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夏秋之際，去雲南紅河州的彌勒縣參加一個財經雜誌的年會，歸程且行且遊，進玉溪境內，有友人邀約到一大湖邊吃湖魚火鍋。此湖出於大山之間，縹緲曠遠，據說極神秘，因事涉軍事，在很多年的全國地圖中竟未標出。友人遙指湖畔一峻嶺說：“這就是哀牢山，褚時健在那裏種橙子，不久前王石剛剛上山探望，吳君願否一訪？”
我在做企業史研究時，曾遍閱有關褚氏的種種報道，並專門寫過一篇案例解讀。褚時健是中國煙草業的傳奇人物，他以17年之功，將瀕臨倒閉的玉溪卷煙廠帶到全國第一、世界第五大煙廠的位置。可是，到1996年卻因貪獲罪。事發之後，褚時健的妻子、妻妹、妻弟、外甥均被收審，女兒在獄中自殺身亡，兒子遠避國外，名副其實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然而，褚案在經濟界引發了極大的同情浪潮，褚時健創利百億，其月薪卻隻有區區的1000元，有人算了一筆賬，紅塔集團每給國家創造14萬元利稅，褚時健自己隻拿到1元錢的回報。十餘位企業界和學界的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聯名為褚時健“喊冤”，呼籲“槍下留人”。
1999年1月，褚時健“因為有坦白立功表現”被判處無期徒刑，宣讀判決書的時候，他隻是不停搖頭，一言不發。2002年，褚時健因病獲準保外就醫，他與妻子在哀牢山上承包了兩千畝荒涼山地，種植甜橙。
此後十餘年間，偏遠寂寥的哀牢山突然成為很多民營企業家的奔赴之地，有的獨自前往，有的結群拜訪，用最早做出這一舉動的王石的話說：“雖然我認為他確實犯了罪，但這並不妨礙我對他作為一個企業家的尊敬。”
對褚時健的同情和致意，超出了對其案情的法律意義上的辯護，而實質是一個財富階層對自我境況的某種投影式認知。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曾提出“極限情境”的概念，在這一情境中，通常遮蔽我們的“存在”的雲翳消散了，我們驀然直麵生命的基本命題，尤其是死亡。雅斯貝爾斯描述了人們麵對這一情境時的焦慮和罪惡感，與此同時，也讓人們以自由而果敢的態度直麵這一切，開始思考真正的命運主題。
當年，褚時健與老妻兩人獨上哀牢山，並沒有想過“褚橙”的商業模式，也不知道會有什麼電子商務，他對所受遭遇毫無反抗和辯駁，亦不打算與過往的生活及故人有任何的交集，自上山那日起，他的生命已與哀牢山上的枯木同朽，其行為本身是一種典型的自我放逐。也正因此，在公共同情與刻意沉默之間，無形中營造出了巨大的悲劇性效果。
在某種意義上，褚時健在哀牢山上“圈地自困”，帶有極濃烈的意象特征，宛如一代在扭曲的市場環境中掙紮成長的企業家們的“極限情境”。麵對這一場景，他們會不由自主地喚起同理心，構成集體心理的強烈回應，人人心中都好像有一座雲纏霧繞的“哀牢山”。
在去年，我曾經寫過一篇《他們的心裏都有一座“哀牢山”》。然而，此刻讀著本書，我卻有了更深的感歎：在我們這個時代，褚時健的另外一個價值在於，他用頑強的人格魅力走出那座哀牢山。
在過去的十多年裏，這位八旬老人開拓荒山，創建“褚橙”，並用互聯網的方式逆襲，上演了一出令人驚豔的品牌大戲，“褚橙”的成功帶有極大的戲劇性和互聯網時代特征，可謂勵誌而酷炫。這兩年，每逢“褚橙”新鮮上市，我都會去網上默默地訂購兩箱，一是感奮於八旬老人的創業勵誌，再則是品味一下哀牢山的甘甜與“苦澀”。
在當今這個時代，人人都是改革的獲益者，人人卻似乎又具有“受傷情結”，褚時健的經曆可謂趨於極致，然而，他以超人的樂觀主義給予了我們全新的啟迪。正如尼采所言，“一個偉大的人格，可以在自己的身上克服這個時代。”
吳曉波
著名財經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