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魯迅：《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
巴金不是“安那其”
我對於魯迅的觀人於微和如炬的目光，一向是衷心欽佩的。在20世紀30年代，當有人稱巴金為“中國的‘安那其’”時，他就挺身而出，對巴金作了極中肯的評語，顯而易見的是，魯迅對將巴金稱為‘安那其’（無政府主義者），是不同意的。但是，後人對魯迅的這番話，並沒有認真地加以體認，使巴金在這頂帽子下吃到不少苦頭。在20世紀50年代末期，那位自命“魯迅研究專家”的姚文元，首先發難，將巴金誣蔑作“無政府主義者”，說巴金的作品對青年“起著思想上的腐蝕、破壞作用”。1962年5月第二次文代會召開，巴金在會上作了以“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為題的發言，麵斥姚文元的造謠惑眾，姚文元惱羞成怒，乘巴金訪問日本之際，陰險地把巴金這個發言指為“大毒草”，還將1958年出版的《巴金文集》，來一個總批判，說巴金的作品散布了“悲觀消沉”的思想，對中國青年起了“不良影響”；說巴金的《家》是“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愛情主義”的混合體……在“文革”期間，巴金除了原有的“無政府主義者”，還被扣上“地地道道的地主階級代言人”、“一個赤裸裸的反共老手”的帽子……這幾項罪名已足以置巴金於萬劫不複之地了！
巴金受過無政府主義的影響，這是人所共知的，而巴金也承認長篇小說《滅亡》中主角杜大心的思想，“近於安那其主義”，“近於虛無主義”，並直截地說：“過去某一段時期的思想確是這樣。”1979年5月巴金訪問法國，當有人問起無政府主義對他的影響時，巴金說：“我年青的時候，曾經受到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即使在當時，對我影響更大的還是愛國主義。”這是作家的率直剖白：勇敢地承認受過影響，但並不等於說巴金是無政府主義的執行者和實行者，甚至是推動者。
過去曾經有一段相當長的時期，人們一直傳說巴金的筆名，是取自俄國無政府主義思想家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之名的首尾兩字，其實這不過是以訛傳訛罷了。巴金的“巴”，是紀念他青年時代在法國的同學巴恩波；“金”字，據巴金說，是偶爾想到的。巴金在《談〈滅亡〉》一文中就說得更具體了：“……在這個地方（筆者按：即指法國馬倫河畔的小城）我認識了幾個中國朋友。有一個姓巴的北方同學跟我相處不到一個月，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聽說他在昂熱投水自殺。我同他不熟，但他自殺的消息使我痛苦。我的筆名中那個‘巴’字就是因他而聯想起來的。”
巴金在五十多年後的今天，回憶起這件事說，當時用“巴金”這個名，還有一個原因，因為這兩個字筆劃簡單，容易寫，就用上了。想不到，後來竟在這兩個字上又惹出許多麻煩來！
在實際行動上，巴金一直表現了他的民主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立場，我們從巴金過去的人生軌跡，也可以得到佐證——幼年的反叛情緒巴金，原名李芾甘，1904年誕生於四川成都一個大官僚地主家庭。幼年的巴金，耳聞目睹古老大家庭的傾軋和爭鬥，使他產生了反叛的情緒。巴金在《我的幼年》一文中，曾這樣寫道：
“……因為這個富裕的大家庭在我的眼前變成了一個專製的王國。仇恨的傾軋和爭鬥掀開平靜的表麵爆發了。勢力代替了公道。許多可愛的年輕的生命在虛偽的禮教的囚牢裏掙紮、受苦、憔悴、呻吟，以至死亡。然而我站在旁邊不能夠幫助他們。同時在我的渴望發展的青年的靈魂上，陳舊的觀念和長輩的威權像磐石一樣沉重地壓下來。‘憎恨’的苗於是在我的心上發芽生葉了。接著‘愛’來的就是這個‘恨’字。”
