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饒是一個神奇的地方，有著獨特而奇妙的地域文化。依據曆代行政區劃和其地理位置，上饒文化可冠之為“饒信文化”。這一文化應屬於亞沿海地區文化，它兼具大陸文化與海洋文化的屬性，包含有荊楚文化與吳越文化的特征。對饒信文化，我作了這樣幾個方麵的歸納。
第一，三座山脈三個分水嶺，造就了涇渭分明的文化奇觀。
懷玉山脈是贛水和浙水的分水嶺。沿懷玉山脈往東走的水係，屬浙江水係；沿懷玉山脈往西走的水係，通過信江流入鄱陽湖，為江西水係，故有“凡水皆東流，信水獨西走”之說。這種逆水行舟之文化特色，使上饒人善聽逆耳忠言，善於逆勢而上。
武夷山脈是海洋性與內陸性氣候的分水嶺。武夷山主峰黃崗山，海拔達兩千一百五十七米，為華東最高峰。從山腳到山頂，“一山兩樣景，五裏不同天”，四季常青。常綠闊葉林、中山矮曲林、中山草甸依次漸進，景象萬千，美不勝收。
良好的空氣和水土，還成就了“鉛山女子不用揀”的風景。林密怡人，水清潤人，有這樣的山水，有這樣的林泉，有這樣優美的氣候條件滋潤，上饒女子皮膚潔白細嫩，美女如雲。陳紅、楊鈺瑩曾是一時翹楚；男性氣質上也有自己的特征，氣宇軒昂，落落大方，僅在國家級藝術院團工作的上饒籍才子佳人就有數百人之多。
鄣公山脈是吳楚文化的分水嶺。鄣公山位於婺源境內，吳楚分源界碑現保存於婺源博物館。明汪循《登大鄣山》雲：“蹯踞徽饒三百裏，平分吳楚兩源頭。誰識本來真麵目，乍晴乍雨幾時休。”吳人的吳儂軟語和楚地的剛直不阿在這裏碰撞、融合，構成了上饒人獨有的性格特征。方誌敏是典型的代表，他既以吳文化的柔情，寫下了對祖國、對人民充滿真摯感情的《可愛的中國》等佳作；又以楚文化的剛烈，麵對祖國和民族的危難，奮然而起，拯救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不惜拋頭顱，灑鮮血。麵對犧牲，心靜如水，坦然自若，是那樣的安詳、鎮定。
第二，“四地”文化資源有鮮明特色與競爭力。
上饒自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設番縣，有建縣長達兩千兩百三十一年的曆史，積澱了十分豐富的曆史文化資源，其中，最有競爭力的是“四地”文化特色。
一是稻作文化發源地。萬年仙人洞、吊桶環文化堆積層中發掘出的栽培稻植矽石，是現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遺址，把世界稻作起源由河姆渡遺址的七千年前，向前推移到一萬兩千至一萬四千年前。萬年也成為全世界最早的稻作文化發源地。
二是江南移民的聚散地。北有山西大槐樹，南有江西瓦屑壩。鄱陽的瓦屑壩，擁有七百年移民史，與山西大槐樹並列成中國八大移民聖地之首。《明史·食貨誌》、《中國移民史》均記載瓦屑壩移民大事：明洪武年間，江西移民總數達二百四十多萬，而從瓦屑壩集散之移民多達百萬人。“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百萬饒州移民，散落在大江南北。安慶四十萬人，有二十八萬是其後；宿縣一百八十二姓，有一百四十三姓移自鄱陽；武漢有鄱陽街，漢川有江西垸，蘄春有瓦屑壩，四川有移民碑。那麼，小小瓦屑壩，何成移民源？緣由有三：江南魚米鄉，繁衍有根本；戰火未燃地，人丁少作鬼；水斜出通江，水運樞紐地。其時，百萬江西移民，按“四口留一，六口留二，八口留三”之移民定律，長繩縛手，蹣跚離去，背井離鄉。二百萬人繁衍七百年，子生孫，孫生子，繁衍生息。昔日悲壯，造就日後崇高。包括醫聖李時珍、首輔張居正等名人，都是上饒移民之後。時至今日，移民後裔來瓦屑壩認祖歸宗，絡繹不絕。“根親”文化漸成饒信文化一大特色。
