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就聽陪慶說要編寫一本紀念她爸爸包玉剛先生的書，現在這本書終於問世了，十分高興。
我和包先生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認識了，是經盧緒章先生介紹的。當時我們正在對解決香港問題進行調研，為此專門拜訪了包先生，聽取他的意見。包先生聽了我們的來意後，當即表示香港的回歸是大勢所趨，但希望我們在回歸後采取一些特殊政策，使香港能繼續保持繁榮穩定，以便繼續為國家的建設作出貢獻。他特別強調了要設法穩住外資，防止資金和人才外流。最後他一再表示，他願意為此提供力所能及的協助。後來的事實證明，在香港回歸過程中，包先生確是起了獨特的作用。他利用他和英國政府上層的特殊關係，在幕後做了不少穿針引線的工作，對中英有關香港問題的談判起了溝通和推動作用，正像書中所講的，包先生不愧為中英之間的“民間大使”。
包玉剛先生和“一國兩製”的創始人鄧小平曾有多次會晤。
早在1978年年底包先生第一次回到祖國，小平同誌就接見了他，向他介紹了國家各方麵的情況，交換了對國際和香港形勢的看法。
後來，兩人成了摯友，經常在一起縱論天下大事。當然香港問題總是談話的重點。小平同誌向他介紹了“一國兩製”的方針，同時也聽取了他的意見。後來，在討論我們草擬的解決香港問題的方針政策時，小平同誌特別強調要保護英資在香港的利益，我想很可能是接受了包先生的建議。
包玉剛先生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他雖然是個大忙人，但是逢會必到，從不無故缺席，每次會上他都積極發言。由於他對香港的情況最了解，因而提出的意見都很中肯，使我們受益多多。會上會下和他接觸時，覺得他平易近人，說話很風趣，沒有大老板的架子。談到他的寧波普通話引起的一些誤會，他說他有一次到北京來開會，住在北京飯店，忘了帶剃須刀，就告訴服務員請他代買一把“胡須刀”。等了好久，酒店的經理帶了服務員端了一把大刀進來，他莫名其妙，經理說“你不是要買一把武術刀嗎？”，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包玉剛先生對於國家的四化建設，特別在教育方麵，作出了無私的貢獻。兆龍飯店是北京早期的合資企業之一，開幕時罕見地請到了鄧小平親自出席剪彩。他還出資設立了包兆龍、包玉剛中國留學生獎學金基金，資助並會同兩國政府創立了中英友好獎學金，捐贈設立了上海交通大學包兆龍圖書館，資助創建寧波大學。
此外，在醫療衛生事業方麵也有不少的捐贈。
遺憾的是，包玉剛先生離開我們太早，沒有能親眼目睹香港的回歸和他生前捐贈、支持的各個事業的蓬勃發展。關於包先生的事跡雖已有大量報道，但顯得分散零碎。現在陪慶終於不負眾望，把她父親奇跡般的經曆彙編成書，應該祝賀。借此機會寫上幾句，以示我對包先生的緬懷。
魯平
國務院港澳辦原主任
包玉剛實驗學校理事
2008年10月4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