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馬之禍
公元９０５年３月，在黃河岸邊一個叫白馬驛（現在的河南省滑縣）的地方，唐朝宰相裴樞等三十多名高級官員在一夜之中，全被殺害。這一行動，雖然是根據天子的命令進行的，但當時的皇帝昭宣帝隻不過是個傀儡罷了，朝廷上的一切大權都由武將朱全忠（８５２—９１２）掌握著。對朱全忠來說，滅唐篡權隻是時間問題。裴樞等一大批大臣被殺，正是朱全忠在奪取天下前，為了掃除障礙，對那些難以對付的人所下的毒手。朱全忠的幕僚李振幾次參加科舉考試都名落孫山，因此，對當時進士出身的貴族心懷嫉恨。這時，他極力向朱全忠調唆：
此輩自謂清流，宜投於黃河，永為濁流。
朱全忠笑著聽從了李振的話，下令把這三十多具屍體投入黃河。以後，人們把這一悲慘事件，稱之為“白馬之禍”。
“白馬之禍”宣告中國曆史上一個時代的終結，具有深遠意義。從魏晉南北朝一直到隋唐，被稱作是士族製的時代，形成了一個以炫耀家世、門第為特征的所謂士族門閥特權階層。無論是政治地位，還是社會地位，這個階層都十分優越。然而，由於士族勢力的擴大，常常影響和限製了皇帝的權力。為了排除這一特權階層，加強皇帝權力，從隋代開始，嚐試實行以科舉考試的辦法來選拔任用官吏。這一製度如果能很好實施，就可能開辟一條在士族以外，從庶族地主階級中產生高級官僚的道路，士族的權力將大大縮小。但是，在唐代，這一製度還不能得到很好實施，也沒有取得明顯的效果。考取科舉的幾乎都是士族子弟，官場依然被他們把持。他們自詡門第高貴，是清流，對出身卑微的則蔑稱為濁流。這樣一來，雖然有的人具有卓越才能，隻因為出身門第不高，隻好極不情願地久居人下，從而使一般知識分子的不滿情緒越來越加劇，對所謂清流的高級官僚的憎恨也越來越強烈。唐末農民大起義的領袖黃巢，就是一名科舉落第的書生。當時，很多知識分子，由於失去了進入中央高一級仕宦的希望，就投靠地方軍閥，充當各地藩鎮的幕僚、書記官等。上麵所說的李振就是其中的一個。這些人期待通過武臣的力量，打破以士族為中心的現行體製。所謂“變清流為濁流”，就是當時一般知識分子的共同願望。“白馬之禍”正是他們壓抑很久的憤懣情緒的大發泄，這一事件，宣告了延續七百多年的士族門閥製度的瓦解。
二、五代危局
“白馬之禍”後兩年，即公元９０７年３月，朱全忠逼迫唐朝最後一位皇帝昭宣帝“禪讓”，自己做了皇帝，他就是後梁的太祖。從此，結束了持續稱雄於整個東亞地區近三百年的大唐帝國的曆史，中國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唐朝的滅亡，在東亞地區掀起了軒然大波。以８世紀中葉的“安史之亂”為轉折點，唐王朝對各地的支配權開始變弱。各地的節度使不但掌握了軍事大權，還掌握了行政、財政大權。他們各行其政，儼然是一個個獨立王國，統一的大唐帝國已經名不副實。特別是９世紀後半葉黃巢起義以後，朝廷的“威令”隻能及於河西、山南、劍南、嶺南的幾十個州。國家的財政收入隻能依靠都城長安與附近幾個州的租稅，其餘的都落入了地方政權手裏。但是，在名存實亡的唐朝苟延殘喘期間，割據各地的軍閥，對朝廷多少還有所顧忌，沒有明確宣布獨立。軍閥們為了擴大各自的勢力，還需要朝廷的權威並加以巧妙地利用。
唐朝一滅亡，對誰都已毫無約束。於是，各地的軍閥相繼宣布獨立，建立政權。如同一把散了骨架的扇子，中國開始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前後同時並存了前漢、後蜀、荊南、楚、南漢、吳、南唐、吳越、閩、北漢等十個割據王國。在中原地區，取代唐朝後以正統自居的幾個政權的基礎也非常脆弱，接連不斷地發生權力之爭。在此同時，加上經常受到北方新興的少數民族契丹的侵擾，政權的交替瞬息萬變，像走馬燈似的，五十年間，先後更換了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等五個朝代。因此，這一時期，在中國曆史上被稱為五代。每一朝代，最長的也隻有十幾年，最短的後漢還不到四年。而這些王朝統治的地區，也隻有中國疆域的一半。這是自秦統一天下以來，在中國曆史上少見的混亂時代。正如內藤湖南（虎次郎，１８６２—１９３４）博士的《支那近代史》一書第三章《五代危局》中所分析指出的：整整半個世紀，戰爭接連不斷，這樣的亂世，在中國還為數不多。