三是工業商貿鼎盛地。上饒古稱“富饒之郡”，經濟、文化都曾富有一時，有“江南甲天下，饒州甲江南”之稱。“貨聚八閩川廣，語雜兩浙淮揚”，是對明清時商貿發達、人氣興旺的上饒的形象描摹。那時的上饒，信江水運發達，是一塊經濟鼎盛、物產豐饒的富庶繁盛之地。尤其是手工業、農業、工業、貨運業，更稱一時翹楚。“買不盡的漢口，裝不完的河口”，就把鉛山河口與湖北漢口並稱為兩大著名港口。河口鎮曆史上曾與景德鎮、樟樹鎮、吳城鎮並稱為“江西四大名鎮”。清乾隆年間，河口進入鼎盛時期，閩、浙、皖、贛、川、荊、蘇等貨物集散於此。因造紙業發達，鉛山成為江南五大手工業中心之一。所產連史（四）紙，乃《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北京“榮寶齋”書畫、蘇州“蘇連紀”折扇等印刷專用紙。當時的河口，設有巡檢司、同知署、河口行轅。“舟車馳百貨，茶櫧走群商”，九弄十三街，有兩千多間店鋪。大街小巷，有十八座會館。民間流傳，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還有鉛山，繁榮富庶聚天下之半。此時的河口，已是中國資本主義的最早萌芽地之一。
發達的水運，是當時上饒經濟繁榮的重要條件。唐時，朝廷在鄱陽建有江南最大的鑄幣中心，鑄幣的銅皆由鉛山水運而至。而古代的鄱陽，由於坐擁鄱陽湖，直抵長江，商賈雲集，成“十裏磨刀石，十七裏弄，三十裏康村，四十裏街”之景象，其繁華富庶，亦稱江南之富埠。
工業重鎮德興銀城鎮，唐代即已開始采銀，為曆代銀場。曾歲產十萬，天下二分有其一。從唐至宋，產銀逾億，國庫由此充盈。宋熙寧年間，設銅場，冶銅始興。德興南山塢，有一座一千三百多年曆史的大型采冶遺址。北山坳，則有上百處古代銅采場。金、銀、銅礦產豐饒，德興富甲一方。
廣豐，古代中原入閩的主要商旅通道。這條通道，起點是廣豐的洋口、五都和桐畈，終點是福建浦城縣，全程達一百二十多公裏。廣豐的茶葉、土紙、夏布、黃麻、土糖、山貨、木竹、食鹽、龍泉瓷等，由古道源源不絕運往四麵八方；外地的百貨、布匹、五金也通過這條古道得以進入廣豐。當時的廣豐城，擁有八百間店鋪，而山裏的墟市，生意也十分紅火。當時的廣豐，銅錢鳴響，人氣興旺，景象繁華。由於廣豐人多田少，反使得廣豐人在家謀副業，學藝成風尚；出外闖天下，長年都奔忙，“春天做棕衣，夏天去閹雞，秋天割黃煙，冬天打棉被”，一年四季無閑暇。
四是中國革命的重要根據地。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贛東北革命根據地是中央蘇區的一翼、全國六大革命根據地之一，在軍事、經濟、政治等方麵與中央蘇區遙相呼應，相互配合。同時，贛東北根據地通過辦廠、發行股票、邊區貿易等手段大力發展蘇區經濟，連續多次為中央輸送過大量的金條和銀子。方誌敏創建的紅十軍團被派去中央蘇區，成為中央紅軍的重要生力軍。因此，在紅色蘇區，傳誦著“上有朱毛，下有方邵”的佳話。上饒作為閩浙（皖）贛革命根據地中心，光有名有姓的烈士就達三萬五千多人。
第三，十二種源遠流長的饒信文化內涵。
饒信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華文化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上海博物館、在上海市的中學曆史教科書中，開篇介紹的就是上饒萬年的古文化。
饒信文化，具體講，包含以下十二個方麵的主要內容。
史前文化。中國有五千年文明曆史。所謂史前文化，就是五千年以前的文化。上饒是江西唯一的有史前文化的區域。
自20世紀60年代起至今，考古工作者在萬年縣考古發現了十九處古文化遺址。其中，大源鄉的仙人洞，是至今發現的長江流域最早一處舊石器時代晚期、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遺址，距今約九千至兩萬年；吊桶環遺址在仙人洞側八百米處的山頭上，是仙人洞人類狩獵時的臨時屠宰場。通過這兩個遺址還發現了人類在一萬四千年前就能種植水稻，證實了世界最早的稻作起源就在萬年仙人洞。勤勞智慧的上饒古人類創造了人類最早、最具價值的農業文化和遠古文明，留下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財富與物質財富，惠澤世界幾十億人口。仙人洞和吊桶環遺址是一座光耀千秋的偉大曆史文化豐碑。此外，廣豐的蛇頭山文化遺址位於五都鎮前山村，為越人石穴懸棺，文化積累豐富，年代的上限距今約四千五百年至五千年之間，屬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
