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林登·約翰遜在總統選舉中贏得了61.05%的普通民眾選票和538張選舉人票中的486張，這是美國史上最為壓倒性的勝利。而在1972年共和黨候選人理查德·尼克鬆也令人吃驚地贏得了類似的壓倒性勝利：60.67%的普通選票和520張選舉人票。在這其間的8年中，定義我們政治和文化的戰線在血與火中得以錘煉。而本書正是解釋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以及為何發生了。
作為這8年開端的1965年，人們並未料到血與火將成為美國政治與文化中的一部分。據專家說，美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更為團結和自足。5年後，一位來自費城的年輕女孩——基瓦尼斯俱樂部衣著得體獎的獲得者，卻因為被控陰謀在1968年民主黨全國大會上製造混亂而和另外6名美國人一起受審，在法庭上她遭到了如下的盤問：
“你當時在練習M1步槍的射擊嗎？”檢察官問。
“是的，”她答道。
“你也在練空手道，對吧？”
“是的。”
“你這都是在為革命做準備吧？”
“經過芝加哥事件之後，原本是和平主義者的我開始意識到我們必須捍衛自己的權利。非暴力革命不可能成功，盡管我迫切地希望能成功。”
這次庭審的幾個月之後，一位普通的芝加哥廣告推銷員接受《時代》雜誌采訪時說：“我真想出去斃了這些家夥，我真他媽的快瘋了。他們要毀掉一切——為了自己、妻子和孩子我所努力奮鬥的一切。”
這部美國史由四部分組成，分別對應1966、1968、1970和1972年進行的四次選舉。政治家善於把握文化潮流，致力於讓51%的民眾相信他們了解民眾的恐懼和希望，能尊重並履行承諾，能保障安全並帶領人民實現夢想。研究一位極其成功的政治家在多變的文化環境下如何完成這一任務正是了解民眾恐懼和夢想的途徑。
這四次選舉的關鍵人物正是尼克鬆，這位傑出而又煩惱纏身的人努力打造一套公共語言，借此他向民眾允諾，20世紀60年代給整個美國造成巨大破壞的新出現的奇怪的憤怒、焦慮和怨恨都將置於掌控之下。尼克鬆的故事正是整個敘述的引擎。在麵對著60年代的混亂時，尼克鬆本人巨大的憤怒、焦慮和怨恨形成了他複雜的個性，並引起了燃燒。可是他所做的一切沒有一點是自然而然並不可避免的，因為通過利用60年代文化混亂所產生的憤怒、焦慮和怨恨，一個人居然可以成為美國總統。事實上尼克鬆本人也很晚才意識到這一點。通過1966年選舉他達成了目標，對別人進行了研究，尤其是重點研究了羅納德·裏根，裏根通過給憤怒的情緒提供政治宣泄而贏得了加州州長的位置。要不是由於1966年主張“法律與秩序”的保守分子的突然襲擊，約翰遜代表的自由派遭遇了一係列的失敗的話，情況可能會截然不同——尼克鬆的競選平台可能和約翰遜的自由派相差無幾。不過實際上失利的自由派被看作是美國惡棍。
尼克鬆1968年總統選戰隻是險勝。在他的第一任總統任期內，他所在的共和黨在議會中是少數派。不過他取得險勝的途徑似乎為他指明了一條全新的政治結盟的道路，一條不同於從羅斯福時期的大蕭條開始就一直堅持的道路。另外，在尼克鬆的總統任期中，他針對1970年的國會選舉做出了如下判斷：共和黨的多數力量紮根於美國南部和西南部，他們對由於反對越戰和反對白人的政治統治地位、反對幾乎一切傳統文化準則而開展的一係列不利於社會穩定的運動感到怒火中燒。尼克鬆原以為這些保守的共和黨人能在國會選舉中使共和黨能壓倒民主黨而獲得多數席位。可是在1970年的國會中期選舉中，共和黨的候選人遭到了羞辱，大敗而回。尼克鬆譴責了敵人的陰謀，認為他們也是美國的敵人，他便開始正視他們。他摧毀敵人的決心更加堅定了，因為他知道敵人已經決意要毀滅他。
幾百萬的美國人也以同樣的方式意識到了力量的平衡，即美國陷入了光明和黑暗力量的激戰中。唯一肯定的是，美國人對於自己分屬哪個陣營產生了極大的分歧。到了1972年的時候，將這場激烈的戰鬥定義為發生在“挺尼克鬆派”和“貶尼克鬆派”之間的鬥爭是最恰當不過了。
時至今日，尼克鬆去世已經多年，可是這些分歧依舊。我們今天稱它們為“紅色”和“藍色”的美國。其中的一方暫時贏得了51%或40%，或60%的選民，這幾乎成為每次選舉的敘述模式。看來我們的後代也還會遵從這種模式。不過每次的聯盟中選民的構成總是變化著的。
這本書中的主角並非理查德·尼克鬆。事實上本書的主角並沒有一個具體的名字，他存在於本書的每一頁中。1964年正是選民推動著民主黨執政，也正是選民，在8年後因為同樣的原因推動著共和黨人尼克鬆走向了總統的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