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經濟倫理學的理論地位：經濟學作為一門目的性價值學科對社會具有全局性或終極性的人文關懷。
當代經濟學研究進入數量化的時代，即經濟學研究以數量分析為基本的研究工具。嚴格地說，沒有數量化分析模型的幫助，當代經濟學研究不可能深入整個社會的過程並達到今天的規模。但是，數量分析模型對當代經濟學的巨大幫助，既不說明經濟學是一門純粹的工具性的學科，也不說明經濟學不包含對基本價值問題的關懷。我國某些受過西方頂級大學教育的所謂經濟學家，因為當代經濟學的科學性和嚴密性而否認經濟學作為一門價值學科或目的性學科的性質，那肯定是缺乏哲學等人文素養之故。一個真正的經濟學家，必然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哲學家，否則就僅僅是一個經濟理論研究的“工匠”。這種經濟理論工匠再優秀，也不可能在對整個社會的人文關懷的基礎上達到對現實經濟問題的根本性和全麵性問題的哲學洞見。因此，如果經濟理論工匠們把握了整個社會的經濟政策的走向或對基本的社會經濟政策具有很大的發言權的話，絕非中國社會之福祉。
在當代社會，經濟學作為一門目的性學科保有對根本人文價值的關懷，是因為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與其他人文學科（尤其是哲學）、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具有相互緊密的聯係。任何一門經濟學科都是有其倫理價值基礎的，經濟學與倫理學具有不可分割的內在的聯係。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教授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講座中直言不諱地對當代經濟學孤立化的傾向提出批評。他說：“現代經濟學不自然的‘無倫理’（non-ethical）特征與現代經濟學是作為倫理學的一個分支而發展起來的事實之間存在著矛盾。不僅被尊稱為經濟學之父的亞當·斯密曾經是格拉斯哥（一個充滿實用主義的城市）大學的道德哲學教授，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經濟學科曾經被認為是倫理學的一個分支。直到不久以前，經濟學還是劍橋大學道德科學榮譽考試中的一門課程。”（1）在他看來，經濟學研究脫離倫理學與政治學研究，是放棄經濟學作為目的性學科地位，從而使當代經濟學無用武之地的原因所在。所以他指出：“經濟學研究最終必須與倫理學研究和政治學研究結合起來，這一觀點已經在亞裏士多德的《政治學》（Politics）中得到了說明和發展。”（2）彼特·科斯洛夫斯基教授在批評當代實證主義經濟學是一種“經濟學理論帝國主義”時也指出：“它們相信可以放棄倫理學和價值問題，由此它們忽略了資本主義作為由自由的個人所組成的社會向每個人提出了極高的道德要求，並對道德態度提出了要求，而這是經濟自身所無能為力的。為了反對這些企圖，有必要回憶一下下麵的事實，即政治經濟學是產生於道德哲學的，而政治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寫了兩篇著作：《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資本主義的社會哲學必須有和亞當·斯密同樣寬廣的視野。它必須謹防做出如下的經濟主義的錯誤結論，即相信，一種在經濟上高效率的係統就已經是一個好的或有道德的社會了，而經濟就是社會的全部內容。”（3）資本主義的社會哲學必須有和亞當·斯密同樣寬廣的視野，那社會主義的社會哲學就不應當有和亞當·斯密同樣寬廣的視野嗎？如果不應當，那麼這種“社會主義”是什麼性質的“社會主義”？是全體中國人需要的“社會主義”嗎？
經濟學起源於倫理學的事實說明經濟學學科出於對終極價值的人文關懷而研究經濟問題，說明經濟學對具體經濟領域或經濟事實的深入的數量分析和把握是有其倫理價值的出發點的。因此，經濟倫理學這門學科既說明倫理學作為一門哲學學科應用於經濟領域的事實，也說明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保有對社會的根本價值的終極關懷的事實。經濟倫理學既表明經濟學保有關懷社會的終極價值的權利，也表明自身是經濟學保有自身靈魂或價值基礎的核心學科。總之，是倫理學或經濟學有“用武之地”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研究領域。
二、經濟倫理學的學科性質：經濟倫理學不是完成意識形態任務的工具性理論角色。
根據經濟倫理學的理論地位，我國經濟倫理學研究的目的自然在於為我國建立市場經濟體係過程中的經濟發展和經濟製度、經濟政策的設置提供倫理價值依據和方法論指導。有研究者認為經濟倫理學是由於我國執政黨將工作重心轉為經濟發展而成為顯學的，因此它是一種政治權力體係中的核心社會倫理。這種觀點仍然將經濟倫理學視為完成意識形態任務的理論工具，表麵上符合現實，實際上扼殺了經濟學保有關懷社會的終級價值的權利，抽掉了經濟倫理學作為一門獨立存在的學科的最後一點客觀基礎，對經濟倫理學這門學科是一種根本性的否定或架空。經濟倫理學研究作為一種為我國建立市場經濟體係過程中的經濟發展和經濟製度、經濟政策的設置提供倫理價值依據和方法論指導的理論研究自然是服務，這種服務一是價值導向或終極的人文關懷，二是方法論分析，三是經濟製度創新曆史的邏輯再現。這三點與作為完成意識形態任務的理論工具風馬牛不相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