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良
我國的傳統文學以詩文為“正宗”，因此在各種文體創作中，散文就一直占著很大的優勢，曆來名家如雲、佳作迭出，所以素有“散文大國”之稱。此種狀況，在“現代”期也有一定程度的承續。就文體的曆史傳承與現代延伸而言，散文應是最早彰顯傳承關係且取得顯著實績的文體。魯迅在論述五四文學革命初始階段各種文體的創作成就時作出過如此判斷：因為現代散文新文體的產生，“原是萌芽於‘文學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所以“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小品文的危機》）。這一判斷無疑是有充分依據的。正因現代散文幾乎同五四文學革命及新文學的誕生同步行進，新文學作家汲取傳統散文的滋養，駕輕就熟地運用散文文體：《新青年》“隨感錄”開其端，《每周評論》、《努力周報》等雜感、小品隨後跟進，而後又湧現出專力於散文創作的流派“語絲派”及其獨創的“語絲文體”，於是一種新穎的現代散文文體便應運而生、日趨成熟。之後，散文依然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當家品種，幾乎所有作家都投入過這一文體的創作：不但湧現一批專於此道和精於此道的散文家，即使詩人、小說家、戲劇家也大抵有散文創作。這些並非“專業”的散文作家少不了也有幾本散文集麵世，魯迅便是小說和散文兩種文體交替使用，其散文創作數量多於小說，創作成就也絲毫不亞於他的小說。由是，以文體論中國現代文學的作家總量和創作總量，散文肯定也是“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的。
現代散文的這種皇皇大觀及其為中國現代文學提供的豐富經驗，理應引起文學研究者的足夠重視。事實上，作為現代文學的四大文體之一，散文也一直受到人們的關注，幾乎從現代散文誕生之日起，它就在研究者的視野之中。當然，與現代文學的其他文體研究相比較，散文研究算不上是最熱鬧的，這可能有“文學性”因素的考量。就文學的“純度”而言，散文自然比不得小說與詩歌，它兼有議論（政論）性、新聞性（通訊、報告）、現實參與性等特點，常常承載了許多文學以外的東西，散文中的一些亞文體（如隨筆、雜感、書信、日記等），可以稱之為是周旋於文學與非文學之間的“邊緣文體”，因此若從“文學”範疇看待各種文體，對散文稍有所輕。人們特別看重小說與詩歌這樣的“純文學”，應該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可以感到欣慰的是，作為傳統“散文大國”，散文研究在我國畢竟還是受到相當的重視，不但在傳統文學研究中，散文是無可爭議的“大類”，即便是現代文學研究，它依然占有重要席位，依然成為研究者的重要關注對象。時至今日，現代散文研究的領域已大為拓寬，舉凡散文文體的理論研究、現代散文史的撰著與研究、作家作品的個體研究，等等，都有廣泛的涉獵，有的研究已相當深入。特別是近年來，散文一度“躥紅”，曾形成所謂“散文熱”，其在文壇的地位也大有“提升”之勢。散文會引起眾多研究者的濃厚興趣也是勢所必至。
對於現代散文研究的曆史與現狀的匆匆審視，我對散文之是否會受到重視並不擔心，感到不足的，並不在於對散文的關注度，也不在於研究數量的多寡，而在於研究角度的調整和研究新領域的開拓。從以往的研究情況看，一個突出的問題是，無論是“史”的描述或是作家個案的研究，大多重視的是散文的“外部關係”研究，研究者較多關注的是就文學的“外部”探察一種散文類型生成、發展的曆史可能性及其對於“曆史承擔”所蘊涵的意義，缺少的是散文的“本體研究”，即從散文“內部”探究此種文體基於獨特的話語表達而生成的文學功能和審美價值，從而對這一種文體作出應有的價值判斷。而注重本體研究，側重從文學的內部關係上探究，恰恰是促進散文作家真正的文體意識的自覺，使之有效把握文體特質，生成散文文體獨特的藝術審美效應，所不可或缺的。
重視散文的“本體研究”，注重文體特質的考察，對於散文這種特殊的文學形態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中國散文的曆史可謂源遠流長，然而一直以來人們對散文的理解比較寬泛，散文的文學性麵目也總是不甚清晰，甚至連“散文”這一名稱在中國古代也不流行，常為“文章”、“文”、“筆”或“古文”等替代，散文作為文學體裁概念為人們所熟識卻是五四時期的事情。誠如林非所言：“劉半農於1917年發表的《我之文學改良觀》，傅斯年於1919年發表的《怎樣做白話文》，是‘五四’之後最早提出‘散文’這個名稱的，從此用‘散文’概括除開韻文之外的廣義散文，以及屬於文學範圍之內除開詩歌、小說與話劇之外的狹義散文這兩個方麵”，散文的文學地位才“得到了廣泛的承認和流行。”（《關於當前散文研究的理論建設問題》）“美文”也就是我們現在通常稱的“小品文”，它作為現代散文中文學性因素較重的亞文體，在中國的形成還要更滯後些。五四以後，周作人首次提出“美文”概念，才徹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然而需要明確的是，在很長時期內，雖然新文學的先驅們對散文文學地位的確立進行了篳路藍縷的開創性工作，並且取得不俗成績，但總體來看散文創作的個性不夠鮮明，文質良莠不齊，尤其是過重的功利性淹沒了文學性，“美文”創作相對滯後。語絲派的出現，表征著現代散文開始走進了一個文體自覺的時代。語絲派作家從散文“體”的角度就“語絲文體”展開討論，開始了“20世紀裏中國散文批評家第一次自覺地、有意識、有目的地圍繞現代散文的‘體’所進行的批評活動”（範培鬆：《中國散文批評史》），在理論和創作實踐兩個方麵都作出了重要建樹。特別是矯正了前一階段“新民體”散文、“《新青年》散文”文學性不強，偏向於“政論”的弊端，把濃厚的文學意味、個人的性情情趣、獨到的藝術手腕融於創作中，使之成為較為成熟的散文體式。然而，就中國現代散文史的整體看，“語絲文體”僅此一種，像這樣帶有流派性的注重文學含量的散文文體的創造畢竟太少，這也是後起的散文重“理”輕“文”的弱點不能得到有效匡正的一個重要原因。現代散文的創作實踐表明：作家的散文文體意識的自覺，確立自覺的散文“體”的意識，對於有效地進行接近於散文“本體”的創作，實在是太重要了；而對於研究者而言，重視對散文的“體”的研究，也就成為一項必不可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