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本書中，我寫了兩種美國特性和兩個群體的起伏，雙方各自在同一條鴻溝背後虎視眈眈，各自都認為自己是正義的而對方是邪惡的。我寫了在非常時刻，這些群體的成員通常殘忍地互相殘殺或試圖互相殘殺。三K黨徒在塞爾瑪殺害民權示威者；兩個和平主義者在弗吉尼亞的裏士滿被射穿後腦勺，並被扔在溝渠裏；一個嬉皮士在新墨西哥被射中後腦勺。“氣象員”準備用炸彈對在迪克西舉行的軍人舞會上進行屠殺。古巴黑幫分子對蘇聯大使館辦公室的縱火和轟炸及明星經紀人控製蘇聯藝術家。在平定紐瓦克的暴動後，州警察實施了司法外殺戮；黑人民族主義者在克利夫蘭突襲警察。謹以此書紀念那些因意識形態差異而被美國人殺害的同胞。
我寫了1952到1972年的起伏，寫了一個曾自認為團結一致的國家卻呈現出一幅不相稱的“世界末日”景象：兩個鬆散定義的美國群體，各方都認為若對方獲勝，所有正派、真實和值得保存的東西都將終結。
那就是20世紀60年代。
美國人不再因意識形態差異而相互殘殺或試圖相互殘殺，至少現在不會。記住：戰爭雖已減少。卻仍在醞釀。
我寫了民主黨對尼克鬆崛起的憤怒，切克演講中的尼克鬆。他極其出色地吸收了自由的民粹主義，將他們引導為白人中產階級對久經世故者、出身高貴者及“精英圈子”的憤怒——所有這些人都瞧不起“你和我”，都認為比尼克鬆的皈依者在道德上勝人一籌，以求得道德相對論；“變化的托利集團”妄自尊大地嘲笑尋常百姓的簡單信念、樸素愛國主義及單純的樂趣。我還寫了這些自由主義者的簡單信念：隻要尼克鬆陣營能真正悟出理性，抓住“該領域的可靠文獻，”他們的偏見就會消融，他們真正的興趣會被發現，他們也會結束自由主義。
我寫了“美國共識”的狂熱；它形成於權威統治集團，伴隨著巴裏·戈德華特的壓倒性失敗而達到頂峰。與林登·約翰遜一樣，他們強烈認為“這是自耶穌在伯利恒誕生以來最有希望的時刻，”認為隻要“極端分子”停止激起兩派鬥爭，美國人就會並將永遠團結和平。我寫了理智的自我壓抑，讓人們相信即使話語被記錄，種族和戰爭那惡魔般的暴怒也在集聚；相信美國一直並將永遠處於分裂。20世紀60年代的憤怒和暴力行為部分源於美國的鎮壓，倘若在此之前，人們沒有對美國的團結津津樂道以至於虛假言辭甚囂塵上，那麼隨著20世紀90年代暴怒的日漸猖狂，伴隨著共識迷思瓦解而來的狂怒便不會到達如此地步，不會發展到勢不可擋的境地，這點勿須多言。
我寫了隨著暴怒的集聚，尼克鬆是如何倔強而成功地回應了美國對寧靜的渴望；即便如此，在紛繁交錯中，尼克鬆的崛起也激起和引發了憤怒和仇恨，它們紮根於尼克鬆性格中心根深蒂固的憤怒和仇恨。若不是為了把鄰國視作異類，並認為異類會毀滅我們，那他命令加入他那“沉默的大多數”的目的是什麼？我甚至暗示，那些吞噬他的魔鬼和導致水門事件的魔鬼也部分是為了與他認為的真正惡魔抗爭。對於這場戰爭，公眾多少有點感同身受，盡管憂慮和恐懼向尼克鬆襲來，但公眾擁護尼克鬆正是出於這個原因。由憂慮和恐懼引起的報複心，與尼克鬆及其追隨者展現在世界麵前的虔誠常態戰線並非相互分離，而是緊密聯係的。
理查德·尼克鬆於1994年逝世。在他的葬禮上，參議員鮑勃·多爾預言“20世紀後半期將以尼克鬆時代而聞名於世”。在某種程度上，他當然沒有刻意這樣說，但我想多爾是對的。尼克鬆留給世人的是我們民族自我形象的措辭：兩種美國人。一方是“沉默的大多數”，即“安靜者”：中產階級、郊區居民及農民聯盟；他們現在將自己稱為“重要選民”、“信仰者”、“愛國者”、甚至單純的“共和黨人”；他們感覺自己墮落成勢利的決策精英；他們對非美裔、反基督教者、無道德論者及異類極度憤怒。另一方是“自由主義者”，“世界主義者”，“知識分子”，“專業人士”——“民主黨人”。他們說，他們將反對不公正的呼喊視作更高形式的愛國主義，或者“活並讓其活”。他們認為向被壓迫人民伸出援助之手的意願與獲得“價值”有關，而非與你所崇拜的有關（若有此情況）——但是他們瞧不起第一類人，將他們視為無知受騙者，那些玩世不恭的精英利用他們情感上的虔誠吹捧他們的財富、訴諸戰爭、破壞生活。從理想的狀態來看，雙方在本質是平等的、命運也同樣悲慘。雙方都認為對方不是真正的美國人。關於尼克鬆的爭論，正反兩方都提供給我們有關戰爭的語言。
在政治和文化分歧上，美國人是否那麼仇恨彼此，甚至幻想殘忍地相互殘殺？很難說他們沒有。
尼克鬆的國度如何完結？它尚未完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