三、《舊五代史》的複原
五代的正史，現存的有新、舊兩種五代史。《舊五代史》是宋初開寶六年（９７３）史官薛居正受宋太祖的敕命編纂而成的。全書共一百五十卷，原來的名字叫《五代史書》，一般則叫作《舊五代史》。又因為是薛居正編纂的，所以又稱作《薛史》或者《舊史》（本書以下簡稱為《舊史》）。《舊史》是在宋代成立不久，隻用了一年時間就編寫而成的，大致照抄五代各王朝的實錄。它的編纂形式，也根據以往的正史的體例，所以能在短時期內完成。
《舊史》在宋代雖然居於官修史書之列，但在歐陽修（１００７—１０７２）的《新五代史》問世以後，讀的人漸漸減少。特別是金代於１２０７年頒布了“新定學令”，規定在學校教科書中去掉《舊史》，隻采用《新五代史》以後，《舊史》也就逐漸被人遺忘，自然，對《舊史》也就不再雕板印行了。隻是，在學令發布以前刻印的《舊史》，後世還有流傳。據說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黃宗羲就藏有這種版本的《舊史》。另外，據記載，民國四年（１９１５），有個叫江允宗的將自己所收藏的金刊本《舊史》賣給了一個廣東商人，後來卻下落不明。總之，早期刻印的《舊史》現在已經失傳。幸運的是，明代編纂的《永樂大典》中，收錄了《舊史》的原文。清代乾隆年間（１７３６—１７９５），開設四庫館修撰《四庫全書》這一規模宏大的百科全書時，曾經尋訪《舊史》原來的刻本，但沒有找到。於是，館臣邵晉涵將《永樂大典》中的《舊史》原文輯錄在一起，把它恢複成原來的體例。在此同時，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還輯錄整理了其他許多已經亡佚的書，其中恢複《舊史》被認為是最大的成就之一。《舊史》再次問世後，被列入正史，成為二十四部正史中的一部。
隻是，從《永樂大典》中輯錄的《舊史》不很完整，還有一些殘缺。於是隻好用《冊府元龜》、《五代會要》等在宋代編修的書籍中引用的《舊史》原文做補充。盡管如此，還是無法做到完全恢複《舊史》原來的麵貌，尤其是《梁太祖本紀》和“誌”的部分，重要的地方常常有脫漏。另外，根據陳垣（１８８０—１９７１）考證，在清代宮廷進行輯錄工作時，本身就存在著問題，沒有按照《永樂大典》中記載的原文抄錄下來。由於館臣們心有顧忌，怕觸犯滿清朝廷，在抄錄時，不少地方故意地改動某些文字。陳垣晚年悉心致力於恢複《舊史》研究，但未能如願，隻撰寫了一二篇劄記。
四、感歎之書———《新五代史》
《新五代史》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著名文學家歐陽修私人撰寫的史書，共七十四卷，正式的名字叫《五代史記》，為了與薛居正的《舊五代史》相區別，它又被叫做《歐史》、《新書》（本書以下簡稱為《新書》）。歐陽修在世時，《新書》還沒有刻印流傳。歐陽修死後，神宗皇帝聽說有這樣一部史書，命令進呈，然後才刻印出版，並把它作為官書之一。
歐陽修開始編撰《新書》的確切年月已經無從知道，大致的時間是在景祐四年（１０３７）到至和元年（１０５４）之間。這正是歐陽修從三十一歲到四十八歲之間，即他生活最充滿波折而精力最充沛的時期。在政治生活方麵，由於北方民族的侵掠騷擾，國內動蕩不安，官場日趨腐敗。為了挽救宋朝這一衰敗貧弱的局麵，歐陽修擁護範仲淹（９８９—１０５２）提出的改革主張和範仲淹等人實行的被稱為“慶曆新政”的革新政策。但是，那次改革運動由於受到保守派官僚的激烈反對，不到一年就遭到失敗，歐陽修也因此被貶逐出朝廷去當地方官。激進無畏、銳意改革的歐陽修就在這時寫了著名的《朋黨論》，斥責保守派官僚是一批庸庸碌碌的小人。