理學文化。上饒古代理學思想文化，曾影響了南宋至清幾百年封建王朝的統治思想。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兩個，其一是婁諒。婁諒(1422—1491年)，為明代著名理學家。字克貞，別號一齋，江西廣信上饒人。少年時就有誌於成聖，曾經求教於四方，最後不屑一顧地說：“大家所說的舉子學，並非是身心的學問。”王陽明（王守仁）曾向他求教，並得到“聖人可學而致之”的啟迪。王陽明的心學，曾影響日本為主的東南亞諸國，成為日本明治維新的重要思想依據。其二是朱熹的理學。朱熹（1130—1200年），後人稱朱子，字元晦，又字仲晦，號晦庵，又號晦翁，別稱紫陽。他是董仲舒之後中國的大儒，不僅精通儒家經典，而且熟悉自然科學，是江西四大傑出的名人之一（其餘三人為歐陽修、王安石、文天祥）。朱熹早年出入佛、道。三十一歲正式拜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為師，專心儒學，成為程顥、程頤之後儒學的重要人物。朱熹是中國理學的集大成者，中國封建時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學術思想，在中國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標誌著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更趨完備。元朝皇慶二年（1313年）複科舉，詔定以朱熹《四書集注》試士子，朱學定為科場程式。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科舉以朱熹等“傳注為宗”。朱學遂成為鞏固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強有力的精神支柱。
仕宦文化。名流、仕子、官宦、學者，是古代一個特殊社會群體，以其文化素養、文化格調和文化創造影響著社會，形成一種社會文化效應和文化風尚。上饒曆史名人輩出，上饒的仕宦文化，呈現出“三多”特點：
一是狀元進士多。中國在隋唐以後，通過科舉製度選拔官吏。狀元進士的多少，往往成為一個地方文化是否發達的重要標誌。唐代江西中進士六十人，上饒占了二十五人，占百分之四十多。宋代江西中進士五千四百多名，上饒八百六十二人，約占全省六分之一。從唐至清，從科考走出來的上饒籍狀元十三人，舉人兩千七百一十人，不愧為“才子之鄉”。鉛山有“隔河兩宰相，百裏三狀元，一門九進士”之說，婺源有“兄弟三進士，六部四尚書”之說。至於進士中的前三名——狀元、榜眼、探花，上饒也有很多。鄱陽的彭汝礪，餘幹的何渙，玉山的汪應辰，上饒的徐元傑，鉛山的費宏、劉輝等，都是狀元，在中國曆史上均有一定知名度。
二是學者專家多。上饒古代著書立說，著作等身的學者很多，僅婺源文人學士的著作就多達三千一百多部，其中一百七十二部計一千四百八十七卷被選入《四庫全書》。僅婺源一縣，被《辭海》、《中國文學大辭典》收錄的名人就有三百一十八人。我簡單地梳理了一下，上饒的學者專家、文人墨客主要有：唐代“大曆十才子”之一的吉中孚，唐代詩人、廣豐人王貞白，唐代著名邊塞詩人、鄱陽人陳陶，唐代畫家、久居玉山的閻立本。北宋科學家、德興人張潛，是世界濕法煉銅的創始人。他的專著《浸銅要略》，是世界最早冶銅著作。宋代名人有婺源人朱熹。鄱陽“四洪”，一門四進士，全都出類拔萃。父親洪皓，能詩善文，更是一位英雄，後麵再作介紹。長子洪適（1117—1184年），字景伯，號盤洲。與其弟洪遵、洪邁三人先後中博學宏詞科，人稱詞科“三洪”。洪適官至尚書右仆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使。