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市有一所特殊高中，名為經濟和金融高中，位於紐約市金融區的黃金地段，離華爾街步行5分鍾，離世貿大廈隻有2分鍾，這就是我就讀過的學校。隻要你去過華爾街，那麼你肯定經過這所不怎麼起眼的學校。
因為在這家學校上學的際緣，我比世界上絕大部分的同齡人要更早、更深刻地接觸了金融。在學校的課程選擇中，我修了大學的會計課程和銀行體係及銀行信貸，而且課程的期末測評是分析上市公司真實的年度報表；課餘時間，在校內，我們設有投資俱樂部，雖然用的是虛擬貨幣，但是使用的工具是隻有專業投資人才玩轉的“彭博終端”，收集最真實、最及時的數據用於分析；在學習之外，我向學校爭取過兩家華爾街公司的實習機會，充分利用了兩年的課外時間。第一份工作是無薪的，在Salamon Smith Barney（現屬於摩根士丹利）工作，協助一位投資經理的日常工作；另外一家是關注國際基金的公司，我當時的時薪為8美金。這所特色高中建校的目的就是從高中開始為華爾街培養人才，但是極具諷刺意義的是：在見識並跟隨華爾街經理工作了兩年之後，我對他們個人和他們做的事並沒有產生絲毫的興趣，反而看清楚了自己並不太合適這個行業。在高中畢業之時，學校頒發獎學金給學業優秀的學生，意在鼓勵新人繼續往這個方向發展，但是我卻大聲向獎學金麵試官宣布我將不會攻讀金融專業。因為我是優秀學生之一，委員會又不得不給我一份獎學金，但是明顯比一位去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讀本科的同學要少很多。每次回味這個故事，我都能感到自己當時的那份天真和那股傻勁。
不管是毅然放棄，還是糊塗轉行，總之我告別了金融，選擇了工程專業。為什麼選工程？很簡單：為了將來好就業。況且我的數理化算是不錯，不好好利用自己的強項就太浪費了。這種選擇應該是符合很多18歲上下亞洲學生的普遍邏輯。
在進入工程學院之後，我很快發現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在高人輩出的康奈爾大學，我不過是平凡的一位。在工程學院的四年裏，我既拿過A+的成績，也取得過C-的成績。雖然我對成績並沒有特別高的要求，也沒有很大的欲望去爭名次，但是有一件事使我越來越不安：我逐漸發現自己並不喜歡工程。從上課討論到課後寫實驗報告，我學習的動力完全是來自外界——為的是完成任務，為的是畢業了可以找份穩定的工作，為的是不讓父母失望。另外，對工程專業了解得越深，我越清楚自己成不了優秀的工程師，因為我缺乏熱情。看到身邊的同學都去了大小公司進行工程方麵的實習，我在不安之餘，難免又多了些迷失。我該怎麼辦？
多年之後的今天回眸，我當時的經曆真的是印證了一句話：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在大學的課外時間，我作為義工參加了當地一所中文學校的教學，絕大部分的學生是出生在當地的華裔，不少是教授們的孩子。為了這些小小ABC們，我還特地讓家人從中國郵寄了一包裹的新華字典，作為期末獎勵送給了所有的學生。同時，我又去競選了以外語為主題的一所學生宿舍裏的學生指導員的職位，和在大學裏修中文的各國同學住在一起。利用兩個暑假假期，我先參加了紐約市一個低收入社區的低齡孩子英語教學的實習，後又邀請了我的一位美國同學陪我到中國開了一個義務教學的英語實驗班。這些活動沒有人鼓勵我去做，也沒有人指導我怎麼做，但我每次都是以最大的熱情投入進去，始終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推動著。多少次在實驗室裏連續工作幾個小時，休息的時候，我的大腦和注意力就不由自主地轉向策劃暑期教學計劃。我能夠實實在在地感受到在全身滾動的熱流。畢業之後多年，作為校友招生官麵試，我經常會被學生問到：“林老師，你覺得康奈爾大學給你最大的收獲是什麼？”其實從高中到大學畢業，我最大的驕傲是在進入社會工作之前，有機會嚐試了中國人向往的兩大行業：金融和工程，並發現了自己並不太合適這兩者。我最大的幸福莫過於當自己還沒有愛上金融和工程的時候，就找到了真愛——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