旗幟下進步電影的飛躍》中的回憶。至於“反動派的迫害”是如何進行的，大都一帶而過、語焉不詳。
諸上的“神秘”、含混和模糊，都為研究和重述提供了理由。一個彙聚了五彩生命的“場”，一種矛盾交織的曆史定位，一段由生到死的影業故事，因之而下的敘述就此展開……
從誕生與消亡說起
對電通公司“誕生”的情形，田漢的《影事追懷錄》回憶了個“大概”：一九三四年春的某一天，我被邀參加一家新影片公司召集的會，那好像是在馬德建先生的家裏。那時候，有聲電影已經很盛行。年輕的中國電影界也已經有幾位專家創製了自己的有聲攝影機。其中就有馬德建等三位創製的“三友式”，他們把“三友式”做基礎，創辦了電通影片公司。司徒慧敏同誌是這家公司的主要發起人之一。夏衍同誌也參加了這家公司的創辦工作。【6】
司徒慧敏則述及過“緣起”：藝華公司被搗毀以後，左聯黨組織和黨的電影小組決定要我盡快把試製的電影錄音係統完成，並且把當時已經準備成立的“電通電影錄音服務公司”改變成“電通電影製片公司”。我和一些熟悉的進步的專家商量，他們同意我們的建議，由他們出麵組織了投資人，從此我就成為這個公司的資本家的代表人。而黨的電影小組中夏衍、阿英以及田漢、陽翰笙、鄭伯奇、於伶、孫師毅等人都是電通的特約編劇，是一些不掛名的、實際上的事業經營者和藝術創作上的指導者和顧問。【7】
在電通公司飾演過《風雲兒女》女主角的王人美，她也可以稱得上是電通初期唯一“專業”的電影演員。有關她加入電通的經曆，曾有這樣的敘述：“電通是1934年春天正式改為製片公司，開始拍攝《桃李劫》。對此，國民黨反動派又氣又恨，放出風聲，說電通是共產黨公司，左翼公司等等。所以電影界有些著名導演和演員不敢參加電通的工作，怕有朝一日電通被關閉，自己會背上和共產黨合作的名聲。電通的第一部影片是《桃李劫》，導演應雲衛，演員袁牧之、陳波兒都是戲劇界人士。《風雲兒女》是電通的第二部片子，導演許幸之、攝影吳印鹹也都是第一次從事電影工作。這些情況我當時或多或少知道一些，不過，我的想法很簡單，我隻知道田老大是進步的，金焰和田老大很熟，要求進步，我也應該要求進步。至於我將來人身安全會不會受到威脅，別的電影公司會不會因此不和我簽訂合同等等，我連想也不去想它。再說我目前閑在家裏，為什麼有片子不拍呢？”
王人美的回憶是非常誠懇和現實的，由此也能夠看出，有關電通影片公司成立時間為“1934年春”的說法，也是被慣常采用的。
在電通影片公司當年的諸位“創設者”中，負責劇務、宣傳、發行等方麵作的周伯勳憶及的時間比較具體：“電通公司從開辦到停業，也就從一九三四年月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的這個短短的時間，日期不長，但對左翼電影事業卻起了大影響。”【8】
電通影片公司最初的創設基礎是原“電通錄音器材工程有限公司”（亦稱“電通製機廠”），這間公司是由司徒慧敏的堂兄司徒逸民和兩個朋友──龔毓珂、馬德建創辦起來的。司徒逸民和合肥人龔毓珂曾在美國哈佛大學無線電專業學習，而福建籍的馬德建則在美國華盛頓大學機械專業學習過，學成回國後，正值中國電影進入有聲電影的探索階段。
有聲電影的興起始於美國。1926年，美國華納兄弟率先嚐試拍攝有聲片，並於8月6日首映，相對於無聲片，這是電影發展史上的巨大革命，商業成功在所難免。四個月後，美國有聲片來到上海，上海的百星大戲院率先引入特福萊有聲短片，於12月16日在虹口新中央大戲院試映，兩天後又在百星大戲院連映六天，引發社會關注，影院還把放映機、影片和擴音器材陳列出來，供人參觀。兩年後，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又在四川路公所禮堂作試映。1929年2月4日，上海夏令配克影戲院公映美國影片《飛行將軍》，正式拉開了中國電影業有聲電影放映的大幕，隨後，上海多家影院開始改裝放映設備，放映有聲片。但一些中小影院因為設備昂貴，而無力購買。1930年，上海華威貿易公司自主研發的“四達通”發音機問世，因為價格較低，使中小影院解決了發音設備空缺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