為此，歐陽修也遭到了保守派官僚的大肆汙蔑和猛烈攻擊。他在那個時期撰寫的這部史書中，傾注了對政治、對社會的滿腔熱忱。《新書》的“論讚”一律以“嗚呼”二字開始，所以，它又被稱為“嗚呼史”。但是歐陽修本人卻說：“此乃亂世之書”，感歎這個時期的中國，就像一團亂麻，戰爭接連不斷，武人專橫跋扈，所謂“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人們不知廉恥。由於過分感歎這一黑暗時代，於是，就用“嗚呼”二字作為他論讚的開始。清代史學家章學誠抓住這一點，尖銳地批評說，《新五代史》隻不過是一部哀挽吊祭的文集罷了。
與《舊史》以曆來的正史體裁為原則相對立，《新書》仿效所謂的“春秋”筆法。例如，雙方互相進攻稱“攻”，大擊小稱“伐”，攻擊有罪的國家稱“討”，天子親自領兵前往稱“征”，如此等等，一字一句，有嚴格區分。這說明書中每個名稱的使用，都是字斟句酌，經過認真的考慮。其他如列傳部分，采用《史記》的敘述方法，並廣泛采集野史、筆記、小說中的材料，赤裸裸地揭示了亂世期間各種人的真實麵目。《新書》文筆清麗，不用當時官場中通用的艱澀而又豔麗的四六駢文，而用通俗易懂的古文書寫，充分發揮了作者作為文學家的才能。隻是，全書的篇幅不到《舊史》的三分之一，記事也過於簡略。“誌”的部分，隻有《司天》（天文）、《職方》（地理）二卷，其他有參考價值而應該設置的，例如《食貨誌》等，也都省略而沒有編寫。為此，受到了後世學者的批評。但是，《新書》把五代時期的一些重要問題，例如，對產生了五代好幾個皇帝的沙陀族的起源（卷四）、宋代兵製淵源於五代兵製及其變遷過程（卷二七）等，都在論讚中加以簡明扼要的論述。《義兒傳》（《養子列傳》），《伶官傳》（《俳優列傳》）等篇目的設立，鮮明地反映了時代的特色。尤其是對史實的論證，堅持嚴肅認真的態度，注意利用古文書和碑刻資料進行考證，對難以考證，不能確定的問題，則坦率地加上附注：“俟考證”。
由此可見，《新書》是一部具有獨特見解的出色的史學著作。
五、對後梁的不同評價
由於五代的正史存在著新舊兩書，清代以後，關於兩書孰優孰劣的爭論十分激烈。我們認為，這兩部史書各有長短，不能一概而論。內藤湖南博士因為新舊《五代史》和類似的新舊《唐書》的編纂方法不同，指出宋代的史風有很大的變化。的確，在《新書》以後出現的司馬光（１０１９—１０８６）的《資治通鑒》的敘事方法，和歐陽修是一致的，五代部分更是如此。
可是，對我們來說，更值得注意的是關於兩書對五代各王朝評價的不同。由於《舊史》以實錄作為主要材料來源，對五個王朝給予對等的地位。在記事時，大體上站在“公平”的立場上。而《新書》則按照歐陽修的史學觀點，夾入了他大量的好惡褒貶，不惜對史料自行取舍。特別是對五代的第一個王朝，即由朱全忠（原名溫，全忠是唐朝賜給他的名字。他當了皇帝以後，改名炅。但在我們日本國，習慣上都稱他為朱全忠）建立的後梁的評價，兩書迥然不同。南宋著名學者洪邁（１１２３—１１８７）在《容齋隨筆》中，以“朱梁輕賦”為題，對朱全忠及其建立的後梁王朝作了如下的評論（《容齋三筆》卷一〇）：
朱梁之惡，最為歐陽公《五代史記》所斥詈。然輕賦一事，《舊史》取之，而《新書》不為拈出。其語雲：“梁祖之開國也，屬黃巢大亂之餘，以夷門一鎮，外嚴烽候，內辟汙萊，厲以耕桑，薄其租賦，士雖苦戰，民則樂輸，二紀之間，俄成霸業。及末帝與莊宗對壘於河上，河南之民，雖困於輦運，亦未至流亡。其義無他，蓋賦斂輕而丘園可戀故也。及莊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謙為租庸使，峻法以剝下，厚斂以奉上，民產雖竭，軍食尚虧。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饑饉，不四、三年，以致顛隕。其義無他，蓋賦役重而寰區失望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