專製家庭的重重黑幕，使巴金滋生了厭惡和憤恨的感情，促使他走上反封建禮教、爭取自由的道路。舊家庭對巴金並不是沒有留下痕跡，正如巴金所覺察到，並直認不諱地說的：“我依舊是過去環境的產物。我不能夠一下子就把過去的陰影從肩頭摔掉。”可是，在人生的道路上，他卻是求進的。遠自1920年，當他考入成都外語專門學校後，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便參加了反封建的進步刊物《半月社》的活動；為了追求光明，1923年他和三哥毅然衝破封建家庭的樊籠，從成都到了上海、南京，考入了東南大學附中補習班。在“懷著大的勇氣”離開了他住過19年的成都的時候，他在他創辦的新刊物上，慨然寫下兩個短句，作為他的生活目標：
“奮鬥就是生活，人生隻有前進。”
赴法國找尋“新生活”
五卅運動後，巴金對“國難”有了更深澈的認識；為了“向西方找真理”，尋求“救國之道”，巴金毅然遠赴法國去找尋他的“新生活”了。他在去法國途中，曾給朋友寫信說：“我現在的信條是：忠實地生活，正直地奮鬥，愛那需要愛的，恨那摧殘愛的。上帝隻有一個，就是人類。”這是他莊嚴的宣告。
巴金於1927年1月在法國的馬賽登岸，後轉到巴黎。這是他自費去的。抵法後頭一個月，他到法國文化協會學法文。後在巴黎拉丁區一家古老旅館住了約一年，在那種憂鬱、寂寞的環境下，他懷念著祖國和親人，經常跑到“中法聯誼會”去閱讀從上海寄來的報紙。
停居法國期間，巴金閱讀了無政府主義者的著作，翻譯了克魯泡特金的《倫理學的起源和發展》（上卷）（《人生哲學其起源及其發展》），於此同時，巴金涉獵了法國大革命時的思想先驅者孟德斯鳩、盧梭及俄國思想家赫爾岑等人的著作，接受了民主革命的思想，他熱情地稱頌法國大革命，後來並寫了《法國大革命的故事》（未出單行本）。此外，巴金還精讀了雨果、左拉和羅曼·羅蘭等法國作家的作品，受到他們文藝思想熏陶。
巴金在法國居住不到兩年，便於1928年底離法返回上海，他沒有實現他大哥所謂“揚名顯親”、“興家立業”的願望，卻開始在上海弄起被認為“無出息”的文學。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巴金積極參加救亡運動；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他以筆當刀槍，進行了不懈的戰鬥；解放後，從1950年起，他代表中國赴華沙參加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兩次奔赴抗美援朝前線采訪，寫了不少激動人心的通訊、散文……悠長的創作曆程巴金悠長的創作曆程是收成豐盛的。他的重要創作期是在1927年到1946年這20年間。1958年至1962年出版的《巴金文集》1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幾乎將這一時期的作品都包羅進去，包括了他1927年春天寫的《滅亡》起，到1946年12月31日午夜寫完的《寒夜》的《尾聲》為止的作品，共約400萬字。如果連解放後所寫過的文章，例如《友誼集》、《大歡樂的日子》、《傾吐不盡的感情》等也放進去，則在500萬字以上。這其中包括長篇、中篇、短篇小說三十多本，雜記及遊記選集二十多本，翻譯作品三十多本。
他的第一篇小說《滅亡》是1927年4月在法國期間開的筆，後因健康欠佳，搬到馬倫河畔一個叫蒂埃裏堡的小城去住，在那裏他“完全置身於孤獨寂寥之中”，為了“發泄這種寂寞感”，繼續寫小說，這便是《滅亡》的誕生。這部小說於翌年的8月完成，巴金便寄到上海的《小說月報》，主編葉聖陶於1929年1月的《小說月報》給發表了，同年由上海的開明書店出版了單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