辭職在家十六年，致力學問，專心著述，不但工文辭，而且是有名的金石家。著有《隸釋》二十七卷、《隸續》二十一卷、《盤洲集》八十卷等，為一代金石學家。死後諡號文惠。次子洪遵（1120—1174年），字景嚴。為翰林學士，官至同知樞密院事，相當於副宰相。學識淵博，喜好收藏，研究貨幣。著《泉誌》，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錢幣著作。幼子洪邁（1123—1202年），字景廬，號容齋，別號野處。宋代著名學者、史學家。所著《容齋隨筆》為宋人筆記最傑出者，是毛主席晚年最喜愛閱讀的書籍之一。
薑夔（約1155—1221年），字堯章，南宋鄱陽人。因曾客居於湖州的白石洞，號白石道人。他能詩善詞，精通書法和鑒賞，具有很高的音樂天賦。他是詩人、詞家、書法家、收藏家，更是音樂大師。20世紀80年代初，國際天文學聯合會以世界文化名人命名水星環形山，他是十五個中國人中的一個，以音樂、文學入座中心位置西經一百零三度，南緯十四點五度，徑四十千米的水星環形山。薑夔所作《白石道人歌曲》，是我國現存從宋保存流傳至今的唯一的自注工尺譜詞曲作。盡管正史中沒有給他應有的一席之地，但民間崇拜者眾多，既流傳了他的佳作絕唱，也反映他的輾轉流徙的生活，後人從中才得知了他的身世、品性和成就。
婁素珍（？—1519年），信州人，明代理學家婁諒孫女，兵部郎中婁性的女兒。婁素珍為長女，嫁給寧王朱宸濠；其妹嫁給鉛山人宰相費宏之弟費宷。婁妃是詩人、書法家。寧王欲造反時，她曾寫詩勸導寧王，可寧王不聽，造反失敗後被殺。寧王臨死前，後悔沒有聽從婁妃勸告。婁妃德才兼備，明智、賢淑、節烈，她得知寧王被俘，不願被武宗所辱，乃全身纏帛，投贛江自盡。信州水南街婁家巷30號“理學舊第”為婁家舊居。
江永（1681—1762年），字慎修，清代婺源人，以課徒為生。他博古通今，凡典章製度、天文、地理、聲韻、鍾律，無所不知，人稱“通天地人之儒”，為乾嘉學派創始人戴震之師，對後世影響深遠。
蔣士銓（1723—1785年），清代鉛山人。自幼刻苦攻讀，長大後作《鳴雞夜讀圖記》，現被收入中學課本。他在北京做了八年七品官。到浙江講學六年，揚州講學三年。返回南昌後，在繩金塔東南麵辟地二十畝，建“藏園”，埋頭著述，有《忠雅堂文集》十二卷、詩兩千五百首、詞三百首、劇本十六種，以《桂林霜》、《四弦秋》、《雪中人》、《香祖樓》、《臨川夢》等為著名。他與文學家袁枚、史學家趙翼齊名，為“乾隆三大家”之一，是清代最著名戲劇家。
齊彥槐（1774—1841年），自幼聰明好學，七歲能文，十四歲入學。中進士後，任江蘇金匱縣令、蘇州同知。他政績卓著。為方便農田灌溉，他創製了龍尾、恒升兩種水車。他更大的貢獻是在天文學方麵，在北京製造了渾天儀、中星儀。後者是一種天文鍾，以機械推動，又稱之為“鋼腸”的發條，可自動報時刻節候。著有《天球淺說》、《北極星緯度分表》等天文學著作。他還精通鑒藏、書法、詩賦，也有這方麵著述。
此外，還有近現代的詹天佑、黃家駟等。至於外地人士到上饒作出貢獻的也很多，如葛玄、陸羽、範仲淹、江萬裏、辛棄疾、李清照、陸遊等。
三是宰相尚書多。上饒曆代共出宰相二十三人，弋陽的陳康伯、鄱陽的洪適、餘幹的趙汝愚、鉛山的費宏、信州的夏言等人，為正宰相；德興的童發、張燾，上饒的餘堯粥，鄱陽的洪遵，廣豐的施師點，餘幹的劉伯正，上饒的鄭以偉等人，為副宰相。這些宰相、副宰相的當世作為及其曆史評價，都是比較好的。
陳康伯（1097—1165年），字長卿，諡號文恭。他與秦檜在國子監同學，鄙視秦檜的為人。秦檜任宰相時，他拒絕與秦檜交往，以清正廉明立朝。秦檜死後，他先任右丞相，後任左丞相，兩次親赴前線，指揮宋軍擊退金兵進攻。金兵南侵時，許多大臣恐懼，紛紛將家眷遷出京城，倉皇逃命，而唯獨陳康伯卻將家眷從弋陽遷到京城臨安，還將宵禁和關閉城門的時間縮短，使人心大定，京城得以安穩。退休後，金兵又來侵擾，孝宗親筆寫信請他出山退敵。他一到臨安，金兵便不敢貿然進兵。因病由子婿扶持上朝，議事時，痰疾複發，退朝至家即逝世，可謂忠心報國，恪盡職守。